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治乡：项目制基层执行中“规则转化”与治理

专项转移支付已经成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重要形式，项目制成为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目前研究存在“制度”与“利益”两种分析框架，两者对项目制价值的整体判断有着尖锐的对立。本文以“乡镇”为项目制的研究起点，用“变通”理论观照项目制的基层执行，把项目制在基层的执行要素分解为四个方面：制度、结构、关系和技术。本文认为，项目制执行除发包部门的官僚制运作外，还必须经常性地转化基层权力系统和启用社会机制，才能有效提升项目的执行力和实现项目的最终落地。     

国家政权建设与项目制的形成及演变

作为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机制,项目制的形成和演变可以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进行讨论和把握。中央政府于1993—1994年启动的财政体制的分税制改革改变了传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企业关系等,而项目制的形成就是这项改革措施的一个重要结果。在1994—2002年这段时间内,国家通过《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的颁布、修正,初步建立了分税制改革的相关配套机制,完善了转移支付制度,而随着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规模的扩大,尤其是专项转移支付规模的急剧扩大,项目制也开始超越财政分配领域而演化为一种自上而下进行工作部署、任务实施的国家治理机制。2002年以来,由于项目制的实施并没有显著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甚至导致了政府运作异化、官商勾结等诸多意外后果,中央政府又对项目制的基本形式——专项资金以及专项转移支付制度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和规范。项目制的这一形成和演变过程反映了中国国家治理进程中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深刻矛盾,而如何回应这一矛盾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项目制的后续发展。     

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

作为新双轨制的增量部分,项目制旨在通过国家财政的专项转移支付等项目手段,突破以单位制为代表的原有科层体制的束缚,遏制市场体制所造成的分化效应,加大民生工程和公共服务的有效投入。以项目制为核心确立的新的国家治理体制,形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级治理机制,并对基层社会产生了诸多意外后果。项目制所引起的基层集体债务、部门利益化以及体制的系统风险,对于可持续的社会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     

分税制财政体制法律调整原则的探讨

要实现对分税制财政体制有效的法律调整,必须始终贯彻整体以支定收原则、地方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相对统一原则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恰当原则。整体以支定收原则体现了财政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界线,保证了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公共性;地方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相对统一原则维护了地方各级政府的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中央转移支付恰当原则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财政关系的连接点,维护了中央政府的调控权,确保了整个国家的政府收支活动的统一性、整体性与和谐性。     

项目制如何形塑农村基层治理

税费改革之后，支农资金落实或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越来越多采取项目制形式。项目制深刻形塑着农村基层治理。从条线控制来看，通过专项资金管理、专项资金的配套机制和项目落地的组织保障，确保国家支农资金用于农村基层；从分级运作来看，项目制在一定程度上重构着县乡村关系，中央的各种惠农项目大多在县级各个部门汇集，强化了“以县为主”的公共产品供给格局，强化了县级职能部门与村庄的联系，弱化了乡镇政府在项目运作中与村庄的联系；从技术治理来看，项目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但也存在着重效率轻公平、对乡村两级组织激励不足、民众参与缺乏等众多问题。项目制在农村基层治理中仍有较大改善空间。     

当前农民负担“锁定”：基于对分税制缺陷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分税制改革是在中央政府主导下,旨在摆脱“国家能力”被削弱的窘境而实施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它使我国财政管理体制走上了规范化发展的道路,对发挥财政的经济管理职能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分税制的运行加速了地方政府（或基层政府）规模扩张,加剧了地方（基层）财政困难程度,成为农民负担难以减轻的重要制度原因。规避分税制所引致的问题,重新厘定中央政府角色、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至关重要。     

中央聚合—地方封闭政策体制及其更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资源再造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重视政策体制。中央层面的政策体制具有“聚合”特点,具体形式是：关键个人及其公共能量场驱动建立完全政策议程,以党中央为核心统合凝聚、高位推动形成政策方案,以“程序合法+体制合法”双重检验政策合法化。地方层面则呈现“封闭、参与不足与自循环”特点,一方面,“自上而下压力传导、自下而上政绩显示、由外而内要求输入、由内而外价值输出”是其生成来源;另一方面,又在自我强化中促使地方治理陷入路径依赖和锁定,成为地方治理现代化的阻力。因此,在迈向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中央层面的聚合型政策体制需要保持,而地方层面的封闭型政策体制需要改进,一种可行路径是向“有限开放”与“有序参与”转变。     

