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技术下的司法统计现状及其应用创新建设研究

今天,大数据正在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的广泛应用给我们带来了各个领域的变革。在司法领域,这是前所未有的一次机遇和挑战,必然对传统的法律实务模式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数据分析在违法犯罪行为的预防、侦查活动的有效进行、犯罪证据的收集、司法情报的获取、同类案件的刑事裁定和民众立法诉求的反映,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监督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大数据时代对一个国家完整司法体系的建设,包括制度、法律、机构以及从事人员等各方面的建设有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司法公开,司法统计的进一步应用和发展也有深刻的影响。     

大数据侦查的适用限度与程序规制

大数据侦查通过数据搜索查询、对比碰撞、挖掘分析等方法进行犯罪回溯侦查与预测防控,其高度技术性、适用隐蔽性、运行多维性使得侦查权内部张力增强,侦查权呈现扩张趋势。传统侦查程序规范对大数据侦查缺乏有效的法律控制,泛用大数据侦查存在冲击刑事正当程序、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等风险。大数据侦查广泛干预公民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其属性当为强制性侦查措施。结合刑事诉讼原则和程序规范对大数据侦查运行样态分析可知,现行侦查措施体系规范难以容纳大数据侦查,应回归刑事程序合法性原则、侦查比例性原则、侦查不公开原则,调适大数据侦查的应用范围与适用限度,并从刑事程序规范机制、个人信息保护机制、辅助配套机制三方面构建大数据侦查法律规制体系。     

诱惑侦查的理论分析及程序规制

诱惑侦查是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中普遍认可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虽然我国并未真正建立有关诱惑侦查的法律制度,但诱惑侦查在侦查实践中却被广泛地运用于侦破传统侦查手段难以侦破的案件,如走私、贩毒、贩卖假币等。立法的缺失必然导致实践问题,因此,我国亟需建立对诱惑侦查进行规制的法律制度,充分将诱惑侦查这种危险性较大的特殊侦查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     

试论弹劾式侦查结构在我国的构建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诉讼目的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大致可以将侦查结构分为纠问式与弹劾式两大类.严格意义上说,我国当前的侦查结构属于纠问式,其存在的缺陷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为缺少中立的裁判者、侦查人员的行为缺乏必要的规制、犯罪嫌疑人的诉讼地位得不到保障、律师在侦查程度的结构框架内作用甚微.基于我国侦查程序所存在的制度性缺陷,整体构建弹劾式侦查结构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其要件包括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和司法救济机制、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确立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等.     

数字时代侦查措施的体系建构及程序控制

进入数字时代，信息技术与侦查工作的融合发展促使侦查措施向数字化转型，在实践中新兴的大数据侦查措施的广泛运用与基于物理场域的传统刑事诉讼理论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现行法律规范在侦查措施的法律属性定性、具体种类规定、监督制约方式方面均存在相应的程序问题与司法风险，从而导致对侦查权力控制的乏力与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冲击。为此，应从侦查措施界分标准之明确、遵循原则之确定、规定种类之细化等三个角度，建构符合数字时代刑事司法运行生态的侦查措施体系。在对该体系进行程序控制规则设计时，应以侦查程序的诉讼化改革为前提，以建立侦查措施的分级控制机制为重点，并通过权利赋予的方式增强对辩方的数据权利保障，实现数字时代侦查权与公民权利的良性互动。     

论技术侦查与司法令状原则的冲突

司法令状最初是以传统侦查为约束对象,而与传统的侦查相比,技术侦查具有技术性、秘密性和更严重的侵犯性特征,因此技术侦查与程序法定原则、令状特定性以及令状的救济制度都存在着冲突。技术侦查的认定标准问题也给令状原则的具体适用造成了巨大冲击。     

再论刑讯逼供——《刑事诉讼法》修订颁布之后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侦查讯问方面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以及关于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制度的规定.新规是立法者在遏制刑讯逼供、规范侦查讯问行为方面,一次法律制度上的完善.法律制度层面的完善无疑对于遏制刑讯逼供具有重要意义,但刑讯逼供不仅是刑事司法活动中的一种行为和现象,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无疑还会受到法治传统、文化背景和人权观念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在《刑事诉讼法》修订颁布之后,站在法律制度视角之外,以社会文化视角再看刑讯逼供,对于更深刻地认识刑讯逼供,以及评估新规的作用和可能的局限都具有重要意义.     

侦查理念法治化探析

侦查理念是一个国家侦查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是侦查行为的灵魂,它引导、支配和决定着侦查活动,决定着侦查行为及侦查效果,是侦查法治化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目前我国的侦查理念存在一系列问题,它缺乏程序理念和非法证据排除理念,缺乏法律之上理念、人权保障理念和法律监督理念,因此,加强这一问题的研究,构建法治化的侦查理念,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羁押必要性审查面临的现实困境及配套制度的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确立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这是我国逮捕适用控制体系中的一项新措施,体现了尊重与保障人权原则、羁押比例原则和检察监督原则,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但该制度面临着司法传统和法律意识、替代性措施不足、三方构造模式欠缺,以及绩效考评制度不合理等诸多问题.完善羁押替代性措施,设定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制度,创新社会管理机制,是实现这项新制度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重要保障.     

