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蒙早期关系

从宋蒙首次接触到联合灭金的宋蒙早期关系直接关系到十三世纪初蒙、宋、金三个并存政权的兴盛和衰亡。历史文献对这段宋蒙关系的记载散乱稀少,史学界对它的研究相当薄弱。本文试图对宋蒙关系进行较为系统的清理和论述。     

宋理宗朝前期宰相李宗勉事迹考 论

李宗勉早年长期在两浙西路基层任官,后于宋理宗朝嘉熙年间入朝为相,宋理宗朝前期为南宋、金、蒙古三方政权鼎力、交替之际。李宗勉意识到了蒙古的崛起对南宋的威胁,在此背景下李宗勉的主要事迹均与御蒙有关。针对山东红袄军在南宋、蒙古之间的时纳时叛,李宗勉认为山东红袄军并非忠义,实为盗贼,在南宋一方并不可靠,切并不可招抚并加以利用。针对端平年间决议收复三京之役,李宗勉并不赞同草率出兵,主张应积极防御。在对蒙作战准备充分、充分了解蒙古作战意图之后,再行收复;对于收复三京之役失败后宋蒙战争全面爆发,朝中准备与蒙古议和的主和派逐渐占据上风。李宗勉并不赞同史嵩之等主和派的议和主张,李宗勉认为蒙古的意图并不是与南宋讲和,应加强江淮、四川一线的防御,防备蒙古大举南下攻宋。李宗勉的御蒙对策部分被宋理宗所采纳,有益于稳定宋理宗朝前期政局。     

简析宋蒙鄂州之战与“鄂州和议”

一二五九年的宋蒙鄂州之战,是宋蒙间的一次重要战役。这次战役由于南宋军民的英勇抵抗,也由于蒙古贵族内部争夺汗位的矛盾斗争,结果以鄂州保全,蒙军撤退而告终。鄂州之战的结束,标志着一二五八年——一二五九年蒙军进行的大规模攻宋战争的最后失败。但由于史料的缺乏和宋、元官修正史中的一些谬误,特别是在宋亡以后出现的所谓宋蒙曾有“鄂州和议”的说法,影响了治史者对鄂州之役的研究。本文拟就这次战役中的一些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以求得到指正。     

蒙军“假道灭金”研究四题

公元1231年秋,拖雷统帅蒙军三万强行假道南宋四川,深入金朝河南,并于次年正月击溃金军主力于三峰山,将大金帝国推到了覆灭的边缘。历史上将这一重大事件称为“假道灭金”.蒙古通过这一军事行动取得了全歼金军精锐、突破潼关——黄河防线和扰乱南宋四川,窥探南宋实力的多重战果。自元及今的论著对“假道灭金”总是极力称道。元初郝经称此举“得兵家之诡道”。元朝史家说:“天朝取道襄、汉,悬军深入,机权若     

宋蒙(元)之战中的夔州

夔州作为南宋夔州路首府,乃宋蒙(元)战争中南宋诸路首府之最后沦陷者,其战事之久、抗击蒙元之坚决,实堪宋郡之表率。元军占领夔州,基本完成对南宋疆域的征服,加速了统一全国的步伐。了解宋蒙(元)夔州战争,对研究南宋后期川东抗蒙(元)历史意义重大。就宋蒙(元)之战中夔州宋军战备状况、夔州战事本末、支撑夔州长期抗蒙(元)诸要素三方面进行探讨,以揭示宋蒙(元)夔州战争真相。     

论忽必烈平定大理及其历史意义

1253年10月,忽必烈率领蒙古军亲征大理,经过两年的战争征服了大理地区,并统一了大理各部。忽必烈平定大理后,逐渐加强政治统辖,建立了云南行省,并采取一系列的行之有效的治理措施,使云南地区呈现出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兴盛的繁荣局面。这对于地方安定、国家统一、西南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及国内民族关系的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均有历史性的积极意义。     

