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格尔哲学的“历史感”

恩格斯曾经指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平行着,而后者按着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在人类思想史上,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问题在于,黑格尔哲学"历史感"的具体涵义是什么?为什么他能够充当人类思想史上这光荣的"第一个",亦即他的"历史感"形成的因素有哪些?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系统论述.     

“中国学”的本土化

"中国学"本土化需要特别重视四个问题:第一,要破除"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方中心主义"曾经在西方学术界相当流行,把欧洲(主要是西欧)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和主要动力,"欧洲的一切都是普遍的";"把自己看成是若干文明之中最卓越的文明,认为自己是文明世界,并把这种长期积淀的文明优越论、价值观和偏见"强加于人",形成"话语霸权"."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就是把西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和发展道路普遍化的思维模式.中国学术界在上个世纪相当长的时段内,对西方理论就是盲目信从和生搬硬套,从而产生一味模仿的"汉学心态"和唯汉学是尊的"汉学主义"风气."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就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它将近代英国走过的经济变迁道路视为普适性的经验,因此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定位在寻找这种"普遍道路"发生发展的蛛丝马迹,或者拷问它为什么没能在中国发生的原因上.即便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我们仍大量使用来自西方的知识体系,用西方的逻辑、观点解释中国与世界.学术主体性的严重丧失,导致我们在观察中国和世界的理论中处于"双重失语危机".     

海外人类学的乡土中国研究

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封闭的中国大陆使海外学者无法到内地来研究中国,而只能通过对台湾和香港的田野调查来研究汉人社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人类学对大陆乡村社区的研究蓬勃展开。这些立足于村落的田野实践,阐释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解析了乡村发展的道路与方向,也浸透了学者们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理解和对民生民情的深切关怀。     

从“传统”到“现代”:汉学形态的历史演进

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异质文化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它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在汉学发展史上,传统汉学(Sinology)和现代汉学(Chinesestudies)是两种汉学形态:传统汉学从18世纪起以法国为中心,崇尚于中国古代文献和文化经典研究,侧重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人文学科的探讨;而现代汉学则兴显于美国,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侧重于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军事、教育等一切领域,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以上这两种汉学形态既在演进中不断丰富发展着自己,又在日趋融合中创造着能够融通两种模式的汉学形态,这就是21世纪汉学发展的前景。     

“中国模式”的国际比较与历史演变

"中国模式"是中国历史传统与世界文明融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的、尚在探索的道路。从国际横向比较和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纵向演变角度探寻"中国模式"的独特之处: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混合经济模式、以党内民主为特征的威权政治模式、基于关系的社会结构模式是"中国模式"的核心。"中国模式"的形成既是文明方式的更新也是历史的延伸,历史与传统的差异使各民族与国家造就各自的发展模式和文明形式。     

汉学文化理论:一个有待开发的学术领域——“汉学文化理论研究栏目”代序

新世纪以来有两股强劲的学术新潮:一是文化理论研究,二是国际汉学研究,它们各擅胜场,各有读者,但彼此少有沟通,这对于两者来说,都将是莫大的损失。本文以汉学之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和他者为例,试图证明,汉学与文化理论具有本质性的联系,或者说,汉学天生就是一种文化理论。而且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全球化以及必然跟进的中国文化的全球化,汉学家的目光将扫荡中国文化资源的方方面面,以解决当代文化理论的种种疑难,那时汉学将是全方位、全时间的文化理论。目前我们需要沟通汉学和文化理论,开辟"汉学文化理论"这样一个新的学术领域。     

宗族、民间权威与纠纷解决——明代乡村秩序模式的人类学分析

日本学者中岛乐章以保留存世的"徽州文书"为史料来源,讨论了明代乡村社会的纠纷处理机制与秩序运行模式。在宋、元乡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上,明代早期到后期,在国家行政体制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双重作用下,徽州乡村纠纷解决方式经历了里甲制,耆宿制,老人制,乡约、保甲制等一系列流变或并置的制度体系。探讨明代乡村秩序模式,不能单独从国家行政制度设置角度入手,仍需同时考察传统乡村文化与社会结构,而宗族与民间权威属于人类学研究领域长期关注的对象。本文拟以明代徽州乡村社会纠纷处理机制为切入点,从人类学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从而管窥传统汉人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及秩序运行模式。     