政府雇员制倒逼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

“政府雇员制”是政府以市场化运作方式雇用急需人员服务于公共事务的人事管理制度。作为地方政府改革的制度创新,政府雇员制在突破公务员的永业制、改变人事管理体制、实现技术精英管理等方面给公务员制度带来极大冲击。在中国实行政府雇员制,是政府改革的需要,也是满足政府职能动态发展和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其具体实施需要制度的科学定位与法规政策的完善。     

财政分权下的土地问题

当前,城市非理性扩张,房价不断攀升、土地市场秩序混乱等问题日益凸显,这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土地市场行为.大多数学者在财政分权制度下分析土地问题,通常关注的是地方政府间横向竞争对土地问题的影响.本文关注的是中央与地方纵向财政竞争下的土地问题,地方政府利用信息优势来对分权的边界进行事实上的调整,通过体制外收入扩大了自己的财政份额,来弥补中央政府所确定的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重新对财政权力进行分配,将非正式资金纳入到国家正规的税收体制中来,使得地方政府进一步寻找新的体制外来源化解中央的压力.正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导致地方政府依赖非正式资金体系来获得可支配收入,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土地财政,土地逐渐成为地方政府获得非正式收入的最重要的渠道,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土地问题.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是当前严重土地问题的深层次的制度根源.     

项目理政：县域治理激励机制的视角

激励是单一制行政体系非常重要的工作机制,是政策过程的动力来源和润滑剂。基层政府位于单一体制的底端,面临着多重约束：基层政府的低治理权、有限的财政、强化的监察、强社会嵌入性。这些约束条件导致基层政府的弱激励现象。本研究以S市为例,S市作为中部地区的县级市,全面运用项目制,规避现实的约束条件,克服科层制的弱激励缺陷,调动积极性。相对于科层制常规工作,项目制以增量工作为主,从而有利于化解存量工作难以激励的难题;项目制重在“谋划”与包装,从而有利于化解基层被动式治理模式下难以激励的困境;相对于基层职责不清、奖惩难以施行的特点,项目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和标准,从而有利于制定清晰的激励标准。本文也进一步讨论了实施项目制的局限性。     

利益差别与政策博弈：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另类解读

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是两者之间关系的核心内容。双方对利益最大化追求的过程,就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政策博弈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进行利益博弈的一种重要方式。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的过程,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利益博弈过程。本文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客观存在的利益差别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政策博弈,提出了相应的制度创新举措,谋求更好地规范中央与地方博弈行为,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均衡,协调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     

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影响因素分析

政府职能的广度和深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生产社会化程度等有着紧密的联系,社会化水平越高,政府干预经济的广度和深度就越有扩大和加深的趋势,只是不同体制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存在差异而已.不同制度结构的国家,社会发展和公共需求的表达方式不同,必然导致经济和社会管理模式的差异性,也将导致地方政府职能差异.政府的目标决定着政府行为的选择及政府功能的转变.在不同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架构中,地方政府承担的职能也将有所不同.换言之,地方政府职能必须在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进行把握.     

改革财政体制,理顺国家与省、市、县(区)的关系

实现江苏财政发展战略,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特别要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其中,改革完善财政体制,理顺国家与省、市、县(区)的关系,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策。财政体制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职责、权限和收支范围划分的制度。简单地说,是财力和财权分配的制度。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制度。正确合理的财政体制,既有利于国家的集中统一,又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財政体制大体上分为中央与省(市、自治区)、省与市县、市县与乡镇三个层次。在三个层次中,中央     

