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责任:伦理维度与建构逻辑

公共行政责任与道德、伦理息息相关,有其独特的价值内涵和价值目标.本文以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为基本背景,考量公共行政责任的内在价值指涉:一是其伦理规范价值,要求公权力的行使必须符合既定的行政伦理规范要求,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二是其德性价值目标,即要求公共行政主体通过德性之内化及行政德性人格之塑造消解具体管理情景下的行政选择冲突和价值冲突;三是其正义诉求,即公共行政及其主体必须尊重和维护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最后,从对公共行政责任如何实现的探讨出发,提出伦理规范与道德德性并重,从规范到德性的逻辑路径.     

当代西方德性问题

近代以来,德性伦理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都走向了边缘化。文本从西方经典德性伦理方面探讨了德性思想,以及对当代西方德性问题的批判,并结合我国现状提出了一些见解。     

德性伦理复兴与当代中国道德建设

20世纪中期之后,西方伦理学由注重规范,到自觉地思考和重新回归德性的历程,使我们认识到德性在人类文明前行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当代中国的许多道德问题,不可否认地在很大程度上与德性的状况和建设存在一定的关系。德性伦理的复兴给予当代中国道德建设有益的启示。从理论上看,德性与规范关系密切,道德建设要以规范为基础,以德性为目标;从实践上看,道德建设不仅要加强规范意义上的制度伦理和伦理制度建设,还应该注重社会信念伦理体系的德性建设,把握两者的统一。     

论党性、德性与人性的互动——基于"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的逻辑关联性视角

党性、德性与人性三者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党性的建构基础是德性,而德性的立论要件是人性.党性、德性与人性的互动在党的作风建设中又直观地体现为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的逻辑关联性.这种逻辑关联性的基本要义是:要以德性建设中的"重品行"表征党性建设中的"讲党性",要以人性建设中的"做表率"引领德性建设中的"重品行".     

高校学院学术治理的价值失范与修复

价值规范遵循适当性逻辑,是内化于高校学术治理行动者的稳定动力。应然层面,高校学院学术治理价值以适当性逻辑为主导并指向遵守学术规律、维护学术道德、鼓励学术自由、强化学术胜任。然而,学院学术治理实践中行政惯性、多元主体人际互动的关系网络及人情文化传递过程诠释了治理价值失范的复杂图景:行政自上而下的价值同构,人情、科层倾轧学术理性,角色混叠与精英管治交错。回归学院学术治理价值规范,应调适学术治理的价值联动机制,消弭强人情弱学术的失范困境,监督管理者与学术精英的角色。     

道德话语和道德实践的危机与重构——麦金太尔德性思想的理论探析

当代社会的道德话语和道德实践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普遍存在着分歧与冲突。理性主义在道德合理性论证上最终失败了,一个"德性之后"的时代来临了。每个人都是价值判断的主体,而群体却失去了统一的价值标准。那么如何从根本上摆脱这种危机?麦金太尔的德性思想对解决这种危机以及实现"善的共同体"的可能性,进行了重要的论证,对其德性思想进行探析对我们走出"德性的困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共行政现代性追寻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由裁量是行政法治化趋势下的具有合法性与价值合理性的"非制度"领域.在具体的行政实践过程中,行政主体可能会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异化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为规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异化,以新公共服务理论为代表的现代公共行政强调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责任伦理的价值体现.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伦理规制旨归在于德性伦理及制度伦理的会通,以实现行政主体正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外在规范性与内在价值性的统一.     

浅析梁启超功利主义伦理观对边沁功利观的扬弃

20世纪初,正值近代中西文化大碰撞的时期。在那个时期,中国许多思想家的思想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作为在历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一位思想家,梁启超许多观念都带上了西方观念的色彩,他的功利主义伦理观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了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代表——边沁的影响,即重视“利己”,并强调在“利群”之上的“利己”。但同时,梁启超又不是全盘接受边沁思想,而是对其思想进行了扬弃,在借鉴西方另一功利主义代表穆勒和日本加藤弘之思想的基础上,梁启超提出了他自己的功利主义伦理观:以“爱他心”为基础,把利己与利群相统一起来。     