从“他者”向“我”的转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精神生产

"他者"问题是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问题,齐泽克将这一问题拓展到意识形态领域并使之成为现代性批判的重要视角。研究社会主义精神生产如何把握"他者"问题并促进历史主体性生成具有重要意义。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景观化和"他者"性达到了极端的程度,其背后是资本逻辑实现剩余价值的目的。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决定意识的社会关系条件,并指出改变意识的根本途径是变革现实社会关系。"他者"问题的本质是:个体意识和社会意识、个体生存实践与社会历史发展实践的关系。主体的"有""无",是"我"还是"他",由具体、历史、现实的社会关系和人的辩证批判意识所决定。对"他者"的扬弃需要建构新型社会关系并形成人的自觉批判意识。建构主体性需要将"他者"转化为"我",以"小我"——"大我"取代"小他者"——"大他者"的互动建构关系。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超越,有可能将"他者"转变为"我"。社会主义精神生产的使命是通过"他者"与"我"、"小我"和"大我"的辩证关系处理,逐渐消除"他者"现象,使历史的真正主体——人民形成历史主体性和主体意识。     

西非多妻制家庭的众妻及其隐居生活——影片《酋长的第五位新娘》的影视人类学观察

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现象的产生是历史、经济和文化多种条件作用的结果,不能用先进-愚昧、我族-他族的两分法做简单化分析。从历史、文化传统、宗教、生计、战争和社会变迁的多向度视角解释西非多妻制及其诸妻的隐居、贸易和他们的婚姻关系,可能更有助于理解多妻制产生的真正原因。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妻多妾的婚姻模式的研究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人类学影视片最大的优势是具有直观的现实感,而文化撰写的优势在于它“深描”影视片无法涵盖的“他者”文化,使得研究更具文化的纵深感和深邃的历史感。     

误解的对话与汉学三期——解读“顾彬现象”的一种历史思路

以解释学的"理解就是误解的对话"理论来梳理西方汉学的发展轨迹,可以概括出"汉学三期说":传教期、译介期和批评期。在解释学的视野下,这三个时期,并不是一个编年断代史的划分,而是汉学对于中国学术的"误解的对话"的历史逻辑的展开。在"汉学三期"背景下,具体地解读第三期代表人物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中国学界产生的"顾彬现象"。可以发现,基于解释学立场的汉学家顾彬,因为坚持他对中国文学的"偏见的批评",使他和中国学术的"误解的对话",展示出西方汉学史空前的冲突张力,而顾彬则在当代中国文坛和媒体,成为了一个"西方批评"的符号。     

国家与社会理论在海外中国研究领域中的兴起及其反思

中国研究是一个新兴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它已经相当深刻地影响了当下中国学术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视角。海外中国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社会史及汉学人类学的研究之中。本文分析了中国研究的主流分析框架,即国家与社会理论在社会史及汉学人类学研究中兴起的思想背景、涉入中国分析的思想理路,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与社会理论分析中国经验的有效性及适用性进行了反思。     

“界”与“碑”:界碑的遗产价值与空间实践——以中越53号界碑为考察对象

以人类学"物的民族志"为研究范式,对界碑之符号-文物-遗产的功能变迁进行观察,从界碑之"界"的空间性与"碑"的历史性来阐述边疆地区的地方传统与国家历史,可以探究中越53号界碑作为文化遗产所蕴含的记忆与认同,以及在边境旅游语境中,地方民众与游客如何通过"空间实践"来进行边疆体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二元结构互动关系研究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不但是学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互动关系,构建适用于中国的"市民社会"概念,形成中国本土化"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析性理论模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推进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人类学笔记”与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主义的扬弃

