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进程中我国老年相对贫困治理研究

我国已于2020年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消灭绝对贫困的目标任务已经完成。我国在消除绝对贫困后,为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远大目标,需要着力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老年人口作为社会中特殊的弱势群体,其相对贫困问题有着更为突出的特点。老年相对贫困是相对贫困的重要类型之一,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差异性、多维性和长期性。老年相对贫困的治理面临着人口老龄化与未富先老并存发展、老年多维相对贫困识别存在困难、老年相对贫困脆弱性较高、老年相对贫困区域发展不平衡、老年相对贫困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多重挑战。因此,老年相对贫困的治理需要建立健全社会财富储备机制、贫困识别机制、综合治理机制、政策衔接机制等等。     

京津冀空气污染联动治理研究

作为我国空气重污染区之一,京津冀空气污染的有效治理迫在眉睫。空气污染的区域性和外部性,使得构建和完善跨域合作治理机制成为解决空气污染问题的根本。虽然在中央和地方层面都有联动治理空气污染的相关政策和相应组织制度安排,但现阶段京津冀政府间合作存在着浅表化及碎片化、低制度化、治理主体和手段单一化等问题。三地发展不平衡及环保诉求的不同、跨域机构权威性的匮乏、利益协调及补偿机制的缺位是导致问题的主要原因。完善区域环保的统一标准和联动监管体系、完善生态补偿和利益共享机制、设立权威性的区域协调机制、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是提升京津冀空气污染联动治理绩效的可能路径。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面临问题与实践路径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让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备了坚实的制度和政策支撑。然而,当前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任务依然艰巨,区域、城乡及群体之间发展不平衡,精神文化生活匮乏问题明显。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统筹谋划、系统推进,在城乡融合中促进共同富裕协同,在乡村振兴中提升共同富裕品质,在返贫治理中补齐共同富裕短板,让农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力支撑。     

易地搬迁社区迈向共同富裕的困境与对策

当前中国易地搬迁工作进入了“稳得住、能致富”的后搬迁时代,然而实践发现易地搬迁社区迈向共同富裕过程中存在着治理制度体系不健全、治理主体结构失衡、搬迁群众心理融入不足等障碍因素。为此,应当围绕共同富裕的目标,夯实社区治理的制度基础,优化社区治理的主体结构,促进群众的精神富足,实现易地搬迁社区治理现代化以扎实推进搬迁群众实现共同富裕。     

相对贫困群体的类型及治理政策选择

在对相对贫困内涵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典型国家相对贫困的衡量标准以及中国一些发达省份相对贫困治理经验研究,提出中国2020年后相对贫困衡量标准的划定思路。基于相对贫困的多维特性和具体致贫原因,识别出相对贫困群体的四种主要类型：脱贫不稳定群体、临界贫困群体、流动型相对贫困群体及特殊困难群体,进而从以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为主要抓手、以优化帮扶手段和方式为主要治理手段、以完善农民工市民化配套措施为突破点、以完善专项救助制度为核心等方面提出具体的应对措施和政策建议。     

论行政争议市域社会协同化解机制的建构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行政争议化解机制的健全程度事关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程度。目前,传统行政诉讼、合意型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和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制度等行政解纷制度分别存在作用乏力、力度不足和效果不佳的问题。从宏观层面而言,依托繁简分流与多元化解机制,切实发挥行政诉讼基本职能,激活合意型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作用,强化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制度功能。从微观层面而言,启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型构行政审判白皮书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方能激活行政诉讼制度体系中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制度机制的实质解纷功能,真正建构起行政争议市域协同化解机制,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行政法治方案。     

欧美减贫立法实践对我国后脱贫时期减贫法治的启示

中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不仅是我国减贫治理史上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伟大功绩,也为全球减贫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增强了各国减贫治理的信心与决心.但现行贫困标准下的绝对贫困人口的完全消除并非意味着减贫治理工作的圆满收官.相反,相对贫困问题将会随之凸显并持续存在,减贫治理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脱贫摘帽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纵观全球,我们可以发现各个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贫困问题的困扰,并积极运用各种手段加强贫困治理.通过对欧盟、美国相关减贫立法和实践的探究,针对当前我国减贫治理阶段存在的缺乏持续性法律制度保障、相对贫困治理难度大、非政府机构参与程度低、贫困地区金融反贫困功能缺失的现实困境,可以通过加快减贫立法体系构建、加强减贫治理与国家宏观层面政策的衔接、建立多维和差异化的相对贫困评价机制、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协同作用、构建差异化金融调控机制等几个方面的措施,完善我国减贫立法体系,促使其有效实施.通过构建长久有效的减贫机制,推进减贫治理的法治化建设,可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升减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为人类减贫事业的发展献智助力.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

全面认识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对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缩小地区和城乡间发展差距、缩小人群间收入差距三个途径助力共同富裕;但是,也可能因数字鸿沟和收入分配制度不匹配而拉大贫富差距,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以数字经济推动共同富裕,不仅需要发展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还应着力缩小地区和城乡间、企业间、人群间的数字鸿沟,协调收入分配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关系,促进分配公平。展望未来,应继续深化数字经济的影响机制研究,探讨重要数据难以获取、准确性较差等问题的解决机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大的公平

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社会更加公平,这种公平不仅是过程公平,更是结果公平。结果公平集中体现在共同富裕上。共同富裕反对搞平均主义,也反对两极分化;从公平和效率方面来说,共同富裕是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生产力的发展只能为共同富裕创造条件,而共同富裕只有在社会公平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不使财富被少数人占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起着保障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贫困事业的发展逻辑

