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学的叙事性与历史性

从文史沟通的角度,把历史文学统一到追问生活意义的叙事本体论上,把握历史文学背后的历史意识取向,是理解和评价历史文学的关键。历史文学是叙事塑形艺术的一种,其基本内涵就是既占有史料又参照生活的故事新编和文学书写。历史事实本身已然逝去,“回到过去”的追踪固然可嘉,历史文学也不排斥去占有史料、辨析渊源的基本工作,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文学的书写的立足完全在于当代生活,历史意识是历史文学得以成立的根本。当代中国历史文学的书写在历史意识和当代立场方面存在着不少缺憾,不少作品流于历史主义。     

意象的经验书写——曹文轩小说叙事方式解读

曹文轩是当下活跃在文坛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的小说广泛地采用经验书写的叙事方式。文章从自然经验书写、女性经验书写、情感模式经验书写三方面解读了曹文轩小说的叙事方式。     

历史书写元小说的叙事策略——以汤亭亭的《中国佬》为例

美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小说《中国佬》是一部典型的历史书写元小说,集中体现了历史书写元小说的叙事策略。这种小说是将元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结合起来,既采用元小说的多声音叙述、戏仿、拼贴等叙事策略,也采用新历史主义的发挥历史想象、罗列历史事件、传播意识形态等叙事策略。《中国佬》是历史书写元小说的标本,其文学技巧及文学思想值得我们批判借鉴。     

新世纪文学视域下中国形象的诗性书写

中国形象的诗性书写是新世纪文学一种新的表意动向。这种书写实际上是一种重述中国的文学行动，它重构了中国经验与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这种诗性书写是通过回归与激活传统美学而实现的，传统文化精神与美学风格是它的基本资源依凭。美好人性人情、具审美现代性质素的文化乡愁与故乡记忆、具形而上性质的精神境界与意义世界、神秘地域文化与民族神话叙事等形构了中国形象诗性书写的审美意涵；在艺术形式与话语风格方面，这种书写氤氲着一种古典美学趣味，表现出鲜明独特的 “中华审美风范”。从深层文化意味来看，这种书写是新世纪文学关于中国形象的灵魂书写与精神烛照。     

虚实相间 相得益彰——试论赛珍珠小说创作策略

赛珍珠＂中国意象＂的书写方式始终游离于文学的虚构与历史的真实之间。就其真实性而言,赛氏笔下的＂中国意象＂书写是其以亲历者身份审视传统与近代中国文化的结果;而就其虚构性来看,这种书写却又不断增强了其作品的文学性、艺术性和可读性,奠定了她在世界文学的重要地位。赛氏的＂中国意象＂书写让读者游走在真实与虚构、宏观与微观、严肃与想象的小说叙事之中。这种叙事方式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位世界公民所坚持的多元对话和沟通思想,并能从中体会她对中国当时社会各个层面的深切关注。     

置疑与重建——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疯癫叙事的历史意识

疯癫叙事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一道引人注目的景观。作为“有意味的形式”,它们传达出新中国前四十年文学所不曾有过的历史意识,这些历史意识包括历史形态与叙述姿态的开放,将历史作为一种审美修辞对象消费。具体而言,即对历史形态的重新认识、自我置疑的历史叙述姿态、寻求历史认同和重建历史话语意义。将90年代长篇小说疯癫叙事所传达的这套历史意识,放置到中国当代文学历史意识流变的坐标轴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历史意识是在认识到过去文学叙事的局限的基础上,对其做出的有限度的反拨与超越。     

论近三十年女性成长小说中的自叙传叙事

近三十年来,女性作家在书写成长时倾向于以个体真实的生活经历与生命体验为原型,以自叙传的叙事方式来摹写与虚构“我”的成长故事,表现“理想的自我”与“体验的自我”之间的反差。在成长叙事中,主体性别意识的自觉往往与真实的历史情境相融合,女性成长文本与作家的现实经验构成一种相互指涉、相互映照的关系,使自叙传这一叙事方式呈现出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试论中国古典小说及其理论的转化

