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善相争 德性为上——亚里士多德“德性至上论”在康德实践哲学中的复活

康德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区分和界定,认为实践哲学就是以超感性世界的规律、以人的自由意志及作为其规定根据的先天理性命令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但康德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继承,不仅仅是“概念”上的继承,而且还是对作为后者的理论体系的核心和灵魂的“德性至上”原则的贯彻和继承。     

中庸何以为人之德性——以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为中心

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观中的核心思想。儒家与亚里士多德都以维系动态平衡作为对中庸的本体认知,差异则是儒家以天道论人道,亚氏以形而上的理论推演方式剖析中庸的本体意涵。基于生命平衡观,二者都将中庸视为人的一种德性,将这种德性引申到人的实践活动中,以行为的适度为中庸的伦理内涵。儒家以仁义为贯彻中庸的总德性,亚氏以公正为贯彻中庸的总德性。中庸思想对于个体和当代社会的良好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以劳动为核心的马克思实践哲学——从亚里士多德传统解读实践哲学

马克思开创了现代实践哲学。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哲学界没有真正地认识到马克思哲学是何种意义上的实践哲学,只有回溯到实践哲学的源头,即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哲学。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以劳动为核心,研究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道德、宗教、政治等活动。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没有否定和抛弃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和伦理维度,而是既包含了亚里士多德认为“自身即是目的”的实践,又包含了手段性的劳动。只有看到马克思将劳动提升为实践的高度,才能更好地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理解为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实践哲学,才能驳斥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质疑。总之,将劳动作为实践的主要形式是马克思建构唯物史观、解释人类社会历史之谜的关键。     

中西人性与德性关系探讨——以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为例

无论是思孟学派还是亚里士多德,其思想中人性与德性都是统一的,都将人性确定为人之为人的特性。但是由于他们对德性内涵与结构层次的理解不同,双方关于人性的内涵和结构层次就出现了差异,表现出中国重仁德而西方重智德的倾向。此外,思孟学派认为人性与德性具有先天性,使得其人性与德性的社会性幽暗不明,而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道德德性是社会的产物,理智德性也是在社会中完善和发展的,使人性与德性的社会性和后天性得到突出和强化。     

佛教生态哲学研究的转型与超越——评陈红兵教授等《以德性论为核心研究佛教生态哲学》

导言陈红兵教授近年来一直从事佛教生态思想文化研究,其专著《佛教生态哲学研究》由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出版,之后又陆续在《哲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中国宗教》等刊物及相关学术研讨会发表相关论文20余篇。其与张子礼教授在《哲学研究》2013年第7期发表的《以德性论为核心研究佛教生态哲学》①、     

目的论视域下西方德性论道德哲学形态的嬗变——以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伦理学为学术资源

亚里士多德与康德两位伦理学家的思想内容和理论体系,具有某种相似性,但却是"形似而神不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目的论观念与德性伦理天然结合,以善为纽带相遇在宇宙自然和人类生活之中。但在康德这里,目的论思维与德性论却呈现出变异改造的景象。于是,古希腊以来的德性传统在结构模式、价值根基、幸福追求等多方面发生了嬗变,一种以善为最高价值追求的德性伦理形态渐渐退隐,逐渐让位于一种以应当为至上目标的规范伦理形态,悄然改变了德性论道德哲学形态的发展样态和行进轨迹。     

佛教生态哲学研究与环境美德伦理的结合--评陈红兵教授《以德性论为核心研究佛教生态哲学》

一直以来,环境哲学都致力于汲取不同学科和知识领域的养料,以形成自身有益于立法者和公众追求和谐的、可持续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则和动力。环境哲学的重要起源之一是对历史学家林恩·怀特做出的基督教是现代环境危机的历史根源的回应。②怀特主要讲了两个观点,其一,基督教将自然世俗化,破除了开发自然的精神障碍;其二,基督教鼓励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为大规模开发自然提供了手段。他指出：“除非我们找到另外一种宗教或者重新思考我们原有的宗教,否则更多的科学技术不会使我们摆脱目前的环境危机。”③因此,环境哲学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也非常注重吸收融合东方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如深层生态学即深受道家和禅宗曹洞宗的思想影响。如德韦尔和塞欣斯曾说：“当代的深层生态主义者已经从道家经典《老子》和13世纪日本佛教大师道元的著作中发现了灵感。”④奈斯更明确地说：“我所说的‘大我’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道’。”⑤佛教思想文化是当代西方生态文化思潮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近年来,佛教生态思想研究成果有显著增长趋势。自20世纪90年代西方环境哲学传入我国以来,不少学者致力于挖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环境哲学资源,出版、发表了不少相关论著。     

语言哲学视阈中的中西哲学之比较——以道家哲学与海德格尔哲学为例

中西哲学不同的文化背景、各自复杂的体系和丰富的内涵决定了对其进行全面的比较是非常困难的．20世纪的语言哲学突破了传统哲学的语言工具论，把语言当做存在的建构性力量，因此，通过对西方语言哲学的代表之一海德格尔的语言本体论和在某种程度上与其具有相似性的道家哲学思想进行深刻分析，可以为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认识维度。     

从人治向法治的跨越——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例

法治观念作为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由来已久。从早期柏拉图标榜哲学王治国,主张依靠统治者的智慧来治国理政,到后来舍弃人治转而高扬法治,再到最后亚里士多德继承衣钵终其一生对于法治精神的不懈追求,我们看到西方社会由人治到法治的跨越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路程,这对于今天我们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从柏拉图到斯宾诺莎:早期的西方政治合法性思想评析——以自由主义语境为视角

