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致良知”哲学思想探微

以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为研究对泉,对“良知”本体和“致良知”的工夫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诠释。认为“良知”包含最高的精神本体、植根于心里的天理、至善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原则三层意思,“致良知”的工夫包括“无事时存养”“有事时省察克治”两种,而“良知”本体和“致良知”工夫的连续互动过程是“致良知”学说的必然呈现,并概括总结“致良知”学说中包含的自律精神、自主精神和求真务实精神。     

道德主体性视域里的王阳明“良知”学说

王阳明心学中的“良知”学说是整个学问的核心,体现了整个阳明心学的深刻内涵。良知体现了王阳明对于人的终极意义的探求,已经摆脱了仅仅关注外在“天理”的阶段,开始注意到了理在融入人心之后所产生的道德上的力量。我们认为,阳明心学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学问,它关注的重点在“人”,实现了人的道德性存在的意义。良知,是主体自觉的道德意识,是社会的客观道德义务,经过道德规范从他律转化为自律的结果,是道德主体以内心的道德法则对自我的行为进行自控的能力。强调良知的作用,就意味着强调道德自律,强调道德现象中的主体地位,所以说,“良知说”是主体性哲学在伦理学领域的集中表现。     

自由意志与良知 ——康德与王阳明道德哲学之比较

康德与王阳明分别以自由意志和良知为核心建立先验道德哲学。自由意志和良知都 是道德法则的先验根据,具有自律的本质特征;但是二者建构主体道德自觉的思路又是迥然 不同的。通过对二者的比较,说明各自理论的优点和不足,并指出中西哲学可以融通互 惠,对如今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王阳明道德情感理论蠡测

王阳明道德哲学的要旨在于心体的重建,表现为扬弃性体的超验性质与超越心的个体之维,实现道德生活的情理统一。面对理学的内在紧张,王阳明主张“无心则无身”,强调道德主体的情感品格;主张“心外无善”,注重道德行为的情感驱动;主张“致极良知”,开发道德自律的情感机制,由此形成了他系统的道德情感理论。近代西方伦理理性主义的逆转源于道德情感理论的产生,那么研究王阳明的道德情感理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传统道德的精神实质和理论形态无疑提供了新的思维路向。     

浅释王阳明哲学思想中的“良知”概念

“良知”是王阳明哲学思想中最为基础的概念,原始义为“不虑而知”。在王阳明的哲学体系中,“良知”本体和“致良知”工夫紧密相连。王阳明虽然在其义理体系下对这一概念重新加以诠释,但是这一概念“不虑而知”、“不虑而能”的原始义没有随之而被消解,“良知”概念的底色被保留下来,并且规制着这一概念的意义诠释方向。     

略论王阳明“致良知”的德育思想

阳明的道德教育观是他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致良知"是阳明学的核心和基石,也是阳明一生讲学的宗旨,它具体地体现在阳明德育目的、内容、方法及过程之中。阳明德育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值得我们从中学习和借鉴。     

王阳明的“致良知”与“治心”思想

"良知本有"、"良知即准则"与"致良知即格物",是王阳明"致良知"理论蕴含的重要内容。他的"治心"思想与其"致良知"学说紧密联系,"治心"实际上就是在"吾心之良知"上做工夫,使"吾心之良知"得以展现和扩充,在具体的"治心"实践中,与其"致良知"思想相一致。王阳明主张反求其心‘推行仁政与兴办社学,既注重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还发明了教化民众的各种措施,彰显了他内心的良知又防止了心的陷溺。王阳明的"治心"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儒家"治心"理论,对于个体生命问题的解决乃至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完善都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王阳明“良知”与康德“自由意志”比较

王阳明和康德分别以“良知”和“自由意志”为核心建立起先验道德哲学。“良知”和“自由意志”既有相似性，又有不同处。两者都具有自律性、先验性；都认为意念是善恶的根源；都具有批判精神。两者所涵盖的范围、建立的哲学前提、实现的条件有不同处。中西哲学具有融通互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为摆脱当前道德危机以及建构普世伦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德性主义的重建--王阳明之良知对朱熹天理的扬弃

朱熹在建立宇宙本体论体系过程中,由于其天理的客观外在性与超验性,导致了道德他律与知性主义倾向,偏离了孔、孟以来的德性主义传统.针对朱熹哲学的不足,王阳明以内在于主体的良知代替了朱熹的天理,否定了天理的客观性与超验性,把理收摄于一心,建立起彻底的儒家心性论,既消解了朱熹哲学的内在理论矛盾,又重建了儒家德性主义传统.     

