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之收藏及数量

1900年,敦煌遗书的发现,为我国学术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我国学者利用敦煌遗书进行学术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有的学科由此填补了空白,有的改变了状况,有的甚至推翻了某些长期公认的定论。 但是,敦煌遗书发现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中国的时代,许多遗书被帝国主义国家的所谓“学者”、“考察团”窃去,部分为国内官僚地主及私人收藏。因而其收藏特别分散,数量亦不明确,这给敦煌学研究造成了许多困难。并且,敦煌遗书发现已八十多年,敦煌学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对于敦煌遗书之收藏和数量,还不完全明确,甚至许多人对敦煌遗书的数量,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这是极不正常的。现就阅读有关文献所得,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将敦煌遗书之收藏和数量作一简单叙述,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对石达开是否投降的看法

石达开最后在大渡河覆灭,是否投降,是长期以来有争论的一个问题。近年来,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不同意石达开是投降的看法。有的认为石达开自缚投清营是“为了保护‘三军安全’而宁愿牺牲自己的革命行动”;有的认为石达开是在去清营谈判途中“中计被俘”。他们还向投降说提出了一系列的质疑。本文就这些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     

部族是民族共同体发展合乎规律的一个历史形态

<正> 五十年代,我国翻译家将一词译作部族以后,在学术著作中即广泛使用。六十年代初,有人建议改译为“前资本主义民族”。实际上这是译名上的争论,并不是争论这一民族共同体历史形态的有无。然而有的同志却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否认有部族(或称前资本主义民族)这一历史形态的存在。我认为这是与事实不符的,也违背了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     

汉语语序研究要略

众所周知，由于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汉语的语序比一些印欧语的语序更为重要。有关语序的一系列问题，早在五十年代有关主客语的讨论中已经有过争论和研究。八十年代以来，有关语序问题的研究日益得到重视。1．汉语语序的性质。“语序”，有的书上叫“词序”，早在三十年代，张世禄就提出了“凭语序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的观点。随着研究的深入，各家对语序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了。申小龙认为，句子成分次序的安排变化总是以句中一个相对稳定的支点来观察的，这一支点一般是句子的主要动词。动词作为句子结构的语义核心，它所联系的…     

有关毛泽东同志早期思想的两个问题

<正> 一九一九年七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翼代表胡适抛出臭名昭著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下简称《问题》)一文,公开向马克思主义宣战。八月,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给胡适以迎头痛击,开始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著名论战。这年九月一日,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一个“问题研究会”,并拟定和散发了二份《问题研究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章程》究竟站在哪一方面的立场上?有的同志认为,“问题研究会”是在胡适“影响下”发起成立的,“《章程》的主旨,同胡适的口号完全吻合”;《章程》所列一百四十多个问题,有的“本来就是胡适提出的”,有的与胡适的提法是“一回事”,有的比胡适提得“更具体了”;《章程》提出的“问题之研究     

近年来经济犯罪若干问题讨论综述

<正>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领域内的违法犯罪现象越来越突出,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引起了法学界的各种争论。现将近年来法学界有关经济犯罪若干问题讨论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贪污罪1、贪污罪的主体。目前,对贪污罪主体的争论主要是“自行联合承包经济组织中的管理人员”。有的同志认为,这类人员既非选举产生,又非上级任命或指派,也没有受单位、团体的委托,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须“依法产生”的条件,其从事的活动     

《老子》道论的逻辑矛盾辨析

关于老子“道”论思想性质的争论由来已久,至今仍仁智互见,莫衷一是。推本从来,争论总是与文献本身的矛盾有关。然而在研究中人们又往往回避或力图圆融这些矛盾,总试图在相互矛盾的史料中得到合理、圆满的解释,以服务于自己的论点,其结果也总不如人意,甚至解释愈深,失之愈偏。我认为,与其以种种努力圆融《老子》道论中实际上存在的逻辑矛盾,不如客观地     

辩证法、诡辩论与形而上学

对于一条向前奔腾的河流,人们究竟能不能过?怎么过?对于这样一个生动有趣的问题,古希腊哲学家们展开了有益的争论.有的哲学家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有的哲学家说:“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有的哲学家认为:“人可以多次踏入同一条河”.“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这是古希腊伟大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家赫拉克里特的著名论     

论人的全面发展与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

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所有制问题的研究,历来分歧颇大.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人们重新提出和研究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所有制问题时,分歧和争论仍很大,特别是对“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或“社会所有制”问题的分歧和争论更大.近年,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越来越多.一些人不仅坚持马克思所说的“个人所有制”只是指消费资料归个人所有,而且推论说,如果认为这里包括生产资料,那就等于主张私有制,就是为主张私有化的人提供理论根据;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个人所有制”只能是指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并以此为根据认为当前所有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把国有资产分解,分配到每个人手里(在价值形态上),以实现个人所有制.此外,也有的人为了避免“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被用来为重建私有制辨护,而回避这种提法,或者甚至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提法说成是马克思的疏忽、误用或某种借用,而否定这一提法.这些不同的看法和争论都涉及到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所有制的理解问题,也涉及到改革的方向问题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深入系统地重新研究马克思有关未来社会所有制问题.     

