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村落教化的形式及特点

明清时期徽州村落教化的形式多样，如祠堂、族谱、学校、乡约等。它也呈现出自身的一些特色：村落教化走向生活化和规范化，经商与入仕并行不悖，注重对童蒙的教化，徽商成为地方教化的推动者。这些对徽州村落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徽州民居中的教化场所分析

教化场所是传统徽州民居中极具地域文化特征的场所空间。文章在分析教化场所宗族观念、礼制思想等特点基础上,分别从宗祠、庙宇、院落空间、书院、戏台等五个方面,对徽州民居的教化场所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提出徽州传统村落充满自然活力、亲善情感和精神激励。     

明清徽州妇女群体性节烈行为之主体性因素探究

明清贞节观念几近宗教化，而徽州节烈现象尤为突出。已有研究多针对明清徽州妇女崇尚节烈的外在原因。普遍忽略了其主体性因素。在明清徽州贞节妇女群体性节烈行为的表象之下，其实隐含了暧昧、复杂的动机，其主体性因素主要表现为：对贞节伦理的守护、对家庭责任的担当、对困窘生活的逃避以及留名传世的愿望等若干方面。内、外因素的共同驱动，遂使贞节观念彻底地深入徽州社会，成为一种潮流，明清徽州节烈妇女是宗教化的贞节观念的牺牲品。     

朱熹理学对徽州装饰雕刻的审美影响

朱熹理学在思想领域影响深远,对徽州的影响更"胜于他邑",在徽商作用下"贾而好儒",并具有邹鲁之风;"成教化,助人伦"的理学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徽州装饰雕刻的艺术形式和表现内容,并且引人注目。从审美角度解读朱熹理学所蕴涵的审美取向对徽州装饰雕刻的审美情趣与审美思想的影响,以及对批判继承中国民族文化,发扬徽州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现实意义。     

徽州民居浅析

徽州建筑发轫较早,至明清时期达到了鼎盛阶段,此时的徽州建筑已经形成了具有独特地域文化特征的建筑艺术风格,是长江流域重要的建筑流派之一。徽州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民居与村落遗存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徽州民居的形成有其特有的历史文化原因、经济条件、民居理念及审美特征。有着悠久历史的徽派文化,体现在徽州民居建筑艺术特征中,它不仅具有基于封建儒家伦理纲常的成人伦、助教化的审美功效,同时也具有道家的玄素相间的整体形态,它以自然为基础,以对立统一与线性造型的形式为审美法则,使徽州成为一处别开生面的中国传统文化集散地。     

《新安名族志》编纂的背景和宗旨

《新安名族志》编纂的背景，与徽州宗族的繁荣是分不开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明朝中叶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东南沿海一带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宗族制度的严重冲击以及徽州宗族统治面临的严峻挑战。徽州宗族统治者编纂《新安名族志》的宗旨，不仅仅是“明本宗，纪世系”，更重要的是为了纠正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社会风俗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宣扬和加强封建纲常，以便形成一个尊尊亲亲、雍雍睦睦的社会人际关系，巩固封建宗族制度，加强封建宗族统治。     

明清徽州族产的发展

学术界对明清徽州宗族社会看法不一，本文就作为宗族社会经济基础的族产作了考辩。作者认为，族产在明清时期的徽州从未中断，不过自明中期以后，部分众存族产逐渐转化祠产形式的族产，从而形成了众存族产和祠产并行交叉、一消一长的发展局面。由于族产在明清徽州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它强化了宗族势力和封建宗族关系，巩固了封建统治秩序，对封建制度解体起了阻碍作用。     

