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苏轼词《念奴娇·赤壁怀古》

苏轼是宋代的大文学家,诗、词、文等都有卓著成就。在词方面,他首创豪放词风,对后人有深远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他首创豪放词风的代表作品,历来脍炙人口,为人们所传诵。“四人帮”以所谓“儒法斗争”模式对苏轼及其作品妄加种种罪责;粉碎“四人帮”后,也还有人认为《念奴娇》这首词是“豪放的躯壳里装着虚无主义灵魂”,宣扬了     

试谈苏轼的思想

苏轼是我国北宋时期一位有影响的作家。由于他的思想比较复杂,所以对他的评价一直是众说纷纭的。在“四人邦”大搞文化专制的时候,用所谓“儒法斗争”的公式概括一切领域的问题,一些“邦用学者”说苏轼是“两面派”,是“投机派”,于是苏轼的面目更加不清楚了。如何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正确评价苏轼的思想及其文学成就,是我们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肃清“四人邦”流毒的一项课题。下面谈谈我们浅薄的看法,供同志们讨论,希同志们提出批评。     

谈有关韩愈的几个问题——揭穿所谓“儒法斗争”中的一个骗局

几年来,“四人帮”借批儒评法之名,行篡党夺权之实,捏造“儒法斗争贯穿两千多年”的谬论,大搞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四人帮”的反革命喉舌梁效、罗思鼎之流主观地提出什么“革新与守旧”、“统一与分裂”、“爱国与卖国”、“任贤与任亲”等这样一些问题作为“儒法斗争”的标志,不惜采取歪曲、篡改历史的手段来编造所谓“儒法斗争史”。     

试论《诗经》中有关恋爱婚姻的诗篇及其评价问题

《诗经》三百五篇中,有关恋爱婚姻的诗篇占有很大的比重。正确评价这一部分诗篇,是诗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前几年,在“四人帮”大刮以儒法为线评价古代作家作品的黑风时,有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受了这股黑风的影响,在进行所谓“诗经问题上的儒法斗争”的研究中,全盘否定了《诗经》中的恋爱婚姻诗篇。他们认为,这一部分诗篇“反映了没落奴隶主贵     

“赵高亡秦論”是对历史的篡改

一九七四年夏季以后,正当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即将召开,四届人大正在积极筹备之时,“四人帮”突然对所谓“儒法斗争”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江青亲自出马,大肆鼓吹什么“儒法斗争二千多年”,并特别提出了秦汉之际的所谓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问题。于是“四人帮”的御用文人纷纷蠢动起来,梁效、罗思鼎、唐晓文等争失恐后地拋出一篇又一篇黑文,仰承江青的鼻息,以研究秦王朝为什么“二世而亡”为幌子,肆意篡改历史,炮制了一     

评所谓“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四人帮”篡改马克思主义路线斗争理论的铁证

所谓“儒法两条路线斗争”,是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四人帮”的一大发明。他们曾经挥舞着这根魔杖,把古今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搞得混乱不堪,把马克思主义路线斗争理论篡改得面目全非,把广大革命人民的思想搞乱。罪恶累累,为害极大。“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炮制者“四人帮”一伙,曾大言不惭地宣称过,他们这个观点     

要正确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谈对欧洲哲学史的研究工作

“四人帮”对外国哲学的研究工作的破坏是很严重的。因此,揭批“四人帮”对欧洲哲学史研究的破坏,讨论外国哲学史的方法论等问题,很有必要。 众所周知,前几年“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目的,掀起了一股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浪潮,并以此取代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对中国     

影射史学的黑样板——评某教授所谓“史学样板戏”的思想体系

我校某教授在过去的著作中反对过孔丘,人们对此有过正确评价。但自一九七四年夏季以后,在“四人帮”利用儒法斗争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甚嚣尘上之际,他却极力揣摸“四人帮”的意向,亦步亦趋。特别是在“四人帮”覆灭前的一九七六年上半年,他声言:“文艺有样板戏,史学无样板戏”,打算搞“史学样板戏”,作为进一步投靠     

宣扬唯心史观就是为了篡党夺权——批判江青在批儒评法中的谬论

批林批孔。批儒评法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斗号令,它对我们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动思想。肃清孔孟之道的流毒,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为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服务,是有好处的。但是“四人帮”反党集团却接过革命的口号,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打着批儒评法的旗号,疯狂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起进攻。他们鼓吹唯心史观,大搞实用主义,歪曲历史,为其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早在批儒评法的群众运动刚开始时,“四人帮”中的重要成员江青就别有用心的抛出了     

韩国高丽文学对苏轼及其诗文的接受

尽管苏轼对高丽持雅拒态度，然而顺应高丽与北宋的文化交流，韩国高丽文学全盘接受苏轼及其诗文，形成“苏轼热”。其原因在于高丽重儒崇文的政治体制，苏轼敢于直谏、豁达入世的品格，苏诗的气质与文人的推动等。高丽文学着重是从苏轼诗文的题材、禅宗思想、化用典故、借用诗韵、活用诗句、摘用词语等视角入手接受苏轼及其诗文的。     

