试谈贞观时期的法制

唐初贞观时期(六二七——六四九年)在法制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唐太宗贞观时期为我国封建史上的黄金时代,向有“贞观之治”之称。但在唐太宗即位初年,国库空虚,灾害不断,民生困苦,边防不宁,政权很不稳固。当时,“太子(李建成)派”的余党还“散亡在民间,虽更赦令,犹不自安”。“河北州县素事隐(建成)、巢(李元吉)者,……曹伏思乱”。就在他登基后的第二十天,北方的突厥骑兵四十万人,竟打到了长安城郊的渭水便桥,形势十分严峻。怎样收拾这副烂摊子,复兴被破坏了的经济文化,巩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成为贞观朝廷的头等大事。唐太宗在短短的时间里,调动了整个统治集团的积极因素,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     

“顺本体是善,逆本体是恶”:王阳明善恶观辨证

关于善恶,王阳明有着明确的界定:“顺本体是善,逆本体是恶。”其意在于,意念活动随顺心之本体,即是“善”;意念活动违逆心之本体,则为“恶”。由此,“善恶只是一物”与“善恶终不可混”两种看似矛盾的说法就能得以和会:“意之所在便是物”,善恶皆是就意念活动而言,故“善恶只是一物”;“有善有恶意之动”,意念活动于本体有顺逆的分判,故“善恶终不可混”。前者是要反对善恶实在主义,后者则批评了善恶相对主义。而王阳明关于善恶的界定,也涉及如何理解程颢的“善恶皆天理”:一方面,本心发动而有意念,意念发动而有善恶,善恶的分化实为本心流行的天然理则;另一方面,善恶是就心之本体的顺逆而言,而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故善恶皆是基于天理而得以界定。因此,“善恶皆天理”并不是说善恶皆根源于本体意义上的天理,而是说对善恶的界定不能离于天理。实则,如何超越对待之善恶以回归绝待之至善,方是王阳明善恶观的旨趣所在。     

论《管子》的人才选拔标准

在中国历史上对于人才的作用,各家认识基本一致,但对于人才选拔的标准,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管子》在有德者即为人才的基础上,主张大人才观,认为凡有一技之能的各行各业优秀者都是人才;此外,对于以“相”为首的“中央之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史为鉴 励精图治——读《贞观政要》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在位的二十三年(公元627—649年)政绩卓著,历来为史学家所称顷,被誉为“贞观之治”,是我国封建社会里最为突出的太平盛世之一。唐人吴竞编著的《贞观政要》分类编撰了贞观年间唐太宗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的问答、争议和大臣的奏疏,以及政治上的设施等。它和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有关贞观政事的记载相比较,更为详细,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关唐太宗和唐初政治的重要资料。我们认为对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广大中青年干部来说,这是部很值得一读的史书,是可以从中受到裨益的     

初唐政治文化结构分析

本文所谓“初唐”,主要指高祖武德建国迄于 武则天专政改制这一历史时期,凡历高祖、太宗、 高宗三朝,出于论述需要间或略作上下延伸。初唐 三朝中,高祖草创,万事未暇一时毕举,而高宗政 事多因循贞观之旧,唯太宗贞观二十余年功业蔚为 宏观,故不得不作为讨论重点。所谓“政治文化结 构”则指其最高统治集团即君相及主要大臣的文化 构成。不能不承认,最高统治集团是各类社会事业 的组织者、领导者,是社会风尚的向导,其于文化 发展又往往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其文化构成不仅关 乎一朝一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尤其是文 化的发展,而且也会对…     

毛泽东“艰苦奋斗”立国思想探折

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谆谆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艰苦奋斗”是毛泽东同志在建国之初讲话文稿中经常出现的特色字眼,也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的“立国”思想。 初得天下,何以治天下?中国历史上贤明的开国者都曾用心探讨过这一问题。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初年告谓侍臣:“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他的“草创难守成亦难”之见解,去奢省费、澄清吏治之举措,不仅直接造成了唐初的“盛治”,也给后世以鉴镜。     

