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验的精神”对“国语文学”建设的促动效应

“实验主义”所衍生的“实验的精神”，是五四“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建设的精神动力和现实杠杆。在“文学的国语”的形成过程中，创造全新“标准国语”的历史任务促使新文学作家不停尝试；在“国语的文学”面临挑战之时，五四先驱以“科学家的试验方法”，以实际成果验证白话文学理论。此外，国语文学价值、国语与文学互动设想的证实，也都离不开“实验的精神”的激励。     

港台“国语”与大陆普通话复合构词的差异

港台“国语”与大陆普通话同义复合词在构词时主要存在两点差异：一是构词语素相同而排列顺序不同，如“牢监／监牢、情事／事情”；二是对同义语素的不同选择，包括对同义名素、动素和形素的不同选择，如“手膀／手臂、恣纵／放纵、温热／温暖”。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是词汇的历史发展和方言的影响。     

《语言文字法》拒绝“国语”名称的原因和合理性——从“国语”好还是“普通话”好的争论说起

很长时期里我国一直以“国语”称谓国家通用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大陆该名为“普通话”所取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就此展开热烈讨论。尽管要求恢复旧名的呼声非常强烈，但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仍坚持使用更改后的名称。文章探讨了个中原因，并结合国外经验对此作了论证。     

从汉语通用语的发展演变看海峡两岸语言关系①

台湾"国语"与大陆普通话在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层面均同早期国语存在明显继承性,两岸语言存在确切的同源关系.它们是汉民族共同语在不同时空发展的两个平等语言变体.肯定两岸语言同源关系时需注意:两岸语言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始自国共两党成立初期;两岸语言的同源关系不受任何外在条件的影响;台湾"国语"在发展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     

"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 之互动的历史成因

导致“五四”新文学运动诞生、成功和发展的因素有很多,笔者认为,“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之互动是其中重要的一条。文章从晚清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外国文学和国语的历史、对文学本质认识的发展三个方面,分析了“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之互动的历史成因。     

论"实验的精神"对"国语文学"建设的促动效应

“实验主义”所衍生的“实验的精神”,是五四“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建设的精神动力和现实杠杆。在“文学的国语”的形成过程中,创造全新“标准国语”的历史任务促使新文学作家不停尝试;在“国语的文学”面临挑战之时,五四先驱以“科学家的试验方法”,以实际成果验证白话文学理论。此外,国语文学价值、国语与文学互动设想的证实,也都离不开“实验的精神”的激励。     

试谈海峡两岸的同义异形词语

以台湾当代小说为语料 ,以大陆普通话为参照 ,考察了台湾国语中与普通话同义异形的词语 ,并根据其内部构造进行分类 ,层层分析 ,最后对形成两岸同义异形词语的原因作出多角度的解释。     

商丘方言中的“了”

“了”在商丘方言中有三种变体。文章描写了这些“了”的意义和用法，并从体貌范畴详细探讨其间的区别和联系。比较它们功能和语义上的不同，可以帮助解决普通话中的一些歧义问题，从而更好地认识普通话中的“了”。     

石门方言中的“把”、“给”、“让”

从共时角度出发 ,通过与普通话进行比较 ,描写石门话中“把”、“给”、“让”的意义和用法 ,重点突出其与普通话的不同之处     

“国家通用语言”应简称“国语”——与钮葆、曹德和二位先生商榷

近年来我国学界要求将“国家通用语言”简称为“国语”的呼声十分强烈,但也有以钮葆和曹得和先生为代表的反对者.“普通话”当年受青睐是因为被视为劳苦大众的语言以及去“国”化趋势使然,有着浓厚的时代色彩.当前在民族国家构建的宏大叙事中,应重新启用“国语”这一简称以形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国人的共同国家认同.此举有助于我国公民教育的落实及汉语雅化导向的确立.语文课程名称亦应相应改变.     