王阳明“致良知”与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思想之比较

王阳明和苏格拉底分别代表着中西两种不同的道德哲学传统。王阳明“致良知”和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蕴涵了中西道德哲学传统的一些重大差异。特别在当代道德文化陷入重重危机的背景下，回视两种传统，思考中西道德资源能否优势互补的问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论东林对阳明学的纠弹

晚明阳明学与禅学合流,学术思想与社会意识发生迷离与衰颓,致使学者们在思想上进行纠弹,其代表是东林学者。顾宪成认为,王阳明以主观性的良知取代朱熹客观性的天理,造成了世人在道德精神认识上的一个“空”字,以及在现实生活实践中的一个“混”字,因此,返归朱学之格物穷理是唯一的出路,而目标是要使学术能整肃人心、开物成务。整肃人心,便要在道德论域中求落实;开物成务,则要于民生日用的科学上求突破,这便使晚明思想以返归朱学的形式超溢出宋明儒学建设道德精神的主流。但是东林学者没有亲自来推进,而只是扭转了风气,拓宽了论域。     

论阳明心学对儒学的融合和发展

王阳明对儒学的融合主要是对先秦圣贤和宋明理学家的融合,王阳明对他们在心性论、境界论及工夫论等方面所含的哲理进行了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何以化大众——以阳明心学为借鉴

阳明心学的成功流行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有,马克思主义必须与群众的良知相契合才能化大众,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依其思想而非文本来化大众,马克思主义必须能够规范群众的生活、解决群众的问题才能化大众,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及其党员必须言行一致才能影响与化育大众。     

从“放达”到“纵横”——论王禹偁对白居易诗的超越

白居易贬官江州后对人生采取"放达"态度,回避现实矛盾;诗歌创作以吟咏性情为主,主要表现士大夫的闲适生活。其人其文,成为后人效仿的楷模。"放达"之风,影响所及,从晚唐五代直至宋初。王禹发展了白居易的"谪官"文学、"吏隐"文学,将其傲岸贞刚的人格精神灌注在文学创作中,诗歌富有新的时代内涵,学习白居易而不为其所阈;诗歌创作回归"言志"传统,赋予宋代文学以"纵横"的时代精神,成为北宋诗文革新的先驱。     

"致良知"视野下的教育思想

教育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合乎社会目标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模式,可以调适人际关系,制约和指导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它是社会控制的手段之一.王阳明以"致良知"作为其教育思想的核心,致力于将社会民众培养为符合封建准则的理想角色,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区域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恒产"与"恒心"--论儒家伦理的实证倾向与民生关怀

"有恒产而有恒心"是儒家伦理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它充分表现了儒家伦理注重经验事实的实证倾向;这一倾向的政治含义是张扬民生、为生活辩护,而其思想意义则是显示了一种侧重具象的非本质论和非绝对主义的理论特征,儒家伦理也因此而显得"温良敦厚",即涵蕴了一种善解人意的同情和宽容的人文情怀.     

阳明学尧舜与孔子高下问题刍议

《孟子》中的有关论述是孔子和尧舜高下问题的最重要渊源。在理学史上,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从"继往开来"的角度正面支持孔子高于尧舜的论述,而王阳明却一反前人所论,以为"中国圣人,以尧舜为最"。阳明弟子王畿承继和发展了阳明的观点,以王艮泰州一脉为代表的阳明后学也强调孔子无位而可行仁,故而高于尧舜。管志道则将外王理想与有位者结合,贬低孔子的道统地位。阳明学者虽立论各异,但对尧舜与孔子高下问题的理解总体上以外在治理为标准,并呈现出一种道与"位"之联结逐步加深的思想史面貌。     

从心理与文化的辨证关系看王阳明对《大学》的诠释

心理与文化的辨证性发展反应了中国哲学的内在逻辑。以此为理论视角来分析王阳明对于《大学》的诠释时我们可以发现,王阳明哲学与《大学》所共有的特点是内重于外,两者都力图寻找支撑外在文化形式的内在心理基础,因而王阳明对《大学》的诠释较为契合《大学》的本意,因而深化了《大学》的内涵。这一点集中表现为王阳明以＂致良知＂为核心解释《大学》,将《大学》的＂三纲领＂和＂诚意＂＂致知＂＂格物＂等概念作为＂致良知＂的内涵包含于其中。     

道德悖论视域内的安乐死问题

安乐死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它维护患者的生命权和自主选择权,保证生命质量、维护生命尊严,对于家庭和社会有现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但同时它对伦理道德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如纵容人们消极面对生命的态度,造成医生职业道德观念上的混乱和职责的困境,并且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会造成社会混乱;然而安乐死是时代的潮流,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国家和社会应从各方面对安乐死进行规范,促使人们从思想观念上接受安乐死,推进安乐死的合法化,以实现它应该具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