唐前期的佛道势力与政治斗争

1 隋唐之世,是佛教道教发展的重要阶段。在统治者的尊抑声中,佛道势力互有消长。隋代尊佛、唐代崇道都有功利动机。李唐肇始陇西,联姻鲜卑,军功显赫,以武立国。建立中原王朝之后,其旧门第自然不及山东老牌士族清显,于是,积极标榜关陇门阀相高,唐高祖对裴寂说;“前王多兴细微,间关行陈而后成功。我家陇西旧族,世姻娅帝室,一呼唱义,不三月有天下”。唐太宗亦加炫耀,贞观元年在一次宫廷宴会上,“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张)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狭’”。     

晚明小品的审美特征

小品文是散文之一支,古已有之,至晚明而极盛,其艺术特征也体现得最为充分。晚明小品是在当时启蒙思潮浇灌下蓬勃兴起的,而写传统古文迥然有别的奇花异葩。它以短取胜,短而隽,短而有致,短而有味,所谓“幅短而神遥,墨希而旨永”;它活泼自由,挥洒自如,不拘格套,没有八股气味,没有单一的模式;它浅易流丽,尖新幽默,博采活的语言,绝少陈言腐语,钩章棘句;它是从“原本六经”、“根极理道”的传统文论中解放出来,取得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散文。晚明小品的繁荣在中国散文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三百年后“五四”新散文的兴盛提供了宝贵的艺术借鉴。     

任人唯贤思辨

党的十三大报告将“选贤任能”作为在改革中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鲜明地提到了全党面前。而要真正做到“选贤任能”,就很有必要对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任人唯贤”加以深入地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这一正派的用人传统得到发扬光大。 追根溯源:“任人唯贤” 是产生于原始社会的、具有 原始共产主义美德的用人路线 选用人才,自古有之。自从人类社会产     

古乐府臆札 附:俞平伯先生来信

前言 岁在丙、丁之际,偶成古乐府臆札十一则。甫脱稿,一夕而失之。至己酉春夏之交,复写定,得十篇十四则。因于诣古槐书屋时呈俞平伯师乞正。承平师逐条审读,并以不同意见相示,今悉附于每篇之末,兼致谢忱。 一、战城南 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莫不夜归。 此四句旧说有三解:一、“良臣”指良 将。沈德潜《古诗源》:“思良臣,怀颇、牧 之意也。”余冠英先生《乐府诗选》引申其 义,而释为“善于谋画调度的大臣”。二、以 “良臣”为讽刺语。陈本礼《汉诗统笺》: “此讽今之自命为良臣者。”三。以“良臣” 为“良人”之误。闻一多先生《…     

对启用改革人才的思考

当前,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华要振兴,国家要富强,改革势在必行,已经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势。然而,改革的关键贵在用人,用人之道贵在启用改革人才。古往今来,从孔夫子的“举贤才”,到王充的“人才高下,不能均同”;从王安石的“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到朱元璋的“贤才,国之宝也”,足见,中华民族对于人才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于人才的重视有着优良的传统。那么,在今天,怎样启用一代改革人才呢?笔者认为: 一、启用改革人才,要有识才的本领不具备识才的本领,要选拔改革人才是不可能的。即使在实践中识得个把人才,也是偶然     

尽享卡中优惠

钱财乃有灵性之物，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却也有“你越理财，财越不理你”之尴尬，盖因未把握住钱财之灵性的缘故。知易行难，知易行动正确更难，知道“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是去动手理财；最高的层次则是善于驾驭钱财，让钱财为你工作，打理出财来。     

简论儒家的“中庸”

“中庸之道”之哲学内涵绝非“折中调和”。“折中调和”是在好与坏间取“不好不坏”、“亦好亦坏”值,或在正确与错误之间取模棱两可的立场或态度。这与儒学的“中和”、“中庸”、“中和之道”和“中庸之道”是大相径庭的。至于现代语中的“中庸”一词,已成“折中调和”之代名词,虽有贬义,但属语义学问题,此不讨论。儒家“中庸”、“中和”之“中”即“正”,不一定是中点,也许是“之外”,是恰到好处,无过不及,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     

