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竞争与合作视域下的中国南海渔业纠纷

南海渔业纠纷成因复杂,受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渔业纠纷表象下,是多个主权国家及行为体在该地区竞争与合作的"综合产品"。其具体诱因可归结于四个主要方面,即相关法规不健全、渔业合作机制碎片化、域外势力干涉、当事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解决南海渔业纠纷问题不能片面地脱离区域自然环境的影响及区域内国家间竞争与合作关系的走向,需将此问题置于南海区域关系变化的舞台上,理顺南海区域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以期在竞争中发现问题,在合作中解决问题。     

中国南海渔业经济发展战略探析

南海是解决人类食品、空间、能源匮乏的资源库,在目前海洋开发技术、制度框架约束条件下开发南海资源最快捷的方式是渔业资源开发和渔业经济产业化经营。南海渔业经济产业化经营具有渔业资源丰富、特色明显的综合开发优势,但也存在组织、资本、区位和技术等约束条件,针对南海渔业经济产业化经营的情况,宜建立以海南国际旅游岛为基点的近海休闲渔业、南海远洋休闲渔业,以广西沿海城市为基点的特色渔业养殖基地和海洋保健药品生产基地,以广东沿海城市为基点的海产品深加工、流通基地的区域产业结构,建立特色养殖渔业、远洋捕捞、流通加工服务渔业、休闲渔业层级递进的渔业产业结构体系,重点发展休闲渔业和远洋捕捞业。     

南海渔业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研究

南海海域的主权争夺,以渔业纠纷频发为主要表征。南海渔业纠纷的成因及特点,决定了渔业生产者选择诉讼外方式化解纠纷的偏好。南海渔业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旨在通过调解、仲裁、协商、谈判等非对抗性方式解决纠纷,以弥补司法机制及渔业执法的不足。通过优化南海渔业纠纷调解制度、设置渔业纷争处理机构、健全渔民保险机制、推进南海区域合作机制构建、建立并发挥非政府间组织协调作用等途径完善南海渔业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保障我国渔民合法权益及宣示我国南海海域主权。     

南海渔业涉外事件产生原因探析

南海渔业涉外事件的发生严重影响了我国渔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和我国南海渔业的发展.此类事件发生的表面原因有非法捕鱼、非法入境、越界捕鱼、非法捕杀珍稀海洋生物四个方面,这背后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国际法等方面的原因,根本原因在于岛屿主权和海域管辖权的争议,也与我国“共同开发”战略的困境有关.     

南海渔业合作协定的模式选择

由于南海岛礁主权和划界争端悬而未决,周边国家之间的渔业纠纷此起彼伏。加之过度捕捞和欠缺养护措施,南海渔业资源日趋衰竭,甚至有些鱼种已经绝迹。屡见不鲜的渔业纠纷和不断衰退的渔业资源使得南海渔业合作已势在必行。渔业合作协定的模式选择是达成协定时的关键问题,鉴于南海的实际情况,划定临时渔业边界难以实现,白色区域协定模式和轻灰色区域协定模式均非最优选择,而灰色区域协定模式是周边国家短期内应努力争取达成的。但从长远来看,以生态系统方法为导向的区域合作模式才是南海渔业合作的最佳路径。     

南海问题与中国区域战略的思考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战略位置决定了南海必定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中国应该正确处理当事国、东盟和区域外大国三种力量关系,把握双边、区域和国际三个层次,构建一个容纳美国利益的开放性区域政治秩序,才能更好地维护在南海的国家核心利益。     

将海南建成我国南海渔业开发基地的战略构想

要使拥有广阔南海海域的海南成为南海渔业开发的基地,就应有综合开发、科技兴渔和发展名、优、特海产品的战略思想。在其战略思想指导下,建立西、南、中沙海洋捕捞基地,名、优、特海珍品养殖基地和海产品加工与储运基地,并合理地布设捕捞、养殖和加工基地     

南海海洋设施渔业组织模式探析

邻国非法抢占中国南海岛礁资源和对资源的掠夺式破坏眭捕捞,致使中国南海渔业发展空间受限,严重影响了中国南海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邻国对南海主权的恶意挑衅,又严重威胁了我国南海渔业生产的安全。中国政府要进行南海维权,必须突出在南海的岛礁存在,发展海洋设施渔业,并探讨适应南海维权要求的海洋设施渔业的组织模式。本文设计的模式为：基于公共服务的国有公司模式,基于产业内的企业集团模式,基于产业间的战略联盟模式。     

构建“渐进式”的南海渔业执法合作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各国对资源需求的提高,各国之间因争夺资源而发生紧张局势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如果各国之间能够妥善解决彼此对于资源的争夺,采取对话不对抗、合作不对峙的模式,就有可能将紧张局势转化为各方共赢的局面。南海作为世界上渔业资源最丰富的渔场之一,近年来因个别沿岸国的渔业执法问题而引发的渔业争端频发。在考察现有的渔业执法合作的国际法律文件和区域实践基础上,南海沿岸国如果能构建一种"渐进式"渔业执法合作的新模式,不仅能够缓解国家之间的矛盾摩擦,增进政治互信,也有利于南海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两岸合作保护南海渔业资源探讨

两岸合作保护南海渔业资源,对于维护南海主权、保护两岸渔民权益,防止外国掠夺南海渔业资源,实现两岸优势互补,深化两岸交流与合作,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两岸都主张中国对南海的主权,且都在对南海进行实际管控,两岸民间支持合作保护南海资源,两岸合作与交流正向纵深拓展,渔业资源保护合作敏感性较低,具有较高可行性;两岸南海合作也面临着台独势力和美国干预等不利因素的阻碍,但应努力化解,至少将其影响降到最低;两岸在遵守合作协议和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在渔业资源调查、渔业资源养护、渔业资源保护执法、后勤保障服务等方面展开实质性合作。     

南海渔业资源合作开发的国际法思考

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之前,南海争端主要集中于岛礁主权争议。然而,公约生效以后,随着专属经济区制度的确立,专属经济区的海洋划界也随之产生。岛礁主权与海洋划界纠纷纠结在一起客观上阻碍了对该地区渔业资源的有效管理。因此,南海诸国有必要遵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就专属经济区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和养护开展国际合作。以南海生态系统为基础在公约框架下实现南海争议海域渔业合作,促进南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     

南海环境保护区域合作的法律机制构建

南海周边国家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使南海海洋环境面临沿海栖息地退化、过度捕鱼和陆源污染等巨大风险。该区域在地理和生态上的互相依存决定了海洋环境保护区域合作的必性。按照现有的国际条约,各国负有进行区域合作的义务。然而其所属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8个区域海洋计划之一东亚海区域至今尚无区域条约,现有区域合作法律机制不足以解决跨界环境问题。复制其他区域已有模式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南中国海特有的环境问题。借鉴欧洲经济委员会《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保护和利用公约》,通过有法律拘束力的区域协定和强调实效的过程导向分区域协定的双层结构框架,为实现该区域海洋环境保护有效合作的可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