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中生态环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农村生态环境现状入手,分析了生态环境保护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并在分析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成因的基础上,从法制角度提出了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有力措施。     

人口、制度与乡村生态环境的变迁

本文通过宏观和微观层次的分析，从人类生态学的角度上阐述了我国历史上社会制度、人口压力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联系，特别指出了封建专制统治对人口增长和生态环境破坏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政策作出了一定的分析评价。     

论引进外资中的农村环境保护——从法的角度分析

外商投资企业对农村生态环境的污染严重影响农民的生产生活，不利于新农村建设和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是外资法的任务。东道国保护本国生态环境的权利已经得到国际文件的认可，发达国家成功地控制了外资企业对本国的污染。我国外资法对外资的环保义务重视不够，执法也不严，在今后的立法中应当将对外资的环保要求作为准入条件并严格执行，尤其应当规定农民对外资企业破坏环境的行为有监督、检举的权利。     

新农村建设中公共物品治理模式选择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存在供给不足和管理缺位两大难题。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民营化治理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其现实可能性是我国社会生态环境中存在着推动农村公共物品民营化的动力机制，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在对农村公共物品分类的基础上，可选择不同公共物品民营化治理模式，还必须注意政府和市场两大力量的作用。     

论小水电对农村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

我国的小水电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发挥了显著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缓解农村电力紧张；推进山区经济发展；加快贫困山区脱贫致富的步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山区农村社会进步。     

农户兼业化对农村生态环境影响的效应分析

从狭义的农户兼业化出发,基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变化的视角就农户兼业化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机理进行了系统梳理,并通过以2000—2016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数据建立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兼业化对农村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农户兼业化对农村生态环境影响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在农户兼业化对农村生态环境的间接影响中,土地要素投入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农户兼业化对农村生态环境的间接影响主要通过资本要素投入的中介效应表现出来;最后,农村生态环境变化在时间上具有明显的延续性,当前对我国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刻不容缓。     

发展农村科技与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考

面对国内外新形势，我国农业发展急需找到新突破口。只有重视农村经济，才能发展农村科技。加强农村科技进步，应改变观念，创新制度。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要求，设计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科技发展策略，加强政府对农业科技服务；调整农业生态环境。实现农业科技化、信息化、工业化、企业化、高效化。     

农村环境政策“空转”及其矫正 ——基于模糊—冲突的分析框架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近些年，国家陆续出台若干政策对农村生态环境进行治理，相关政策文件逐渐形成一套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的制度支撑，但农村环境 政策受到政策文本模糊与地方政府执行冲突的影响，在实际中遭遇文件性、文字性、不作为、无效率等形式的“政策空转”困境。农村生态环境政策执行主体受到政策目标与责任分工模糊的影响，执行动力有强有弱，在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在职能设置、政策工具的冲突影响下，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效有大有小。执行动力与利益协调的结果影响执行客体的配合情况，产生农村环境政策执行不同的作用反馈机制。相对良好的反馈机制是强执行动力与协调顺畅的执行过程相结合的结果，也是政策得以有效落实的检验标准，而执行动力不足与执行过程协调困难则导致了农村环境政策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空转”的状态。     

多元共治: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创新模式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互促共进，前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题中的应有之义，也是实施该战略的助推器，后者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契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可归因于相关主体责任缺失，既有地方政府"主导者"角色缺位，也有部分地方企业不重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甚至污染或破坏环境的因素。另外，农民环保意识淡薄，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有限等因素亦不容忽视。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实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振兴，亟待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地方企业、农民、非政府组织、农村社区等"利益攸关者"各司其责，且"多元共治"。其中，地方政府切实承担起"主导者"责任；地方企业需强化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农民应增强治理主体意识；非政府组织需提升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能力；农村社区则应发挥生态环境治理的"主场"优势。     

基于STIRPAT模型的农村生活 能源消费的生态效应分析

农村生活能源消费规模、消费能力和使用设备技术等对生态环境有着重大影响。消费规模的扩大会加重生态环境压力，而消费能力增强、能源使用设备的技术更新既能推动农村生活能源向市场化、清洁化方向发展，也能提高农村生活能源利用效率，从而改善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的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