叙事与抒情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质素,无疑它们是相互关联的,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却会形成、发展为不同的文学传统,这就是中西文学一长于抒情、一擅于叙事的事实。当然,这种对比是就其总体趋向而言的。中国文化其实并不缺少自身的叙事传统,只不过这种叙事传统主要体现在史传形态而非文学形态上,尤其在中国文化发展的早期。由于中国文化结构中的历史意识在早期     

《红旗谱》：“红色”革命历史记忆的历史革命化范本

作为一部新中国“红色”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红旗谱》不仅是新中国革命历史记忆的书写，而且将历史的进程革命化：人物和历史的成长形成了意义的同构。在英雄人格化想象下人物的阶级身份意识步步彰显、清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体现的是一种对于崭新的民族国家现代性想象和合法性确证的叙事范本。     

草根意识与历史叙事——以旧金山华人作家群为中心

草根经验的表述与再现是旧金山华人文学的重要传统,这一传统构成美华文学史的一个不能忽视的流脉。美华草根文学建构了另一种历史,以庶民记忆与经验再现的方式真实地呈现出这种历史书写的草根意识,从而获得表述自我的话语权力。     

危机年代的中国叙事——以《中国的一日》为中心的讨论

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转变的关键时期,1930年代集中出现了诸多中国叙事,折射出有关中国出路、民族复兴的不同思考路径。其中,在所谓“一九三六年危机”时刻,受到苏联《世界的一日》启发而编辑的《中国的一日》,以左翼视野下独特的历史内涵和文化经验,有力地回应了其他政治与文化力量规划的中国阐释。茅盾等人以“一日史”方式书写充满危机的“当下”,通过将“极平常的一日”同步为“革命的一日”,打破了同质的、空洞的线性历史观,为“中国的一日”创造了必要的叙事时间和空间,并将左翼革命进一步渗透进有关日常生活的书写之中。通过《中国的一日》,左翼文化人不仅在危机时刻捕捉到新的历史动力,继而打造出有关中国叙事的有效方式,而且为实现国族建构和现实认同进行了一次广泛性的政治实践。     

性病隐喻与两性身体叙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病”意象探析

性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典型的疾病意象之一，对性病的关注涉及对妓女生活的想象，而性别文化身份的差异在对妓女的叙事上体现为两种不同的身体叙事方式。男性主体的中心意识使文学创作更多地表现为人民伦理的宏大叙事，体现着“民族一国家”的“大意义”；女性的历史边缘处境使女性书写更多地呈现为自由伦理的私人叙事，作为一种“小意义”而存在着。对于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性病，宏大叙事侧重于把女性身体编织进政治、道德、历史的意义圈，强调女性身体的公共性；私人叙事强调性病之于女性的私人经验，呈现女性身体的私人性。     

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传奇叙事的#br# 现代性转徙#br#

传奇是中国古代文学多种文体的整体叙事范式,这种叙事范式在中国电影中也得到了承续。在中国早期电影中,传奇叙事呈现出明显的旧式伦理道德审美的特征。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迭变,这种前现代性叙事范式在审美和表意上也呈现出明显的现代性转换。结合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语境,考察中国当代电影的传奇叙事在重视历史书写的中国叙事诗学中的流变历程,并从这种流变中探寻某种现代性症候。     

理智与情感:为历史“正名”的方法——从刘保昌长篇小说《楚武王》谈起

历史书写中的“最炫流行风”在今天的文化市场上大行其道——用拆解、谐谑、碎片化、戏拟等方式拉平历史的深度,以“傲慢与偏见”来充抵叙述历史的自信,也经由这种时尚化的叙述使历史以“轻松一刻”的形式实现消费欲望的满足.刘保昌的《楚武王》则疏离“流行前线”,以史料为据,正本清源,守正而出新,为历史“正名”,以彰显历史意识、历史理性的写作姿态,以坚持文学之理想力量的叙事激情,以有文化承担的叙事态度显示出对当代历史小说叙事品格与尊严的坚守.     