明清徽州官府和社会力量对停丧不葬问题的管控与治理

明清时期,各地程度不一地存在"停丧不葬"现象。在徽州府,因惑于风水、贫困无力、习俗束缚等,停丧不葬问题较为严重,对当地的社会风俗、民众心理、礼法秩序、社会经济秩序造成较大冲击。为遏制或消除停丧不葬问题的社会危害,徽州地方官府和社会力量积极致力于管控与治理停丧不葬问题。地方官府主要通过告示提醒警示、设立义冢、经济资助、教化等举措,宗族主要通过族规家法、设立义冢等方式,乡绅士大夫、商人以及普通民众主要通过设立义冢、经济资助、教化等途径,来应对停丧不葬问题。在地方官府和社会力量协同共治下,徽州境内的停丧不葬问题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受各种因素的干扰,徽州停丧不葬这一长期形成的社会弊俗,始终无法根除。     

董仲舒“王道教化论”理路透析

董仲舒以“德主刑辅”的王道教化观和“中民之性”的人性论为理论依据,在对儒家孔孟荀的教化理论和汉初陆贾、贾谊等人重教化轻刑罚的教化思想进行吸纳发挥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系统的王道教化思想。董仲舒的王道教化论重视仁德之施行和封建伦理纲常的教化作用,强调王道必须以教化为大务。这一思想在封建社会中具有继往开来的作用,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对于我们今天以德治国和构建和谐社会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明清时期徽州的乡约简论

乡约是宋代兴起、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得到官府鼓励和推行的一种村民自治的教化组织.在徽州,明代乡约建设倡行于嘉靖五年,极盛于明代后期的嘉隆万和清初的康雍乾时期.其组织形式与徽州本地特有的宗族组织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徽州农村社会的稳定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明清时期徽州乡约运作与管理十分规范,是同一时期全国乡约发展的典范,祁门<文堂乡约家法>、<岩寺备倭乡约>等乡约出现,标志着徽州乡约发展的成熟与完善,它是封建社会末期统治者所倡导的法治与德治、礼法合治的最为典型的代表.     

论唐五代敦煌的民间社邑——对俄藏敦煌ДX11038号文书研究之一

对于唐五代民间社邑的性质及功能，以往学界的研究都集中在丧葬互助、追凶逐吉等实用性方面，研究所据之文书都是以英藏、法藏和国内所藏之敦煌文书为主，还未涉及到俄罗斯收藏的敦煌社邑文书。在俄藏敦煌ДX11038号文书中，有民间社邑的社条、入社状、社司判等三件社邑文书。它不仅反映了社邑是一种契约性组织，而且还较突出地表现了社邑在教化人、熏陶人方面的重要功能及作用。其教化的指导思想是封建的纲常礼教，强调的是尊卑之礼，以礼为先，而后才追凶逐吉、丧葬互助。     

论宋代对图书文献的收集整理

论宋代对图书文献的收集整理陈广胜宋承唐末五代高乱之后，为恢复封建的伦理纲常，推行教化，巩固宋朝的统治，把重视文教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以文化成天下”思想的指导下，对历史文献进行了大规模地收集和整理、编次，客观上促进了宋代文化事业的繁荣，为我国保存了丰...     

明清徽商捐纳之风及其原因和影响

明清时期，商人捐纳已成风气。徽商热衷于捐纳是为了牟取更大的商业利润、保护其财产及其在地方的利益、博取功名以光宗耀祖、免除徭役，而明清社会风气的转变也为徽商捐纳营造了比较轻松的舆论环境。明清徽商捐纳之风对徽商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徽商实现了由“绅”向“绅商”的角色转换和在徽州地方的崛起；其次，徽商商业利润的封建化不利于徽商资本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另外，也给徽州带来了不良的社会风气，败坏了徽州的学风。     

牖民化俗：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地方宗族对太祖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与阐释

为响应与配合官府推行乡约，晚明时期徽州宗族在乡约实践中根据宗族教化和治理等现实需要，对明太祖圣谕六言进行了宣讲、演绎与阐释，这一活动主要由所在宗族的官僚、文人士子等精英承担，乡绅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演绎阐释，或由宗族官僚等精英直接进行，或由宗族直接借用地方官演绎阐释的文本，或吸收借鉴罗汝芳等理学家演绎阐释的文本进行再加工，广泛吸收借鉴前人或时人演绎阐释圣谕六言的成果是晚明徽州宗族比较通行的做法。就文本形式看，晚明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或最终形成独立成篇的文字并收录于族规之中，或将演绎圣谕六言的文字与族规祖训融为一体而成为宗族规训的一部分。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有助于乡族社区的移风易俗、牖民化俗，其终极目标是将宗族所在地乡族社区建成模范乡里，将自身宗族打造成模范宗族。     

