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母市场效应"的经验研究

本文通过模型的建构从理论上证明了母市场效应的存在性。同时提出一个融合母市场效应和比较优势效应的检验模型,做了中国与其他31个国家2004—2008年制造业对欧盟出口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存在显著的母市场效应,但是比较优势效应对出口的促进作用要强于母市场效应。在假定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不存在的情况下,母市场效应会更加强烈。     

技术结构与经济发展：质量效应还是规模效应——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视角

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利用2007—2020年地区专利数据和经济发展数据,分析了技术结构二重属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专业性和多样性对经济发展分别表现出“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并呈现出规模效应要通过质量效应提升经济效益的作用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提升技术专业性和多样性与经济发展的有效纽带,此外,技术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区域特征下的表现也有所差异。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必将面临技术路径的选择,在地方技术领域的选择过程中,应逐步摒弃对技术规模效应过分依赖的认识局限,综合规模与质量的双重属性来衡量技术结构发展的路径问题;同时,应充分考虑发挥技术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区域协同发展的关系,从而真正实现“调结构”与“稳增长”的协同。在持续优化技术结构的过程中,则要进一步调整好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资源过分集中或者是盲目竞争的局面。     

技术性贸易壁垒与中国企业出口调整——“优胜劣汰”与“提质升级”

在全球化新形势下,技术性贸易壁垒被很多国家频繁使用,中国尤其遭遇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本文基于人工收集的WTO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数据与特别贸易关注案例数据,结合2000—2010年中国海关微观企业出口交易数据,定量检验了发达经济体对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的总体影响,及其对中国微观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和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和实现机制。主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壁垒冲击并未削弱中国总体出口,相反地,遭遇壁垒后中国出口价值、数量、出口企业个数均呈现净增加效应;第二,净效应背后是企业显著的“优胜劣汰”和“提质升级”动态调整,尤其是中国出口逐渐向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出口高质量产品的企业集中;第三,净效应存在多个维度的异质性,尤其与企业所有制特征相关,出口质量显著优化的净效应主要出现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中。     

OFDI、制度质量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新时期全方位开放的重要战略,在倡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重要途径。基于2003~2016年“一带一路”40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OFDI、东道国制度质量以及二者互动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OFDI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正效应;（2）沿线国家制度质量与产业结构优化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作用。     

基于消费升级的中国广告市场发展走向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投资和出口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的转变,消费升级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与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动力。被称作"经济晴雨表"的广告业体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也反映了中国消费周期的变化和历次消费升级的热点。消费升级经济背景下,中国广告市场呈现新型消费广告市场潜力巨大,农村广告市场暗流涌动,广告活动从产品竞争走向品牌竞争,新能源产业广告市场有待挖掘的特点。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广告市场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区域发展不均衡带来的广告产业发展不均衡,城乡经济差距形成的广告区域性梯次化,居民收入偏低制约广告市场扩容以及企业广告观念不够成熟等。     

中国碳交易试点的减排效应与政策机制——基于市场制度特征的视角

基于中国碳交易试点建立政策分批实施的交叠双重差分(Staggered DID)模型,进行碳减排效应和政策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碳市场产生了显著的减排效应,且未表现出直接的“两难冲突”问题。但其通过降低煤炭占比实现减排效应的政策机制,在“双重约束”下对中国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挑战。经过基于市场制度特征的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国碳市场在自发竞争提升排放“基准”水平方面存在“市场失灵”问题,CCER市场也还未发挥出应有的创新激励效应。因此,建议在碳配额有偿分配环节设计构建“政府+市场”的优势互补制度,以科学论证的“标杆”作为排放“基准”目标,弥补“市场失灵”,在全国统一市场架构下完善、规范CCER市场,作为中国碳市场实现“共赢”的制度基础。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与作用机制

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本地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对邻域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影响表现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明显空间距离衰减边界,即300千米之内为正向溢出,300千米之外空间溢出系数值下降,省界对空间溢出效应存在阻碍作用;空间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地区及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其作用机制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收入水平、增强居民幸福感实现消费结构升级。基于此,提出区域协同发展、消除数字要素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发挥数字技术的辐射带动、提升居民幸福感等政策建议。     

结构调整效应、传导机制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实证

经济发展是时代主题,研究经济发展就必须研究产业结构的问题,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即通过有效的传导机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有关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关键,构建顺畅的传导机制,保证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充分发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前提和基础.通过对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主体福建省的产业结构现状、产业结构调整效应、传导机制进行简要分析,剖析了福建省在产业结构调整效应传导方面存在的障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浅议北魏“子贵母死”制度的原因

北魏实行“子贵母死”制度绝非偶然,也绝非是对汉武帝“故事”的简单模仿。它是拓跋氏早期为防止外家部落篡权而采取的政治举措,也是拓跋魏为了加强皇权和推进封建化进程的重要措施。这一制度虽然实行在道武帝时期,但它不是道武帝的突发奇想,而是在拓跋鲜卑民族长期发展的过程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它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从拓跋鲜卑早期妇女的社会地位、外戚部落势力对王权的影响以及道武帝早期的遭遇,可以发现北魏实行“子贵母死”制度的原因。     