论唐太宗对宫体诗的改造

宫体诗风行梁、陈、隋三代,至唐贞观时,唐太宗依据儒家政教文学观对其进行了全面改造,变其轻艳柔媚为雅正典丽,以使其更好地为新朝服务。他认为儒学才是经邦治国之至道,是创业守成、作训垂范的思想支柱。儒家“诗言志”的思想必然取代元朝以来所形成的“诗缘情”学说。儒家思想复归,引起了初唐诗歌使命的转变,贞观诗坛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实践了诗歌“劝百讽一”的讽谏使命,逐渐走向注重诗歌辞采的典丽高雅,把诗歌从宫廷引向更为广阔的天地,提倡南北文风的融合,主张文质并重,以文学服务于政教又不失其艺术特色。     

南宋临安府钱牌的缘起及其性质

清代金石考据家张廷济著《清仪阁杂咏》,有诗: [咏临安府钱牌] 几竭中原炉火寒,小朝廷忍说临安。和金自纳千缗易,铸铁宁知一错难。陌短有谁筹左藏,孔方无计变钟官。饶它挂向寻春杖,醉看湖山半壁残。颈联较费解,试为作笺注云: [陌短]即短陌,“足陌”之对称。《抱朴子·微旨》:“取人长钱,还人短陌。”又《金史·食货志》:“时民间以八十为陌,谓之短钱,官用足陌,谓之长钱。”濂按:陌通佰,以不足百钱     

日本文化民族主义批判--从本居宣长到今日的"靖国辩解话语"

日本文化民族主义可溯源至本居宣长。他的“真心之道”基于不辨是非、不分善恶的“主情主义”,他关于“神”的话语建立在对“理”和“善”的否定之上。这些都成为日本保守势力自我辩解、自我免罪的依据,并深深毒害日本民众,成为狭隘民族主义的精神养分,并一直延续至今日的“靖国辩解话语”。     

历史终结了?——从约阿希姆到柯耶夫

二十世纪末 ,美国学者福山提出所谓“历史终结”论。其实柯耶夫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预言了具有精神理念的“普遍历史”的完结 ,而这种有开端和终结的“历史”观念来源于十二世纪的一位灵知人约阿希姆 ,作者通过对“理念”历史来源的追溯 ,对“历史终结”论提出疑问     

唐贞观时期幽州城的发展

<正> 唐帝国建立,版图辽阔,民族融合,“四夷降伏,海内义安”。这是唐太宗继高祖时平定中原后,又以大半生的精力征服或怀柔边境各族,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而出现的统一局面。民族和睦,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北方边塞重镇幽州,贞观时期各民族在这里聚居,向着显要名城发展。本文试就这一时期幽州城发展的史实,做简略的论述。一、唐太宗与幽州城形制的确立幽州治所为蓟城,也称幽州城,城址自魏晋以来没有扩大迁移,但其形制规模至唐代才     

王学主意说论要

一、对“意”之概念的历史考察与心、知、物、性、情等概念相比,意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讨论得不多,但这并不说明这一概念不重要。对意之概念的考察,涉及到意与心、意与志、意与念、意与知、意与情等一系列范畴、命题。一般来说,儒、释、道所言之“意”不尽类同。道家言“意”,谓指意义或意象,属知识论和语言学中的言、意、象之辩,而与人性的善恶邪正无关。王学主意说的意之概念,则基本属于道德论和心理学的范畴,因而与道家所言之“意”干系甚微。对王学主意说的形成、发展有较大影响的是儒、释两家对“意”之概念的诠释和理解。     

首脑智慧的深层较量——《三国演义》用人之道比较谈

《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 ,却提供了有关人才问题的理性思考。作为首脑人物的曹操、刘备、孙权在人才大战中的观念、政策及个人魅力之得失 ,呈现为以下一些规律性涵义 :不拥有经天纬地的人才 ,难以确立改天换地的路线 ,难以实现惊天动地的目标。政策的全方位开放 ,吸引着足成赢家的忠勇智慧之士 ;政策的偶现失误 ,则招致无可弥补的历史性憾恨。说到底 ,是首领人物个人魅力的公开透明的竞赛 ,用人者的风神气度直接作用于人才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