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翼文学与《讲话》的历史链接

左翼文学从它诞生那天起,面对的就是一个险恶的社会文化环境。但它恰恰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个中原因,应该从国民党自身的权力合法性方面去寻找。而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成了历史发展的主体,特定的历史任务,为以《讲话》为标志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而《讲话》与左翼文学之间,又有着诸多的历史联系。     

巧妙的隐喻世界--论《人鼠之间》中隐喻在主题构建中的作用

美国现代著名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的中篇小说<人鼠之间>中庞大的隐喻世界承载着丰富而深刻的涵义.作者借助于具体形象外化的描写技巧,将三大主题潜伏于其中,从而赋予了具体事物更深层的意义.本文以小说中的三大主题为纲,对形形色色的隐喻进行探究和剖析,试图揭示其深刻含义,挖掘出隐喻在主题构建中的积极作用.     

《路得记》的叙事空间与隐喻书写

《路得记》是圣经文学中短篇小说的佳作,其严谨的结构和鲜明的形象历来被人们称颂。而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结合了不同的叙事空间,它通过文本表层和深层结构展示了希伯来人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显示出蕴含在其中的文化象征与隐喻,从而体现出圣经叙事的历史书写与神性隐喻交织、文学叙事与伦理教化结合的独特风格。     

文学与科技之间：《夷坚志》生物变异故事

《夷坚志》里有大量生物变异故事,内容包括人类基因变异、动植物基因变异。此类故事在洪迈笔下,虽然总体上赋予其生动的文学性,但有相当多的地方是作者理性关注那些变异现象,明显带有科学探讨的倾向。     

隐喻与比兴——以《诗经》为中心的探寻

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隐喻文化,这一点在比兴传统中表现十分明显。无论是“比”还是“兴”,都与隐喻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大量《诗经》作品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陈允吉先生的佛教文学研究——以《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为中心

在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之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中,陈允吉教授是其中成绩最为突出的代表之一。其研究个性,用他自己的话表述就是：一曰“觊文澜迄不离文,援佛法未尝皈佛”,二曰“纳须弥入尘毛芥子”,三曰“寓义理于考据文章”。     

伤痕-反思文学与当代历史书写——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伤痕-反思文学是新时期初期文学的主要潮流。它以个人记忆的方式书写了国族的艰难与创伤,开创了当代制度性反思和批判的先河,建立了新时期文学的悲剧格局。复刊后的《人民文学》是这股思潮的发源地和最主要的推手,编辑群体的胆识与观念的转变,既体现了时代的要求,又走在时代的前面,自主性地探索文艺的发展,作家群体和文学编辑群体成为这段文学史的共同的创造者。     

鼠与人的最佳设计常常落空──关于约翰·斯坦贝克《人鼠之间》的几种主题

对于约翰·斯坦位克《人鼠之间》的主题,历来有不同的观点,以乌斯比为代表的“孤独论”,以市劳迪为代表的“善恶论”等都不能全面揭示其真正主题：“鼠与人的最佳设计常常落空”,自然的刀量无法抗拒。     

论《源氏物语》对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创新——以《竹取物语》为中心

《源氏物语》＂赛画卷＂明确指出《竹取物语》是＂物语之鼻祖＂,这是极不寻常之事,事实上,如果没有《竹取物语》,恐怕就不会有《源氏物语》。可以说,它是深深地渗透到《源氏物语》的文本中,是《源氏物语》创作的＂土壤和源泉＂之一。     

《疾病的隐喻》与文化研究

苏珊·桑塔格对于西方文化中“疾病隐喻”的分析,揭示了人类文化在疾病隐喻中表现出来的问题。她的批评实践触及文化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隐喻修辞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身体的文化与道德意义以及疾病与“他者”的建构。     

都市现代性视阈下的革命主体及其危机——以左翼文学的工人叙事为中心

[提要]左翼文学的工运叙事中,非技术性工人多以城市革命主体的正面形象出现,技术性工人形象多被赋以消极落后的表征,文学想象与历史叙说之间的悖反张力,指向纠缠在普罗列塔利亚、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多重身份认同之中的技术性工人,在左翼视野中他们更易为都市现代性“腐蚀”。但鲁迅的《阿金》披露了异托邦之中潜在的革命主体皆可能遭遇异化的严峻现实。左翼工人形象“症候”实际成为一种镜像,照见了同在城市革命队伍序列之中知识分子的内在焦虑。30年代初,丁玲、蒋光慈等作家的一系列创作实践,试图通过工人叙事重新探讨突围都市革命困境的有效路径,即工人离开城市、发动农村革命。这一叙事与同时期中共革命领导人在“反围剿”军事行动中探索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决策形成共时性的互动。     