东西部协作项目制：运行逻辑、实践困境与治理路径

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以“中央统筹、地方协作、基层落实”为核心要义的东西部协作项目制在中国政府治理过程中具有较为深厚的制度渊源。相较于普通项目制,东西部协作项目制具有明显的“央地联动”“东西协商”“基层协同”特点,由此呈现出“统筹式发包”“协商式打包”与“协同式抓包”的运作逻辑。但在实施过程中,会产生项目资源分配不够均衡、目标定位不够精准、利益联结不够完善和监督机制不够健全等困境,让项目有序运转中的公平与效率、项目持续发展中的输血与造血、项目梯度转移中的数量与质量难以兼顾。因此,如何让依附、嵌入但又超越科层体系的东西部协作项目制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发展,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中有所作为,值得进一步探讨与反思。     

我国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主要特征

正确认识我国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主要特征,对确保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意义重大。我国各级、各类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主要特征是不同的:高级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主要特征是整体性;中级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主要特征是创造性;基层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主要特征是坚定性;试验区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主要特征是科学性。     

典型单一制国家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模式及启示

在典型的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划分较为清晰.中央政府主要通过垂直管理的分支机构来履行自己的职责.根据中央政府、由中央部委垂直管理的分支机构、地方政府三者间的关系,大致可以把单一制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分为垂直管理模式、中央代表模式、合一模式、混合模式等四种类型.借鉴其他国家尤其是典型单一制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路与做法可知: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时,单一制国家与制度性分权可以兼容,应强化地方政府对民众的责任机制,加强法制化,在某些领域内实行垂直管理.     

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的博弈行为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由过去以行政组织为主要基础的行政服从关系转向以相对经济实体为基础的对策博弈关系。财政包干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由过去的强制关系向协商契约关系转变,中央相当大部分的财政收入通过与地方谈判获得,形成放权让利的新局面,其博弈模式的均衡是中央政府采取下放政策而地方政府以对抗的对策回应,导致中央财政能力弱化。而分税制是对财政包干体制的根本否定,其着眼点是逐步收回向地方下放的权利,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博弈模式的均衡为中央集权而地方对抗的局面,中央采取“以牙还牙”策略,而地方政府的理性决策总是对抗中央政府,其结果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中央财政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大幅度增加     

从弹性化走向刚性化：压力型体制运作变化的表现、影响与优化

压力型体制从弹性化走向刚性化的运作变化是对随着当代政治实践发展而衍生的新的地方政府运作特征的总结概括,它的变化集中体现为运作过程技术化、硬性指标过密化、考核方式综合化和监督问责跨级化。压力型体制运作刚性化是中央加强对地方控制的产物,职责同构、属地管理、党政体制和政治伦理作为支撑结构构成压力型体制运作刚性化生成的具体实践进路。尽管压力型体制运作刚性化有利于增强上级组织动员能力、提升基层治理规范程度、提高基层政策执行成效,但是这一变化也导致乡镇权责失衡不断加重、拼凑应对逻辑日益盛行、干部避责行为滋生蔓延。对此,需要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目标引领下,构建"常规事情常规做""、上级责任上级担"与"公共事务公共督"的优化路径,不断调试横向党政关系、纵向府际关系与外部政社关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继续推动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转变。     

我国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财政体制选择

事权的内在本质是公共服务职责.事权的划分是各级政府职责范目的划分和确定,它是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依据,并在财政体制中居于主导地位.中央与地方政府闻事权划分应根据事权的内涵,按"受益、效率、技术"原则来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程度不一,财政能力差异较大,中央集中一定的财力对于保证中央的权威和平衡地区间差异是必需的,因此,财力与事权相匹配模式仍应坚持间接匹配模式.应改自治模式的省管县为命令模式的省管县,中央政府直接参与到省以下财政体制的制定中去,由中央政府通过法律的形式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范围.应该有条件地赋予省级政府和计划单列市政府部分举债权,在省以下财政体制模式选择上,本文倾向于选择命令式模式,但建议给予省级政府相应的选择权.应该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尤其是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规范转移支付方式,尝试建立横向转移支付制度,保证地区间财力均等化和各级政府事权与财力的真正匹配.     

社会保障建设和财政体制改革

从社会保障建设的角度看,现行财政体制主要存在着两大缺陷,一是未将社会保障列为重要的支出项目,二是未能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责进行科学的制度化划分,由此产生了许多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利的影响。因此,要建设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必须结合财政体制的调整和完善,合理确定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明确划分中央、省级、省以下各级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责,并根据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逐步构建起有利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财政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