建立检察引导侦查取证机制的探讨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针对实践当中存在的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法律监督缺失问题,检察机关通过建立检察引导侦查取证体制,引导侦查机关全面准确收集、固定和完善证据,确定正确的侦查方向,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改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之间的配合和制约,从根本上保证案件的侦查质量和诉讼质量.     

大数据安全视角下计算机数据刑法保护之反思

大数据安全问题是信息时代刑法面临的全新挑战,在大数据技术的推动下,计算机数据的价值属性通过“量变”实现了“质变”,催生了新的法益保护需求并弱化了传统法益的刑法保护效果,传统的计算机数据刑法保护体系严重滞后。重新解释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并对《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规定进行微调,是实现计算机数据刑法保护体系完善必经的司法途径和立法途径。     

大数据产业相关市场界定的困境与出路

相关市场的界定是反垄断执法的首要前提,也是反垄断法司法适用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传统的相关市场分析方法主要是定量的SSNIP分析和定性的产品替代分析,它们主要基于传统的实体行业而设计。在大数据产业中,由于大数据产品、服务具有双边市场、“免费”模式、用户锁定效应和网络外部性等特征,用传统方法界定相关市场存在诸多弊端,应该结合大数据产品和服务的特征,改进传统SSNIP分析法路径,并综合借鉴SSNIC分析法、盈利模式测试法和产品性能测试法等,方能对大数据产业相关市场作出准确、科学、合理界定。     

大数据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前提

大数据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与意识形态内在关联的相关论述、西方学界在科技与意识形态内在关联性问题上的两种传统倾向以及当前海外学者对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为大数据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数据和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则为大数据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指南。大数据的技术特征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鲜明属性相互激荡、彼此交融,进一步彰显了大数据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契合。深入探讨大数据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前提,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大数据视域下意识形态相关问题的研究深度和广度,激发研究动能与活力。     

基于大数据思维方式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对策略

大数据的思维方式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高度契合,其完整性能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客观性、全面性能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本性、混杂性能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真实性、相关性能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前瞻性、无限性能提高数据挖掘潜在价值的持续性。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对大数据思维要强化大数据素养,增强大数据思维;搭建大数据集成平台,增强大数据分析应用;把控学生思想行为动态,建立学生行为状态预警;遵循学习方式变革,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     

大数据助力精准思政的逻辑进路

如何实施精准思政,是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实施精准思政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大数据挖掘有助于精准把握教育对象,大数据分析有助于精准供给教育内容,大数据动态监控有助于精准控制教育过程,大数据评估体系建构有助于精准评估教育效果.借助大数据技术精准把握教育对象、按需甄选教育内容、全面优化教育过程、多维评估教育效果,是大数据时代实施精准思政的有效路径.     

社会和谐对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期待——以对行政权力控制模式的考察为视角

我国传统的控制行政权力的立法控制模式、司法控制模式和行政控制模式在监督行政权力、维护公共利益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不能有效应对现代化过程中行政权力急剧扩张、行政权力运行失范和公共利益流失的复杂状况。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不仅与传统的控制行政权力的司法控制模式不同,而且也与控制行政权力的立法控制模式和行政控制模式相区别。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对于实现公平正义、维护公共利益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数据预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探新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契机.通过大数据预测,能将其优势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有机结合,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前瞻性与针对性.大数据预测能在网络舆情预警、心理危机干预、教育效果预估、超前服务预备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当前,应契入大数据思维拓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根据大数据时代要求建设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统筹大数据资源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积极创造大数据预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氛围和条件,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述评

自2013年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概念被提出以来,国内学者围绕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内涵、价值、困境、建构路径等问题展开研究。学者们突出时代性和技术性,认为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是立足新时代运用新技术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新形态。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以新的思维方式、强大的监督力量和引导功能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同时也在专业人员、数据处理、隐私保护等方面面临新问题。学界集中从国家、学校、教育者三个维度研究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建构路径,强调共生主体、制度保障、思维转换、技术提升等内容。     

大数据在重大行政决策中的应用及其法治化

大数据在重大行政决策领域的应用,属于技术理性与决策规则的有机融合。凭借信息来源与技术革新,大数据可赋予传统决策向数字化转型的新动能。大数据的应用贯穿于重大行政决策始终,在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等多类事项中所发挥的实践优势较为明显,能够推动决策的高效化、提升决策的精准度、增强决策机关之间的联动。然而,大数据应用可能会引发决策安全的隐忧、个人数据存在的空间被挤压以及决策失误的责任承担等难题。对前述问题提出对策的过程,实乃数据治理向治理数据的转变,此阶段不能欠缺法律法规的引导,应尝试从决策数据安全体系的法治保障、个人数据的法律保护、决策责任追究机制的科学建构等层面去推动大数据应用的法治化。     

司法区块链与区块链司法

实然层面的司法区块链通过可信时间戳存证在电子数据领域展现出了强大的应用前景。区块链共识机制下的“参与式”节点化验证有望形成更具应用前景的区块链司法。区块链司法联盟链可以借助分级节点保障公信机构主导共识，公众以组织机构形式参与数据校验从而实现司法活动的社会化参与。区块链架构下的“参与式”司法让公众成为共同验证的节点，让司法伪证风险的社会分担拥有了实现的可能。“参与式”司法在社区治理领域已有雏形，疫情广泛使用的各类健康码、行程轨迹开辟了公众参与和技术治理的制度范式。这种崭新司法模式通过公众参与国家治理机制的制度化建构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鲜明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