德性伦理的启蒙话语——休谟德性理论探析

休谟在其德性理论中贯彻经验论,批判理性主义伦理学,推进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道德情感论传统。他认为以同情为源泉的道德感是德性区别的根据,功利是德性价值的来源,进而提出了他的德目体系和归类标准。休谟以自然情感和理性的关系为基本线索,提出的具有进化论特征的德性伦理学,秉承了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开创了现代德性理论的新范式,对审视现代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规范伦理学的局限性和西方伦理学的未来走向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人性与德性结构研究

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对于人性与德性的内涵界定有所不同,但是,在人性与德性的关系上,他们的认识是一致的,都认为人性与德性是统一的。双方的人性与德性结构特色最能显示出中西文化的差异。思孟学派的人性论继孔子而来,其人性与德性结构恰似一个突出球心的混合网状的球体,显示出中国天人合一、强调德性的文化特色;亚里士多德的人性与德性结构恰似一个突出锥顶、层级分明的锥体,显示出西方二元相分、注重理性的文化特色。     

人工智能视域下的大学内部治理：逻辑、困境与路径

[提要]在自身技术段位和国家态度支持下,启发式搜索、机器学习、专家系统和人机交互四种人工智能技术在大学内部治理领域的应用,呈现出智能挖掘数据信息和知识、智慧提供备选治理方案、系统优化具体治理行为等技术逻辑。但透过人工智能视域看,大学内部治理既存在参与不足与功能缺位的治理主体之困,也存在行政主导与垂直领导的治理结构之困和工具理性与技术依赖的治理德性之困,从而也就限制了人工智能在其领域的应用。从大学内部治理的主体功用、组织结构、德性秩序三个维度探讨大学内部治理的优化路径,并对人工智能在大学内部治理领域的“交互”应用作技术伦理批判,以推动人工智能与大学内部治理的深度融合,为促进教育治理现代化及至新时代人才培养进行有益探索。     

孔子与苏格拉底道德思想的共同理路

孔子与苏格拉底关于道德的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两位圣贤分别认为“德”和“善”是人生的最终目的 ,并各自提出“践仁”和“关照心灵”作为途径 ,由此都主张德性才是真正的知识 ,并在德性不可教、人性论及德性之为德性的内在依据等问题上有着极为相似的看法。这些思想无疑拓展了道德内涵的深度和范围 ,并赋予道德实践以深远的意义。     

后“棱镜门”时代的网络共同体交往模式批判

“棱镜门”事件导致网络共同体的“真实界”被放大,在网络共同体内重塑异质性主体间的理解与共识成为关注的核心问题,对网络共同体的结构、交往模式等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认为,在后“棱镜门”时代,西方世界对于网络共同体中的交往关系研究具有促进结构扁平化、推崇市场规范、强调多元治理等发展趋向,其衍生出的“去中心”“西方中心”“多中心”网络共同体交往模式,难以重塑真诚、真实、正当的交往行动,其“治标不治本”的原因在于,都隐含着“物对人的统治”的内在逻辑,受到扭曲和异化的交往关系本身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影响下的必然结果;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各主体之间能够就如何实现共同体内最广泛的公共性展开道德商谈,重新确立集体对于个体的先在性,倡导的“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是其超越性所在,这一命运共同体试图在现实而非抽象的社群需求与政治共识上重塑主体间交往行动,也是对当前网络共同体交往关系所进行的结构性反思。     

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的制度逻辑

新制度经济学“正式—非正式”制度分析范式为揭示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的制度逻辑提供了理论模型与工具。实现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关键在于通过整合作为党内正式制度形式的党内法规与党内非正式制度基础的“党德”,从而实现两套治理规范的优势互补与效能互动。推进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需要共同发挥党内法规与“党德”的治理效能,形成治理合力。任何单一制度治理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制度失灵、治理低效与缺乏经济性等内在局限。二者结合如超越一定限度也可能会引发诸如制度间协调不畅、制度缺位和互动不足等问题挑战。鉴于此,需要在妥善把握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关系以及制度变迁的条件限度前提下,重新构思两者相结合的制度互动模式,激活其中的内生动力与治理需求,强化制度供给与保障,综合考虑制度建构与运行的成本,以求更好实现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协调统一、相互助益。     