“乡下人进城”文学叙事的政治伦理遮蔽与还原——以《我们夫妇之间》、《霓虹灯下的哨兵》为中心

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和沈西蒙、漠雁、吕兴臣编剧的九场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是较早的"乡下人进城"作品。《我》的饱受争议与《霓》剧的名噪一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源于二者对城乡日常生活方式差异的不同想象。经由这一文学现象的考察,可见当代城乡差异叙事逐渐剥离阶级、国家意识的遮蔽与替代转向不同身份的生命的"生"的个体差异。"差异"的历史衍义折射了国家、阶级、民族宏大叙事的祛魅以及对生命本体差异现状的正视与回归。透视"差异"衍义的审美经验背后的政治,可知进城的乡下人在创造生活的同时也在创造一种历史。     

文学语境与人名隐喻的翻译研究——基于《红楼梦》英译文的个案研究

人名隐喻是《红楼梦》的艺术特色之一.小说的人名同时投射到人物形象、性格及作品的主题等较抽象的概念上,使人名在一定语境中兼而实现了称谓功能以及表现人物与主题的文学功能,成为颇具特色的文学隐喻.一部作品的主题、人物等文学因素是人名隐喻赖以生成的环境因素,也是其存在的依据,和文化语境一样,制约着人名的文学解读与翻译.文化和文学语境交织存在,有时会发生冲突.文学语境与人名隐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上述观点为霍译本的人名意译策略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并赋予文学作品的人名翻译评价以新标准.     

民国时期废娼观念日常化的确立--以《妇女杂志》为中心?

宿娼作为戕害女体的传统陋俗在民初社会遭到严厉批判。章锡琛担任《妇女杂志》主编时期积极接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废娼宣传,从人道和民主的角度力行废娼,并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期刊运作,在新文化思想与市民认知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使现代废娼思想得到大范围和力度的传播,成功使现代废娼思想内化为普通市民的日常共识,推动了现代中国陋俗革新的进展。     

“乡下人进城”文学叙事的政治伦理遮蔽与还原--以《我们夫妇之间》、《霓虹灯下的哨兵》为中心

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和沈西蒙、漠雁、吕兴臣编剧的九场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是较早的“乡下人进城”作品.《我》的饱受争议与《霓》剧的名噪一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源于二者对城乡日常生活方式差异的不同想象.经由这一文学现象的考察,可见当代城乡差异叙事逐渐剥离阶级、国家意识的遮蔽与替代转向不同身份的生命的“生”的个体差异.“差异”的历史衍义折射了国家、阶级、民族宏大叙事的祛魅以及对生命本体差异现状的正视与回归.透视“差异”衍义的审美经验背后的政治,可知进城的乡下人在创造生活的同时也在创造一种历史.     

“左翼”与“经典”并行的时代——析1937-1949年德语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

1937—1949年德语文学汉译,总体呈跌落和沉寂态势,汉译数量和规模纵向远不及战前的二三十年代,但译作的翻译水准与质量可圈可点。这一时期译介和接受主要集中在德语“经典”文学与政治意味浓厚的“左翼”反法西斯文学及反战文学作品上。而同一时期的日耳曼学研究,较之二三十年代亦日趋深入和精到。     

论福克纳对白先勇创作的影响——以《台北人》为例

福克纳与白先勇,同是美国和台湾20世纪文学中现代派文学的"大师级"人物。从《文学杂志》中领略了现代文学魅力的白先勇,无论在内容还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无疑都受到福克纳小说的深刻影响。文章试图通过对《台北人》内容、形式的解读以及与福克纳小说的比较,在分析白先勇小说特色的同时,揭示出白先勇小说与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关系。     

论卡夫卡的文学传统——以《变形记》为典型个案

任何一种创造都是在继承前人基础上的智性掘进,被视为具有高度原创性的卡夫卡,其作品中巧妙的意象构思,独异的框架结构,仍有前人留下的痕迹.他富于创造性的地方是把前人作品中潜在的趋向明晰化,拓展出一片新的文学天空。卡夫卡的《变形记》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狄更斯的影响,而真正的影响是一种创造,卡夫卡跟随前辈文学大师,走出了完全只属于他自己的创作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