元代回回商人与唐宋时期“蕃商”的区别

中国的回族,是元、明时期开始形成为一个人们共同体的。因此,回族商业应当视为从元代回回商人的活动开始。但是,从中国回回的来源看,尽管他们“主要的就是元时被征服投降了蒙古军并随蒙古军进入中国的‘回回氏’,”然而唐、宋时期留居于中国的波斯、大食商人(俗称“蕃商”)或是他们的后裔毕竟也是回回的组成因素之一。而且,从其经营内容、经营方式方面看,他们和元代的回回商人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就告诉我们,从唐、宋时期蕃商的活动到元代     

唐宋时期滇东南、桂西南的民族关系

唐宋时期在西南边疆先后建立了南诏与大理政权。唐代,南诏与唐王朝的关系时战时和,当中央与南诏关系紧张时,西南地区各部族审时度势,选择在交战中处于优势的一方而附之。宋代,中央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发展平缓,双方形成了以市马为主的贸易关系。滇东南、桂西南各族纷纷加入贸易行列。由于安南（越南北部）独立,使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趋于复杂,宋王朝未能处理好与边界问题相交错的民族关系,酿成了皇年间侬智高的反宋斗争     

论成都在元代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蒙古军占领成都,是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深入西蜀堂奥之区,建立永久性据点,作为立足"根本",进而顺江东下、攻灭南宋的战略布局。占领成都不仅有助于充实蒙古军事实力,也为日后蒙、宋两军在川蜀对峙格局奠定基础。在平定四川、灭亡南宋的战争中,蒙古军借助成都平台的战略支撑,发挥了招降纳叛、统军伐谋、转饷馈漕的重要作用。元朝灭宋后,成都作为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驻地,是全国著名的军事重镇,兵戈军戎色彩极为浓厚。成都之所以能在元朝大一统的格局下,在"马上取之,马上治之"的进程中,彰显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与成都本身的战略位置有关,也与亡金、亡宋后的形势有关,更与全国统一后的国内时局有关。     

宋代女真与白蛮之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宋代女真与白蛮社会经济情况、汉化程度及对汉文化态度的分析与比较 ,探究二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汉化程度及对汉文化态度在宋与金、宋与大理关系形成中的作用     

黎族历史上的“生黎”与“熟黎”

“生黎”与“熟黎”是宋代以后记载黎族史实的汉文史籍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两个词汇,它反映的是古代汉族文人士大夫对古代黎族内部不同族群的认识。论题从“生黎”与“熟黎”的出现、“生黎”与“熟黎”的特点、“生黎”向“熟黎”的转化、“生黎”与“熟黎”的分布四个方面对黎族历史上的“生黎”与“熟黎”进行深入的研究。     

从"歌舞伎乐时代"走向"剧曲音乐时代"——论唐代散乐对宋代市民音乐的启蒙

唐代是我国音乐史上"歌舞伎乐"的鼎盛时期,也是宫廷散乐由盛而衰的时期,通过对唐代散乐发展的考述,可以看出唐代宫廷散乐逐步走向民间.随着唐代散乐的走向民间以及乐棚、勾栏等表演场所的出现,对宋代市民音乐的出现和繁荣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1239年蒙古军进入西藏的杰拉康之战

1239年蒙古军队深入到西藏,在拉萨北面的杰拉康发生了一次规模不算很大但是对青藏高原的历史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战斗。本文依据史籍的记载和在西藏的实地考察,对导致凉州会谈和西藏纳入元朝统治的杰拉康之战做了分析和探讨。     