"道德"溯源:形上本体与德性价值的统一

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和文化脉络中,"道"既指自然万物生成本原、运动规律,也标示人类社会生存方式、伦理秩序的本体规定以及道德实践的总体原则;"德"既表明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也涵指人们基于天道、人道基础上的自然本性之德和个体心性之德."道"、"德"分别指称和对应于客观世界特别是伦理世界中的形上本原实体和人文价值理念.思想家们对二者意义的相互贯通及其辩证关系的寻究,孕育"道德"范畴并赋予其深厚的文化涵蕴,使其兼含伦理与德性、事实与价值的意义,奠基中国道德理性主义精神和文化的发展.作为本然性形上本体与应然德性价值相统一的"道德"范畴及其理念由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体系的思想精粹与核心范畴.     

试论老庄哲学中的“德”：几个问题的新思考

老庄哲学语境中的"德"含义复杂且深邃,比如说"玄德"概念及其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由来已久的德的观念,可谓思想史进程中"哲学突破"的重要标尺。围绕着老庄哲学的"德",有若干问题值得深入探究:第一,道与德之间的关系能否归结于"德者,得也"的训诂解释,或者说道与德之间是否有那种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分有关系?如果考虑到"德"实际上意味着"性"或者更深意味的"性之性",那么德就具有两层含义:万物殊性且自得其性的性;万物玄同意义上的"性之性"。第二,老庄往往通过宇宙论模式阐发道物关系,同时也展现了探究德与物之间关系的多元思考,后者隐含了一种心性论的旨趣。第三,作为价值判断语词的"德",足以提示出超越于伦理规范的原初伦理,即更高理论层次的德性伦理学(含政治哲学)。这几个问题的新思考有助于加深对老庄哲学的理解。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主体向度

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为主要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积极投身于各自国家的政治革命运动,在同第二国际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反驳中形成了独具主体向度的实践观。一方面,将实践的主体定位于现实的能动的人;另一方面,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归结为主体(意识)对现实的把握。其实践观恢复了马克思以实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逻辑起点的理论传统,开拓了重新认识实践的主体性、能动性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一定程度上也隐含着"夸大主观能动性的哲学冲动"。     

精准扶贫政策的分级落实机制及其基层实践困境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目前,精准扶贫政策在实践中形成了分级落实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使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共存于政策落实的过程中。行政机制意味着地方政府只会遵循官僚制的惯性逻辑,将精准扶贫从一个宏观政治层面上的战略问题转换成为一个官僚体制内部行政层面的政策执行问题,按照事本主义的原则落实政策;治理机制反映出村庄场域中不同利益参与主体在贫困户指标的分配中遵循着乡村逻辑,影响了扶贫政策的落地;行政机制与治理机制间的内在紧张关系,造成形式主义在基层行政中的泛滥,使政策呈现出“悬浮”状态。这促使中央政府启用政治机制,发起运动型治理,将“行政问题再政治化”以克服官僚体制的内在弊病,推进政策落实。受此影响,省级政府只得调整、修订政策,而政策的变动又加重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以及进行贫困治理的难度,这构成精准扶贫政策陷入基层实践困境的内在制度逻辑。     

比较视域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四维审视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开创的现代化道路在生态建设领域存在着内源性局限,要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性转变需同时进行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革命性变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生态理念在价值基点、思维模式、目标诉求方面都有所区别,在思维维度上实现了从“二元对立”到“辩证统一”的生态思维模式的转化;在价值维度上实现了从“利益至上”到“以人为本”的生态价值观的扬弃;在共同体维度上实现了从“单边主义”到“共建共享”的生态治理格局的超越;在实践维度上实现了从资本主义逻辑到社会主义逻辑的生态建设路径的转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全球繁荣发展相统一的中国良治,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之治的现代化生态文明道路,是中国反馈给世界的社会主义新型现代化生态理论。     

论行政道德建设的德性追求

行政道德的规范功能是权力的应然设置,它直接的消极后果就是行政主体的工具化。行政道德的最终目的价值是成就人、塑造人,惟有德性才能实现之,因此,德性培育便成为行政道德建设的主要问题。制度安排与市俗关爱是培育德性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