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摭言》本事嬗变考

唐五代人王定保所撰科举专书《唐摭言》向以记录唐代科举资料丰富著称,史料性强,学术价值高。但作为一种文人笔记,其中也掺入了许多当代人物的奇闻轶事,部分内容是对之前作品相关内容的借鉴和改编,同时也为后代小说家改编、充实和虚构,为元杂剧、明拟话本等提供了较丰富的题材。     

新出土徐浚墓志考述

论证了《徐浚墓志》四个方面的史料价值: 第一,记录了徐氏家族的情况,可以订补史籍记载的阙漏; 二, 记载了开元、天宝期间吴越地区的文人群体活动情况,文学史料价值很高;三, 本志由著名书家徐王 寿所书, 具有较高的书法史料价值;四, 记载了徐浚明经及第与调选情况,具有一定的科举史料价值。     

明清小说中婚姻观念与科举的关系探析

科举在明清社会中占有中心地位,明清文人群体与科举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的生活、思维、心态,乃至一切与文人有关的事情无不受到科举的影响,其中明清时期的婚姻观念也因此形成了固有模式。查考大量的明清小说作品发现,科举与婚姻关联出现的频率极高,类型固定,而这种婚姻观念也对小说的情节起到了稳定的作用。     

论宋元戏曲中文人仕婚观的差异

宋代南戏和元代杂剧所表现出的两代文人之仕婚观念，有着明显的差异：宋代文人社会地位高，他们只求做官，不求做人；为了做官，不惜负心婚变，攀婚高门，他们对待仕婚矛盾的态度是仕高于婚，婚姻是为仕宦服务的，其婚姻带有明显的功利思想，这是宋代科举大盛的一个恶果。元代文人社会地位低，他们只求做人，不为做官；为了做人，他们重婚轻仕．追求理想的婚姻生活，并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这是蒙元中断科举给元代社会道德风尚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宋元戏曲中文人仕婚观的差异，是宋元社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制度、不同道德风尚的形象反映，尤其反映了两代文人尊卑的道德情操和人生追求。     

溪州竹枝词——土家族主位写实

溪州竹枝词是溪州土家族文人在清朝中后期创作的作品,作品追忆了土家族的历史,描写了改土归流后溪州土家族地区的生产劳动、风俗习惯、文体活动等,是诗意化的民族志,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史料价值。     

世俗化·诗意化·情感化——由宋代节序词看宋人的文化追求

通过对史料、作品的分析,论述了节序词所蕴涵的宋人在物质生活上的世俗化享乐化追求,由此进一步探究了节序词所展示出的宋人诗意化人生,即他们在精神生活上的高品质追求,以及从词体本身和宋代文人这一特殊文化群体出发,论证了节序词所外化出的宋人的情感特质。     

《明实录》科举史料价值探析——基于文献学和史学史双重视角的考察

《明实录》包含着3900余条科举史料,它们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记载比较系统和完整,能够建构一个较为完整的明代科举史体系;史料来源可靠,较为全面地保存了明代科举各方面的重要资料;可以补充、纠正其他文献的缺略和讹误。同时,它们还具有史学史层面的价值,通过对史源的增删润饰而形成的科举史料,蕴涵着修史者的撰述意图和倾向、修史当时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等信息,乃是史学史研究的又一重要途径。     

世俗化·诗意化·情感化——由宋代节序词看宋人的文化追求

通过对史料、作品的分析，论述了节序词所蕴涵的宋人在物质生活上的世俗化享乐化追求，由此进一步探究了节序词所展示出的宋人诗意化人生，即他们在精神生活上的高品质追求，以及从词体本身和宋代文人这一特殊文化群体出发，论证了节序词所外化出的宋人的情感特质。     

论刘克庄关于作官与作诗的矛盾价值观

刘克庄在作官与作诗的价值判断与价值取向上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矛盾 :价值判断上重视作诗 ,但价值取向上重视作官。重作诗的价值判断来源于古代对文学价值认识的不断提高 ;重作官的价值判断又来源于古代文人的人生抉择观。而宋代科举将作诗与作官尖锐地对立起来 ,是产生刘克庄矛盾价值观的最直接原因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科举政策变化研究

受宋代宗室政策影响,首批大规模登第宗子出现在南宋高宗朝绍兴年间,主要集中于太祖、太宗的第六、七代孙. 宗子登第的人数、甲第、举数逐渐上升,至南宋时形成专门从事举业的宗子族群,并出现三代连续登第的宗室科举家族. 由于应试人群的特殊性与科目开设的临时性,童子科登科者的资料并不集中,较为零散.《宋代登科总录》所收丰富全面的登科人传记资料与数据,使宋代童子科的开停频率、各朝人数变化、地域分布、登科者待遇、入仕情况变化等得以清晰呈现. 日本、美国及中国的宋代科举研究大致有四种取向:科举制度相关内容的研究,宋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科举人物传记史料的研究.     