論曹植及其作品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搞假批孔,假评法,借口尊法反儒,大搞阴谋文艺和影射史学,在思理、理论上造成了许多混乱。在一部文学发展史就是“儒法斗争史”的谬论影响下,为了千方百计地把某些人尊为法家,在文学史上抬高其地位,就不惜把另外一些作家打入十八层地狱。建安时代的作家曹植就因此被人罗致种种罪     

批所谓中国近代“儒法斗争”

“儒法斗争贯穿两千多年,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这是“四人帮”利用批儒评法,大搞影射史学,进行篡党夺权活动而制造的一个无耻谎言。他们为了把这个谎言说成是真理,继承了买办洋奴胡适的衣钵,大搞实用主义,把历史看成可以任意摆布的一百个大钱,硬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说成是两千多年来“儒法斗争的继续”。并且在他们     

苏轼“无意为文”说略论

苏轼“无意为文”说略论祁海文“无意为文”是中国古代文论中影响很大的一个理论命题，它盛行于两宋文论，其间，北来文学大家苏轼倡之尤力。苏轼的“无意为文”说出入于诗论、文论、书论、画论之间，体现着他对文艺创作一些重要的规律性问题的精妙见识，不仅对两宋文论影...     

批判“四人帮”虚构“儒法斗争史”的罪行

“四人帮”为了宣扬“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大搞影射史学,贩卖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虚构出一部所谓“儒法斗争史”,疯狂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的反动逻辑是:历史是儒法斗争的历史;儒法斗争史就是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历史;儒家都是复辟派,法家都是反复辟派,以此影射攻击     

“四人帮”是怎样利用王安石变法大造反革命舆论的——评罗思鼎《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斗争的演变》

《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斗争的演变》(原载一九七四年第二期《红旗》杂志,以下简称《演变》),是“四人帮”的御用文人罗思鼎借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以所谓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为名炮制出的一篇黑文。该文尽管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又披上一件学术外衣,内容也遮遮掩掩,含糊其词,但“四人帮”利用王安石变法大造反革命舆论、搞反党阴谋的恶毒用心,仍灼然可见。     

“四人帮”历史模式的翻版——评某教授的所谓儒法的“根本区别”

在“四人帮”古为帮用影射史学的吹鼓手中,我校某教授是个颇不寻常的人物。他不仅亦步亦趋,处处跟着“四人帮”的调子唱,而且还经常搞点“发明创造”,挖空心思地炮制出一些新货色,给“四人帮”的反动史学体系补空堵漏,为他们利用史学大造反党舆论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所谓儒法两家的“根本区别”在于“法家是‘厚今     

活剥历史,古为“帮”用——评梁效、康立的两篇黑文

活剥历史,古为“帮”用,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是梁效、康立之流一贯使用的卑劣手法。在他们刮起的那股批“宰相儒”、批“现代大儒”的妖风中,康立带头炮制了一篇《汉代一场儒法大论战》的黑文,无中生有地把汉代的著名政治家霍光打成“汉代奴隶主残余势力的思想代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的黑后台。”接着梁效也抛出了一篇《读<盐铁论>》的黑文,变本加厉地把霍光打成“因循守旧、顽固不化”的“大儒家”,     

封君和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批判罗思鼎所谓“奴隶制残余势力复辟”的谬论

战国时期,农民和封建主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形势是怎样?儒法斗争的阶级内容又是什么?这是很值得探讨和深入研究的问题,也是在批判“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罗思鼎所谓“奴隶制残余势力复辟”的谬论时,必须认真加以解决的问题。为了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就有必要对问题的关键——我国封建社会封君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作较专门的探讨。     

汉文系研究生班举行苏轼讨论会

我院汉文系研究生班于近期举行了苏轼研究学术讨论会,对苏轼的政治、哲学、文艺思想及其作品风格进行了比较广泛的探讨。讨论主要集中在对苏轼政治思想的评价上,一些同志认为,苏轼政治思想的主要倾向是保守的。有的同志通过对北宋社会状况和王安石变法的分析,认为苏轼不应该反对王安石变法。同时认为,在为苏轼恢复被“四人帮”诬陷的名誉时,不能矫枉过正,连他的错误也全盘肯定。《谈苏轼的爱民思想》等三篇文章认为,贯穿苏轼一生的根本思想,是对国家对人     

驳“四人帮”关于秦代“黔首”和农民税役负担问题的谬论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不择手段,歪曲历史,影古射今,欺世惑众,用心险恶,流毒甚广。他们御用的梁效、罗思鼎等写作班子,炮制了大量关于历史方面的毒草文章,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这些文章把所谓“儒法斗争”提到支配一切的地位,以“儒法斗争”代替农民对地主的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主线;以所谓法家的帝王将相代替人民群众,作为创造历史的动力。他们虚构了一个宣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