自由主义作为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个主流分支,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古代世界,尤其可以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政治文化中找出诸多自由观念的成分。本文以自由主义语境为视角对早期的西方政治合法性思想做脉络梳理,从柏拉图的“正义”观到斯宾诺莎的“自然权利”论,一脉而下的基本主线是“社会秩序何以可能”,其合法性思想都属于规范主义的。     

英雄德性与卢梭的政治哲学意图——对卢梭思想中苏格拉底与卡图问题的思考

由于卢梭既是一位"苏格拉底式哲人",又是著名的现代民主共和哲人,这种复杂的政治哲学身份使得卢梭的哲学意图变得复杂难辨。存在于卢梭思想中的"苏格拉底与卡图之争"构成了理解卢梭统一政治哲学意图的重要切入点。这一问题线索将以不断递进的方式,提示卢梭哲学意图中的三层核心要素。首先,卢梭从对哲学与城邦的双重关切出发,深刻继承了苏格拉底关于启蒙的反思;其次,卢梭以新的自然状态论及自然人性论为基础打造民主政制设计,这一计划本质上源于卢梭在启蒙的新处境下为哲学辩护的内在理由;第三,在卢梭深层哲学意图的推动下,英雄德性问题成为卢梭政治哲学计划能否取得成功的核心。对上述三层要素的总体把握,将有助于在整体上理解卢梭民主共和哲学方案的深层理由及其得失。     

柏拉图与后现代哲学--以尼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例

尼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在所谓“后现代哲学”中称得上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尼采曾经把他自己的哲学界定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但尼采对柏拉图的激烈批判与反驳,恰恰证明柏拉图哲学对他的巨大影响;通常认为“意向性理论”是胡塞尔现象学最为重要的一个发现,但实际上柏拉图对这个“发现”早已有所发现;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都遗忘了“存在”,因此,重新提出存在的意义问题,就是要回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一西方哲学的源头上去,以他们已经赢得的东西为基础,将他们未竟的事业推向前进。这表明,柏拉图哲学与后现代哲学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二者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观——以正义与智慧为视角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观就是指柏拉图对政治与哲学的关系的看法和思想。鉴于正义与智慧的关系在柏拉图＂政治-哲学＂观中的重要性,本文试图从正义与智慧的关系这个视角探查柏拉图政治与哲学的关系,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柏拉图＂政治-哲学＂问题的缘起;柏拉图＂政治-哲学＂观的正义与智慧视角;柏拉图＂政治-哲学＂问题的消解,即正义与智慧、政治与哲学的整合。     

德性的功能及其限度——以中国传统道德为中心的讨论

德性的价值有多种表现,其对人、社会、国家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为了个人权利与自由,需要提倡德性,宏扬人性的善与爱.但同时,德性的功能是有限度的.德性作用不是无边际的,是有针对性的;德性作用不是一劳永逸的,是需要长期教化的;德性需要整体合作,单个德性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片面夸大而崇拜德性作用或贬抑而拒斥德性作用都是因为对德性价值或功能缺乏正确理解与把握的表现.     

浅析古希腊培养哲学家的教育目的——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

古希腊的教育目的就是培养哲学家,把哲学家视为最有智慧的人和人的最高境界,认为哲学家是实现理想国的必然选择,而且需要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教育来培养哲学家。这实际上反映了古希腊社会政治、教育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结合。     

比较哲学视域中的庄子哲学——以郝大维、安乐哲为对象的考察

汉学家郝大维、安乐哲运用比较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庄子哲学进行了思考和研究.他们发现在“自我”、“真”、“道”或“天”等一系列核心概念和关键问题上庄子哲学与西方哲学存在深层次的差异,这些差异背后则是中西方哲学在世界观、思维模式上的不同预设.以“比较哲学”的视野研究庄子哲学,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西方的概念和框架束缚庄子哲学的缺陷,即从中国哲学本身来理解中国哲学,但是这种研究理论和方法同样存在一些问题,它过分强调双方差异性,过于重视比较哲学理论的构建,而把《庄子》文本的细读置于次要地位,使庄子哲学本身丰富的内涵和面向被人为限定了.依此看,中西方哲学的交流尚需深化.     

市域社会治理中的司法贡献——以J市法院行政审判大数据应用为例

随着智慧法院建设的深入推进,人民法院司法审判大数据海量增长。发掘蕴藏在司法大数据中的丰富信息,探索司法案件与社会活动、政府行为之间内在的关联与规律,是人民法院延伸司法功能、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举措。司法大数据种类繁多、信息量巨大,社会治理的内涵更是无限丰富,对两者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研究,工程量浩大,决非朝夕之功可以完成。鉴于司法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参与方式和面临的难题具有共通性,适宜先开展司法大数据分类和治理范围限定的样本研究。行政审判指数是社会治理效果的晴雨表。以J市法院行政审判大数据对市域社会治理的贡献为例,解读当前行政审判大数据参与社会治理存在的不足及原因,探索司法大数据深入分析应用的路径,可为该领域的实践展开与理论拓展提供参考。     

两爻之间的诗性诉求——以周易、老庄、孔孟的诗性言说为中心

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易之两爻是先秦文论的思想场域和言说框架.在两爻之间,先秦诗哲安放着各自的"道"与"文":《周易》"况之太极"的象喻、直觉和整体言说,老庄"人法自然"的诗性之思和诗性之方,孔孟"天何言哉"的人伦体悟和人文寄托.     

“限广令”、规制与行政法治——以西方国家广播电视业政府规制为比较视角

以国家广电总局实施的“限广令”为分析对象,以西方法治国家广播电视政府规制为比较视角,从规制依据、规制目标、规制主体、规制结构、规制手段、规制效果等具体问题入手,探讨政府对广电媒体广告播放行为进行规制的正当性、必要性和实效性,分析规制应遵循的原则和界限,提出在权利保障和行政法治前提下改进中国广播电视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