论历史规律研究中四个重大问题

探究“历史主动精神”的深层哲理,推动了对规律研究中重大问题的再次讨论。第一个问题,历史规律是否遵循自然规律？这一问题关系到探寻社会规律的方法。长期被忽视的自然规律可能性这一视域可以用来解释历史规律的条件性和主体选择性,也可用来把握社会规律的客观性与具体道路的选择性的统一。第二个问题,规律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这一问题关系到规律与事物基本要素的关系,其解答有助于厘清社会规律孕育、产生、发展的条件。第三个问题,主体能否创造规律？其涉及科学的可能性与选择性、历史活动的“为我关系”“从它关系”、历史活动的“内在价值”“外在价值”、历史活动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等层面的关系。第四个问题,主体如何认识和掌握规律？一些掌握规律的路径值得重视,如从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到可重复的规律、从心理动机到“背后的决定因素”、从个体之力到“社会合力”。     

论晋代的史学与政治

晋代的政治环境既与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及其地位提高有着直接的关系,又与这一时期史学思想的多元发展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政治地位决定晋代史家的历史认识,政治环境决定晋代史家思考历史的立场与角度,政治得失成为他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我们只有将晋代史学与政治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正确认识其发展特色。     

人性史观的解构与唯物史观的构筑

神道史观以“神”和“上帝”来解释人和历史,结果形成宗教神学的救赎历史观念;人道主义历史观颠覆了神道史观的“神”和“上帝”观,建构起历史的“人性”观念,但历史本身却被当作是一个“人-→非人-→人”的人性完善或复归之路。唯物史观则将人道主义历史观的“人”和“人性”从抽象的思辨世界“拉回”于“粗糙的物质生活”,把“人”、“人性”都放置于现实的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中来解析,结果就发现（借助于费尔巴哈哲学）,不是“上帝”和抽象的“人”、“人性”建构着我们的历史,而是现实的人的生产和交往活动在建构着我们现实的历史,从而建立起科学解释历史的观念。     

唯物史观与徽学研究的发展

作为一门新兴而稚嫩的学科 ,徽学的科学内涵、研究对象和学科体系建设还存在许多争议。对此 ,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遵循徽学研究的发展规律 ,实事求是地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和研究。文章认为 :徽学主要是以徽州社会经济史特别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主体 ,综合研究徽州整体历史文化以及徽人在外地活动的一门新兴学科。就学科性质和归属而言 ,徽学应当属于历史学中的专门史或历史文献学研究的范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及其结构层次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创造者,以人民群众为核心的“现实的人”事实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内在地包括了历史认识主体、历史创造主体以及历史评价主体,它们之间有着极为复杂的结构性关联,构成了一个内含丰富的图谱序列。     

论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

中华民族具有高度自觉的历史意识，主要表现在追念祖先、崇尚“古训”、重视“藏往”、维护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和坚持历史评判的崇高性五个方面。这种高度自觉的历史意识以及由此形成的延绵不断的史学传统，是维系中国文化连续不断、百世流传的重要纽带。     

苏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历程及经验教训

苏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包括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有着不同的时代内容,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任务。苏联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存在着国家行政干预过强、忽视民族文化中的人学传统、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等教训。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我们今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普及大有裨益。     

连续、递嬗和“循环”——谈《尚书》的历史变动观念

在《尚书》历史思想中,历史变动观念丰富而重要。《尚书》的历史变动思想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历史是连续而非断裂的;历史是不同朝代（实即新旧时代）的递嬗;历史是某种程度的＂循环＂。它们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政治伦理和道德体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美·审美·审美的史学——立足于美学与史学的交叉点并主要着眼于后者发展的逻辑推论

无论是从逻辑思辩还是经验实证的角度看,美都是可以被区分为历史的和现实的两大类;而对历史的美的把握又主要是通过形象再造的方式来实现.至于美学和历史学一旦能予此以正视,就会发现,这不仅能使自己具获到以往不能具获到的学术成果,而且还能促进自身学术形态的完善.     

遗民张岱历史散文书写中的对象考察

张岱的历史散文书写,代表了清初明遗民历史散文书写的动向和所达到的思想深度。他在追究明朝灭亡多方面的内在原因的同时,从庶民小人物身上看到了民族大义、过人本领和理想生活境界,初步认识到历史脉动的底层力量所在,成为《儒林外史》寄望平民奇人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