论“诗缘情”说

我国古代文论发展至魏晋时期,有一个与传统的“诗言志”说相对的文学新论——“诗缘情”说崛起,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西晋太康作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之说。 自从“诗缘情”说提出之后,丈坛上发生了关于情与志、“言志”与“缘情”的长期争论,各说不一。有的论者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绝然对立,不可调和;有的论者恰好相反,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本是一个东西,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当代普世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和与之相关的“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问题与关于“普世价值”的批判和争论问题,是近几年国内两个与价值研究有关的具有时代敏感性的话题。本文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普世价值”问题研究人手,着重就价值思维的方法和学风建设方面谈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明确提出“公平正义”既是中国也是当代世界的价值诉求。     

柳永思想评价刍议

在宋代著名词人中,柳永是一个争论较大的作家。自有宋一代始,世人对他的评价就毁誉不一,有的称颂他为“名宦”,有的却斥骂他为“无行”文人;有的说他“傲睨王侯”,“厌薄宦情”,有的却说他“薄于操行”……这种争论历经千年,一直延续至今。建国以后,随着理论界政治气候的变化,对他的毁誉也是时起时落,或上或下,这种起落上下大大影响了对柳永研究的深入,也影响到对他的词作出正确的评价。评论一个作家,首先必须了解他的时代和他的思想,否则,我们就很难对他的作品作出比较准确的评价。长期以来,对柳永的评价褒贬不一,对柳永词的研究很少开拓,我们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忽视了他的时代特征,对他的思想缺乏正确的理解。为了正确评价柳永和他的词,本文想结合宋代的社会风尚,对柳永思想评价中的两个流行的观点,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并对柳永的思想作一个初步的探索。     

对社会学研究对象探讨的回顾

长期以来,在社会学争论的问题中,首先碰到的是关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因为研究对象是社会学学科的灵魂和骨架,突破它、解决它,才可能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一) 自1838年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首先提出社会学这一概念并指出它是关于社会的科学以来,学者们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学以及它的研究对象进行了至少150年的争论,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国外关于这个     

有关马列论物质利益的几个问题

近来在按劳分配与个人物质利益问题的讨论中,大家认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物质利益问题的论述,提高了认识;同时也出现了对马列有关物质利益问题的论述的不同理解和不同意见。对这些有争论问题的讨论,将有助于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物质利益观的正确理解,下面谨就个人接触到的对有关马列论物质利益的几个争论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请同志们指正! 一、马克思、恩格斯是否讲过物质利益?     

向往国家统一 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

打倒“四人帮”之后,特别是一九八三年四月举行的首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以来,《三国演义》研究日趋活跃,百家争鸣,新见迭出,蔚为大观。其中关于主题的争论就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热门话题。迄今为止,人们对《三国演义》主题的提法已达十二种以上(包括“文革”以前提出的观点)。 从去年以来,一些同志对主题研究提出了怀疑和否定:有的认为探讨主题就是“主题先行”,有的认为对主题的讨论毫无意义,有的甚至认为主题根本就不存在。为此,我们不能不认真思考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对两种批评意见的反批评

二十世纪反复激荡在中国思想政治舞台上的各种思潮之间的论争 ,大体上都是围绕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而展开的 ,是关于现代化的起因、条件、道路、后果之争。时至今日 ,情况大体依然如此。争论的焦点之一 ,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范式”问题。本文试图回答来自两个方面的批评“现代化范式”的意见 ,并据既有的研究 ,对有关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李时岳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答记者问

问:李先生,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即“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几十年来已成定论的理论概括,自从您提出并进行了重新检讨之后,在史学界引起了注意和争论。我们编辑部也感到,这将是一场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论争,所牵涉的不仅是近代史上的一系列问题,而且关系到现代史乃至当代史的砑究。所以,我们想请您谈谈您提出这一问题的思路和背景。答: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是三十年代学术界讨论社会性质时提出的。当时只是作为一种观点在争论中     

论庶人

关于庶人的阶级问题,实际上关系到我国古代社会性质的问题。但是至今史学界尚有争论;有的同志认为是奴隶,有的同志认为是农奴。我在1956年的旧作《关于殷周土地所有制的问题》(《历史研究》第四期)里认为他们是公社农民。我又引用马克思的话“他们每一个单个的人事实上已被剥夺了财产”,所以断定我国是东方型的奴隶制。现在我这个观点基     

“人化的自然”理论不能解决美的本质问题

美的本质是一个争论了两千多年的难题。而这个难题的焦点又是自然美的问题。为了解开什么是美特别是自然美之谜,国内外一些美学家,运用马克思早期谈到的“人化的自然”的理论,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推动了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但是据我们看来,“人化的自然”的理论不能解决美的本质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人的感觉或感官的形成时,提出了     

关于矛盾的分类

近几年来,哲学界对矛盾的类型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提出了一些引人思考的见解:例如,有的同志把矛盾划分为“以斗争性为主的矛盾和以同一性为主的矛盾”,有的同志把矛盾划分为“能结合的矛盾和不能结合的矛盾”;有的同志把矛盾划分为“对抗性的矛盾与非对抗性的矛盾”,等等。上述关于矛盾的分类是否恰当、是否科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