澧水流域白族来源及其特征

自南宋末年,云南大理“民家人”谷均万、王朋凯、钟千一等始迁祖迁到湖南澧水流域以来,其后裔保留了显著的白族特征。     

《厨院新池记》作者确系李玄卿——与张晓芝、黄大宏先生商榷兼谈文献研究方法简

《厨院新池记》系唐大历五年余杭天柱观处士李玄卿所作。宋、清两朝皆避讳“玄”字,将作者改作“李元卿”。今据《文苑英华》、元至大年间旧钞本《洞霄图志》等相关史料,考证《厨院新池记》确系李玄卿所作。明《八代文钞》“李华说”,《全唐文》“李勉说”,今人“李幼卿说”都是不正确的。版本学、避讳学对于文献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对两宋时期和亲理念的初步考察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绝大多数朝代都有和亲或具有和亲性质的联姻关系,只有宋明两朝没有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从表面来看,由于宋、明没有实行和亲,似乎使中国古代和亲历史中断了两个朝代,其实则不然。仅就宋朝而言,既有部分大臣对历史上的和亲问题作过反思与评论,又有君臣讨论如何应对辽及西夏的求亲,也有大臣就和亲问题与辽进行外交谈判。两宋时期的大臣大都借助对历史上的和亲的反思与评论而阐述自己的民族关系主张。大致说来,北宋时期的大臣对历史上的和亲大都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态度,而对现实的和亲则大都持反对意见;南宋时期的大臣大都对和亲持否定态度,以评论和亲而反对南宋与金议和。他们所谈论的和亲,多数指两个政权的通婚,有时也指议和。两宋时期的和亲概念,无论是其内涵还是性质,都已发生了变化,与汉唐时期和亲的概念有很大差异。所以,对两宋时期出现的和亲,切不可全部以通婚视之。宋辽之间就和亲问题的外交谈判,充分体现了当时宋朝君臣对和亲问题的认识程度。北宋之所以拒绝辽和西夏的求婚,主要在于宋朝君臣的民族偏见,他们把和亲政策与伦理道德对立起来,从体面、尊严等方面审视和亲,提出“和亲辱国”的极端看法。加之辽在开始时明确要求宋朝皇帝的女儿出嫁,进一步加重了宋朝君臣的心理负担和羞耻感。宋朝的“和亲”概念及和亲理念,丰富、发展和深化了中国传统的和亲思想,是中国古代和亲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云南通海蒙古族民族心理认同研究

任何一个民族,无论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发生多大变化,只要具有强烈的民族心理认同,这个民族就会生存、延续并发展起来。聚居于云南省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的蒙古族是南宋末年远征云南后留居该地区的部分蒙古大军的后裔,虽然他们长期远离蒙古族主体聚居区、成为杂居于其他民族中的一个相对独立部分,而且生活地域的自然环境、自身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时至今日,他们对蒙古族仍保持着强烈的心理认同。实地调查和研究表明,强烈的民族心理认同是一条牢固维系着通海蒙古族民族认同的精神纽带。     

论“鞑靼”名称的演变

不同历史时期，鞑靼名称所指代的范围和内涵有所不同，鞑靼名称有广义狭义两种不同的涵义，狭义的鞑靼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部落名称；广义的鞑靼是北方民族的泛指称谓，其广义狭义的名称变化与其势力的兴衰有着直接的关系。南宋以来的汉文书籍中鞑靼名称演变为北方民族的统称，甚至成为专指带有贬义色彩的蒙古民族的称谓。     

论近代“宋诗派”宋诗接受理论体系

在晚清多元化的诗坛格局中,“宋诗派”以独特的审美宗尚而独标笤颖。道成诸公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祜诸大家为职志”,“同光体”诗人宗“三元”、主“三关”,打破分唐界宋的畛域,力求会通唐宋。“宋诗派”从宋诗接受范型、美学视角、终极目标以及宋诗学史体系的建立等四个雏面,建构了宋诗接受完整的学理体系。     

《聊斋俚曲》中语气助词“啊”、“呀”的使用及其关系考察

在现代汉语研究中,一般认为语气助词＂呀＂是＂啊＂的语音变体,但在近代汉语中,＂呀＂却有着相对独立的语法地位,直到清代才被逐渐纳入语气助词＂啊＂音变的轨道。同时,从比况助词＂也似的＂到＂呀似的＂、＂那似的＂、＂哇似的＂的词形变化中可以发现,在汉语史上存在从＂呀→啊→呀、哇、哪……＂演变的语音链条,＂呀＂存在丢掉韵头音变为＂啊＂的语言事实,因此我们不排除＂呀＂为＂啊＂一个来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