明清时期徽州族谱的控制功能

徽州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发展至明清时代,其对族人的控制与管理的功能日渐强化.在这一过程中,徽州族谱的功能也较前发生了变化,由原先相对较为单纯的族史文献发展为过于突出"谱法劝惩"功能的教化文本.明清时期,仕宦、乡绅、商人等徽州宗族精英分子之所以积极参与族谱编纂活动,其主要目的之一即在于利用族谱加强族内控制.以社会控制为视角来讨论明清徽州族谱的功能,似更有助于揭示这一时期徽州族谱的本质.     

明清徽州贞节之风盛行的原因及其社会心理分析

贞节作为封建伦理纲常的重要内容,贯穿中国古代社会的始终。明清两代贞节之风盛行,与其他地区相比,徽州贞节之风尤甚,无论贞节的人数还是“贞节坊”的数量都位居前列。针对徽州地区这一特殊的现象进行个案研究,揭示了明清徽州贞节之风盛行的表现,分析了该现象形成的原因,并以社会心理学的视角,从徽州妇女的心理结构和徽商的直接作用等方面对这种现象作了社会心理方面的探析。     

明代徽州的地痞无赖与徽州社会

地痞无赖活动的猖獗与疯狂，是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徽州社会历史变革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社会现象。本文从剖析明代徽州地痞无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入手，较为详细地罗列了明代徽州地痞无赖在徽州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猖獗活动的种种表现，并着重揭示了地痞无赖活动对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徽州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指出，处在明代中后期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地痞无赖作为社会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恣意横行的结果，直接污染了社会空气，扰乱了社会秩序，助长了官场腐败作风，阻碍了徽州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造成了整个徽州社会的混乱无序状态，加速了明王朝走向灭亡的步伐。     

明清徽歙才媛闺秀生活透视——从《歙事闲谭》著录之女性创作谈起

古徽州在文化史和文学史上都有着极醒目的位置,徽州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是程朱理学滥觞之地,家族制下的妇女们用她们独特的笔触诠释了中国的妻性文化,展露自己的内心世界。《歙事闲谭》中所录才媛闺秀们的作品大多为狭窄生活空间的狭窄情绪内容的吐诉,既少广阔的现实性与深厚的思想性,更缺乏男性作家笔下所富有的历史深度和表现力度。她们用清辞丽句抒写了自身的生命形态,体现了她们的价值观念,展现出中国古代传统妇女文学承负某种教化功能的典型意义。     

礼教对女性人生的设定及其用意

《礼记》等儒家礼学典籍,记录创制了中国礼教文化。旧时女性在娘家与婆家,人生两个阶段分别受到不同家庭文化背景、不同礼学内容的教化,承受了沉重的人性压抑;但也派生出维护封建家庭稳定、教育子女成功的正面作用。礼学教化培养出的婆母,为维护家族利益而维护礼教和宗法,进一步维护了家族稳定。礼教的设定意在对社会结构以家族为基础的宗法社会予以支撑,从而有效地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唐宋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之研究

唐宋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而在这些成就的取得的过程中，女性的功绩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妇女在社会经济方面所起的作用更为巨大。在中国古代封建宗法制度统治下，妇女除了受封建君权、族权、父权这“三座大山”的压迫之外，还要承受封建夫权的压迫。在这些压迫和束缚下，她们既要完成人类繁衍的使命，又要与男子一道分担社会生产的重任。尽管如此，她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作，千百年来默默地不辞辛劳地完成着这些伟大的任务，进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