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欲望化叙事

新历史主义小说引发文坛关注的一个因素是其独特的欲望叙事方式。传统历史小说中,历史的叙事是受控于意识形态的。新历史小说家不再受意识形态的约束,表现出质疑和解构历史的强烈愿望,大胆地呈现个人化的生存、情感、权力、暴力等方面的叙事。新历史小说的欲望化叙事迎合了读者的需求,同时也与西方一些后现代文艺思潮的涌入有关。新历史小说欲望书写多从人性的角度切入,反映了人性解放的追求,一定程度上也窥见了历史的脉搏和精神,但也存在着与传统艺术精神背离,显得较为低俗和肤浅。新历史小说欲望化的叙事方式是短命的,当读者对这种欲望化叙事厌倦的时候,其叙事也自然纷纷转型,新历史小说家们只得寻找新的适合文学创作的叙事方式。     

民族志视野下的乡土叙事——阿来小说的文化解读

人类文化具有不同的模式并演化成对自身社会有价值的风俗、礼仪、生产、生活方式。各种文化模式是不相同的,甚至有完全相反的社会价值观。阿来藏地系列小说处处彰显出藏族文化奇观。他以鲜明的人类学叙事风格,对藏地社会的地域文化进行了一场民族志式的文化书写。阿来通过对地方性知识的描述,藏族文化与文明的"深描"以及边地藏民宗教意识的阐释,使其小说具有一种高度修辞功能的情感力量,成为现代中国人继承传统文化、走出现代困境的重要途径。     

中国传统叙事中时间意识的演变

在中国传统叙事中,人物、情节、时间是三位一体的。早期的历史叙事呈现的是历史规律在时间过程中的客观流变,这与中国古典社会的意识形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唐以后的通俗叙事中,人物、情节在时间的展开中渗透了浓厚的道德与文化意识,其中不自觉的流露了人们在那个时代的一种怀疑意识;明清以后的长篇叙事却凸现了生命意识与自我意识的觉醒,这恰反映了人意识与时代的藕合。整个中国传统叙事中隐含的时间意识,反映出的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一种世界观与意识形态。     

“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民国学者的清史书写

“近三百年”是民国学者在清史书写中使用较多的一种固定表达,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叙事模式。梁启超先生最先对“近三百年”进行历史界定,赋予其反对封建史观、倡导思想解放、服务社会现实等内涵,试图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导,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的清史书写,是这一叙事模式的实际开创者和推动者。“近三百年”历史叙事广泛出现在当时的学术、政治、外交、宗教等诸多研究领域,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史学解释体系,标志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的产生,不仅受到近代西方文化强势输入及中西文化论争的影响,而且与清季民初兴起的“反满”思潮有很大关系。“近三百年”本身包含着清代历史的“前因”和“后果”,将有清一代的兴衰史迹、思想变迁拉伸、拓宽,追源竟流,消弭了朝代更迭造成的历史隔阂,较为清晰地展现了清代历史发生、发展、兴盛、衰亡的完整图景,这比以“断代”叙事脉络更为清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反对封建史观,以“时段”理论冲击了传统的“断代”叙事,强调整体研究的方法,更加注重以史经世,反映了当时学者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历史诸问题的一种方式,代表的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这一叙事模式虽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但转而以中国历史为本位,以历史主动精神反思中国学术、政治与社会,是对清史研究范式的新探索,为当代清史书写提供了理论借鉴。需要指出的是,“近三百年”的内涵随着时代发展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当代学者在使用“近三百年”论述清代历史时,有必要对其时间断限、研究范围、理论内涵等进行重新界定。     

情欲叙事、历史意识与人性书写——以江苏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江苏作家的小说纷纷被改编成电影,在中国影坛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这些根据江苏作家小说改编的电影,或者突出小说中的情欲叙事与身体消费,或者虚化小说的历史意识,或者强化小说的历史意识,或者改编小说主题,完成人性书写,以实现电影与市场、主流意识、导演个体精神的统一。     

论20世纪80年代散文的空间叙事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阶段,它不仅是一种崭新的时间经验,也是一种鲜明的空间体验。20世纪80年代散文以空间叙事的形式表现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空间体验,这种空间叙事蕴含了丰富而又独特的内涵,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气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成就,尤其是以战场与牛棚、广场与工地、乡土与山野等为代表的空间叙事表征了社会主义现代性。从形式方面来说,20世纪80年代散文的空间叙事运用了历史化、政治化和美学化等方法,使20世纪80年代散文的历史精神、政治意识和美学精神,始终洋溢着对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想象与追求。总之,社会主义现代性是20世纪80年代散文空间叙事的总体性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