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论断明显展现出一种“世界历史观”,这种“世界历史观”深受黑格尔历史主义的影响,推想远大于实证。“人类学笔记”时期,马克思受到人类学田野方法和实证资料的触动,在一定程度上搁置了其“世界历史观”视域下的“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同时也使得马克思形成了东方社会与欧洲为并行发展关系的认识。这一学术逻辑的调整,不但意味着马克思反欧洲中心主义思维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意味着其身上附着的黑格尔历史主义幽灵的进一步去除。     

“合目的的叙述”与“有意味的形式”——论胡适《白话文学史》之“双线文学观念”

胡适以"双线文学观念"建构起来的中国文学史,为文学史书写如何处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范本、一种以意为之的"写法"。其中国文学史内蕴着与现实社会结构变革相对应的文本结构——贵族文学(文言文学)与平民文学(白话文学)对立的等级结构。他对文言文学的贬抑,对白话文学的揄扬,对"白话的王国"的发掘,归根到底是为建设"国语的文学"进而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国"服务的,因而可以把他的文学史书写看作一种从属于民主国家建构的社会实践。     

人类学的田野实在问题

无论表现如何不同,人类学最主要的目的是认识对象.与其他学科相比,人类学认识的特殊性在于它以田野作业为基础.田野作业的基础性使人类学研究的经验性与实证性得到充分强调.与此同时,它也可能让研究者陷入未经反思的"实在论承诺".人类学表层实在、深层实在、关系实在和解构实在4种实在观的变更脉络,为人类学实在观的建构与反思创造了必要的认识论语境.     

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乡村研究及其创造性转化

把中国乡村看成是"问题乡村"是支撑着一批中国乡村研究的学者从事研究的一种范式.原子化、宗族以及村落政治是这些乡村研究者最为集中关注的主题,他们急切地想通过实地的调查来寻求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由于对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误解进一步导致了只有乡村观察的资料和数据的堆积,而没有对中国乡村理解层次上的提升.中国乡村的研究者可以重新摆正自己作为理解者的位置,从整体性以及文化理解的厚度上去实现中国乡村研究的创造性转化.     

关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

内藤湖南在20世纪前期提出了“唐宋变革论”。他的原意是强调宋代为中国“近世之始”,这是内藤湖南历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近百年内,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而这又和国际汉学及近代中日学术思想的论争有密切关系,是从世界的角度重新探讨中国历史的产物。所以,应该把它放到世界汉学流变中去认识。这一问题的讨论,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展开,也具有相当的作用和意义。     

塑造基于“平衡逻辑”的“缓冲地带”——沿海地区地方政府治理劳资冲突模式分析

国家对工人运动的影响一直以来是劳工问题研究的重要议题。通过对2010年夏季沿海四个地区连锁罢工事件中政府行为的观察与田野研究,探讨了地方政府治理罢工的模式及背后的原因,重新审视在微观层面地方政府介入行为对工人自发团结力量的影响机制。不同地方政府的介入方式基本可以从政治资源与治理策略两个维度划分为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形成的背后又暗示出了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政府合法性之间的平衡原则。因此,基于这样的原则,地方政府在介入罢工的过程中,塑造出劳资冲突的"缓冲地带"来暂时平息罢工,缓解劳资矛盾。并且,在"缓冲地带"的塑造过程中,政府也进一步将工人在罢工中形成的自发集体力量限制在了可控范围内。然而,随着工人对于这一缓冲地带不同程度地"认知解放",地方政府的平衡逻辑必然会在"缓冲地带"中被重塑。     

“文明冲突论”的现代二元论思维——社会人类学视野中的政治秩序与批判

文明冲突论是文化范式现代性的一种表达,它根源于笛卡尔主客体二元分裂的世界观,在社会人类学上其主要表现为对人类文明"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划分。不论是西方的自我中心主义还是非西方的"他者的视野",都没有挣脱现代文化范式的羁绊,因而也就未能超越文明冲突论。马克思以世界历史眼光对现代文化范式给予批判。在马克思理论视野中,未来世界的文化范式应该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世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