中国制造业进口质量对出口质量的影响——基于RCEP小环流和全球大环流价值链视角

近年来,全球分工格局逐渐转变为以中国为重要枢纽的双环流格局,为中国制造业高质量进出口带来了新机遇。利用1996—2019年中国制造业进出口质量数据,考察了不同环流中中国制造业进口质量对出口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在RCEP小环流中,中国制造业全部产品、零部件及中间品进口质量提高均可以显著提升其出口质量以及区域价值链地位,但最终品进口质量对出口质量的影响不显著,因而中间产品进口质量的提高是推动中国制造业在该区域出口质量提升的主要因素;在全球大环流中,中国制造业进口质量提高对出口质量的提升作用相对微弱,但在RCEP小环流中进口质量的提高也可以提升其在全球大环流中的出口质量。因此,中国需加强与RCEP其他成员国的产业链分工合作,增加高质量中间产品进口,并借助在RCEP小环流中得到的提升作用,实现制造业在双环流中的高质量出口。     

中国进出口贸易分解及国际比较——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在加入WTO以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根据国家间投入产出表,通过全球价值链(GVC)重新测算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差额。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进行了分解,比较分析了世界各国在GVC中的参与度。结果显示:根据新的测算方法,中国与美国等国家的贸易顺差没有传统贸易统计的那么大,传统的中美贸易顺差平均高估达25%。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的GVC参与率在1995-2009年呈逐年上升之势,而美日等国则呈下降趋势。     

ODI与中国产业升级:机理分析与尝试性实证

借助ODI促成国内产业升级是中国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经济学界面对的一个较新论题。借助现有研究文献和典型案例,可构建一个ODI之母国产业效应机理系统,借以厘清ODI与母国产业变迁之间的逻辑联系,并据以提出一个简单的实证检验模型。鉴于中国企业ODI起步较晚,迄今规模不大,实证研究只能针对典型省域及典型产业进行。尝试性实证检验显示,ODI对典型区域的产业升级确有一定正效应,且与区域ODI规模呈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中国新会计准则国际协调效果研究——基于会计信息可比性的视角

基于会计信息可比性的视角,运用2005年至2008年AH股公司双重披露的数据来分析和检验中国新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的效果.研究表明,双重披露的净资产、净利润、经营现金净流量无显著性差异,双重披露的差异呈现阶段性显著缩小的趋势,说明新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现了实质上的协调,但是三个指标并没有同步实现了国际协调.     

可供性视角下的文化生产平台化：动因、机制与未来

作为整个社会平台化进程的一部分,文化生产平台化重新配置了文化内容的生产、传播与商品化,为文化实践与社会互动带来了新的机会与可能性。研究发现,技术可供性和想象可供性共同驱动了平台文化生产,影响了文化生产者的内容形态与创意表达。平台通过可见性机制设计和多面市场商业模式运作,得以支配文化生产和文化实践。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语境下的文化生产平台化嵌入特定历史阶段、政治经济制度与社会价值规范之中,也面临着不稳定性风险。在此过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共同塑造着当下文化生产者复杂的劳动体验与平台社会多元的文化景观。     

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生成机理与演化路径

我国资本市场自成立伊始,层次演化的每一步都源于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性供给行为,而不是自下而上的微观主体诱致性需求行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生成与演化基本沿着政府的强制路径展开。资本市场存在层次性不清晰、市场职能分工与定位不明确的突出问题,进而在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横向风险分担功能方面发挥不足。从动态演化角度看,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未来的演化路径是令资本市场体系结构更加层次化,不同层次市场间的分工更加细化,最终形成一个分工合理、层次分明的整体。     

激励理论视域下的高职院校学生激励机制探究

在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激励理论有着较高的借鉴与应用价值。分析了当前高职院校激励管理的现状,指出激励机制的完善有着相当的紧迫性。在分析激励理论核心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基于激励理论的激励手段,如目标激励、需求激励、强化激励、团队激励、情感激励等,试图为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个体的潜能,有效地实现教育目标提供新的思路。     

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的发展及其研究

生活质量主要体现为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包含人们对生活的幸福感体验与满意度的主面指标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广泛流行,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生活质量主观指标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并在80年代以后逐渐趋于成熟。一些国际组织都采用了主观指标或建立了自己的指标体系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活质量。作为主观指标发源地的美国,在其研究与应用上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欧洲一些国家紧随其后,亚洲也开始了对人全面关怀的步伐。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

推动国家间的贸易与投资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选取2004年至2018年5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样本,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具有较大空间关联性,两者均集中于东南亚、西亚和东欧,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呈现出向西迈进的趋势;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出口贸易促进效应,两者总体上具有互补协同关系;不同动机下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存在异质性,资源和效率寻求型OFDI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最强,但市场寻求型OFDI对出口贸易具有调节和抑制作用,而创新寻求型OFDI的出口效应并不明显。     

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该文基于空间计量与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新型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升级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间的发展关系。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社会生产率,有效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产业结构升级短时期内造成经济增长乏力,但长远来看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显著;"产城"联动发展将有效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显著;以新型城镇化为门限变量时,传统城镇化诱发的"人口城镇化"问题给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带来消极影响。就协调三者间发展,该文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建议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