浅析普通话水平测试中的“失言”现象

在现代汉语教学和普通话水平测试中一些学生拿“母语”当“外语”，面对一个简单的话题，却无话可说。这种现象不得不令人深思。造成这种“失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重基础轻应用，过度“规范”的要求等等几个方面。针对这些现象、原因，笔者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改正措施。     

由“舍今取古”现象看华语与早期国语的一致性

华语词汇运用中,经常可以在一个现代词和同义的古语词之间任意转换,着眼于后者,这就是“舍今取古”现象。“舍今取古”现象在实词及虚词中均有明显表现,通过对古词以及古、今词错杂使用这两个方面的溯源,可以发现它们均来自中国的早期国语,二者之间具有完全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是早期国语与华语之间源流关系的最好证明。     

“普通话”改称“标准话”论说

"普通话"一词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称谓,其定义与称谓皆已陈旧过时。"普通话"并非"普通的话",而是"标准的话"。"国语"、"华语"等称谓同样不能概括反映"普通话"之"标准话"特征。"普通话"一词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有其产生过程和历史渊源,随着时代的发展,应以更为科学、严密的词汇取而代之。以"标准话"取代"普通话"正是时事所需,实至名归。     

科学回答“四个之问”的理论价值与根本遵循

“四个之问”是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四个之问”各有侧重又互相联系和渗透转化，其辩证统一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四个之问”的洞察、剖析和回答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回答“四个之问”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使命，要以“六个必须坚持”为根本遵循，增强回答“四个之问”的主动性，从时代大潮流、世界大格局中谋求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     

“拭”“揩”“抹”“擦”“搌”的历史演变与方言分布

“拭”“揩”“抹”“擦”“搌”是一组表“擦拭”的同义词,它们历史层次不同,意义范畴也有所不同.自先秦到明代,书面文献中一直以“拭”为主,清代开始萎缩,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拭”则只保留在古语或个别成语中(“拭目以待”).而“揩”自魏晋以来,一直在缓慢发展,但从没占居主导地位.“抹”“擦”作为后起之秀,明代以来就非常活跃,至今天二者平分秋色.“搌”作为方言词没有多大变化,始终居于次要地位,文献用例甚少.     

试析东北方言中“老……了”结构

“老……了”是东北方言中表达程度的一个常见结构。文章从与普通话“老”对比、语义表达、句法结构、语用价值四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发现“老……了”这种结构具有使用相对固定，表达程度更深，语法搭配灵活，语用表达丰富等特点。     

异口同声:从“东京语”到“京城声口”

1902年,是大清王朝在屈辱中艰难走向新世纪的第二年,也是在日本教育家的启发下,作为“官话”的“京城声口”,被士大夫文化精英阶层中的有识之士,有意识地确立为中国的“国语”,并与国家、民族的统一大业发生重要关联的一年,更是中国的文化教育借助维新变法再起之势,摆脱激进政治的绑架,发生新的稳健的转折的开始.“国语”与国民教育和中国大学的兴起的关系,也由此开始紧紧地连在一起.吴汝纶、严修、王照、袁世凯、梁启超成为“国语”确立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历史性人物.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内,“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大一统”文化观念中,又多了一个“口同声”.     

张扬与觉醒：“民族意识”与“民族文化意识”——台湾“乡土文学”与大陆“寻根文学”之比较

本文运用比较的方法，从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文化等不同角度切入，具体地分析论述了台湾７０年代“乡土文学”运动与大陆８０年代中期“寻根文学”运动在精神文化内涵方面所由表现出来的差异。     

浅谈中国画的“留白”艺术

“留白”在历代中国画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留白”不是简单的空白，是精心安排下的空白，是构成中国画形式美的重要因素，是建立在中国美学基础之上的审美观念的产物。本文从中国画的“气韵”、“虚实”、“意境”与“惜墨如金”四个角度对中国画的“留白”作了分析。     

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和“死亡”艺术观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脱迹于古希腊的酒神祭活动及由此形成的西方民间的笑文化传统。巴赫金认为狂欢节有四个特点：全民性、乌托邦理想与现实的暂时相融性、是笑文化的节日、是对“死亡”获得深切感受的节日。相应地，他的“狂欢化”理论也具有这些特点。他的“死亡”艺术观分析了文学作品中英雄（神）之死、平凡的悲剧性人物之死和怪诞人物之死三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