对发展逻辑的全面把握是本质性、合规律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反贫困事业的必要环节,也是科学认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贡献和世界意义的应有之义。从价值层面来看,从人的生存需要的满足、发展环境的维护、个体能力的培养等方面着力,体现中国反贫困事业以人的自由发展为最终目的;从理论层面来看,在继承马克思主义贫困批判理论和制度分析方法的同时,批判性借鉴涓滴效应、赋权、人力资本等国外反贫困理论成果,表明中国反贫困事业以形成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为基本遵循;从实践层面来看,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不断调整和完善治理方式,突显中国反贫困事业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和发展为根本依托。2020年以后,随着后小康时代的到来,中国的反贫困事业进入到巩固脱贫成果与相对贫困治理的新阶段,以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将是重中之重。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困境及策略研究 ——以W区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国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多元化趋势,人们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职能急需进一步完善、优化。应当遵循协作治理的分析框架,积极寻求公众、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合作,构建协作治理新范式,即建立健全相关主体利益协调机制,建立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协调合作机制,打造公共服务供给多中心治理格局,推动购买公共服务运作机制透明化。     

福利治理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基于北京市S社区老年社会工作服务案例分析

福利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利治理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程度密切相关,对于一个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来说社会工作服务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应该被看做是政府对于社会福利治理的一项重要举措、一项制度安排。目前,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政府福利制度趋于完善和福利政策趋于成熟。本文以老年社会工作发展的内在机制为切入点,以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为例,深入分析政府福利制度与政策的制定在社会福利治理方面的作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表明政府在福利供给方面有了新的政策视角,链接了新的社会资源,在一定层面表现出政府社会福利治理方面的作为与能力。     

中国共产党探索共同富裕的历史逻辑与基本经验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富”理念,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构建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通过改革开放完善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通过精准扶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目标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当前,必须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分配体制,从而使共同富裕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政府转移支付、技能培训与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多个维度出发促进共同富裕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但是,学术界长期关注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而忽视技能培训的创富效应。建立共同富裕的测度指标体系,基于2014、2016年两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实证检验政府转移支付、技能培训对家庭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渠道。政府转移支付对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兜底”作用;相比于政府转移支付,技能培训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成效更高;技能培训可以通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渠道促进共同富裕;政府转移支付会滋生“福利依赖”,不利于推进共同富裕,社会捐助反而能防止“福利依赖”的发生,进而促进共同富裕。应该优化政府转移支付的受益结构,丰富技能培训形式,鼓励社会捐助,从而促进共同富裕。     

落后地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方式探讨

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需要政府更多的引导和支持.落后地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应该采取"城乡并重"的发展思路,一方面做大做强经济基础,扶持产业成长;另一方面大胆进行制度创新,培育和开辟农村土地、资本、劳动力市场,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从而实现全面小康.     

治理农村面源污染地方政府联动的行为博弈

农村面源污染的污染源分散,污染过程复杂,危害后果广泛,治理难度大.所以,它的治理始终是各级政府最为关注的问题.在政府分权改革进程中,地方政府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自然成为农村环境保护的责任主体.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多集中研究地方政府如何治理本地区的农村环境问题,对于各级地方政府联合治理污染的研究多集中在流域污染的治理.从地方政府综合效用视角分析地方政府联合治理农村面源污染的研究还鲜有所见.通过地方政府在治理农村面源污染的行为特征分析,运用博弈论方法导出农村面源污染的有效治理必须是各级地方政府联动,准确确定地方政府联动治理的范围,达成联动治理的集体决定,建立维持机制.     

共同富裕的民政角色塑造研究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共产党人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实现高质量的共同富裕,是民政的切实担当.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采取文献研究方法,分析了共同富裕与民政的理论关系,及民政的实践方位.研究发现,共同富裕的民政制度优势表现于解决赤贫问题、实现温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历史阶段.由...     

城市贫困治理范式的转变——多元化治理的视角

一直以来，中国城市减贫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虽然在政策层面“社会参与”是减贫策略之一，但在操作层面，“社会参与”往往停留于动员热心人士捐款捐物，而未看到它的真正力量源于社会组织所带来的减贫创新。基于广州市W慈善会的个案研究，探究多元化贫困治理的运作逻辑及其政策含义。提出应当把一颗颗孤立的爱心和一项项零散的行动汇聚成组织化的公民参与力量，创新社会参与渠道，深化官民合作机制，更好地发挥NPO和社会资源在贫困救助中的作用。     

论我国个人信用法律制度体系建设

建立个人信用法律制度体系是当前一个热门话题。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关于对信用的理解学者们各抒己见,但在探讨个人信用法律制度体系建设中必须给信用一个合理的定位,才能进一步探讨我国个人信用法律制度体系建设的构架,从而提出一些设想。倡导和培育现代信用观念和信用文化,建立个人信用征集制度,完善信用公开披露制度,加强信用监督制度,加大失信惩戒机制,建立健全个人信用法律制度,制定一些与个人信用有关的法律,修改完善现行法律。政府应为建立个人信用法律制度体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的实践进路与路径优化——基于广州的探索分析

数据是数字时代的重要资产和战略资源。设立政府首席数据官统筹数据战略推进、推动政府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与开发利用是当前各级政府数据治理组织体系创新的重要举措。广州遵循“以数据为核心、以组织为依托、以平台为牵引、以制度为保障、以人才为支撑”的实践进路,积极探索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在提升治理效能、释放数据红利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亟需从制度完善、组织重塑、队伍培育以及生态营造等维度,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进行调整与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