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奏与中国古代诗歌体式的演变

节奏与中国古代诗歌体式的演变刘焕阳中国古代诗歌以产生的时间为先后，基本上是按照《诗经》、楚辞、古诗、律诗、词、曲这样一个顺序排列的，从构成各种不同诗歌体式的句型音节来考察，则呈现为这样的一个序列：四言、杂言、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七言律、长短句。但...     

变化创新 美无止境──中国诗歌体式的回顾与展望

在我们弘扬民族文化、继承祖国优秀文学遗产之时．如果对中国古代诗歌体式的变化发展情况作一点研讨，也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中国古代诗歌体式的多姿多采，是举世罕见的．研究与论述各种待联体式的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绝非一篇或几篇短文所能胜任。笔者在此，只是大略地对中国古代诗歌体式发展变化的情形，作一道粗线条的总轮廓的描述。先请看几段不同时代的诗歌。关关睢鸠，屈心而抑志兮，涉江采芙蓉，在河之洲。忍尤而攘诟．兰泽多芳草．窈窕淑女，伏清白以死直兮，采之欲遗谁？君子好逑。固前圣之所厚。所思在远道．──诗经《关…     

曹丕《燕歌行》的断句问题与三句体诗歌——中国古代诗体研究之一

曹丕的七言诗《燕歌行》,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既继承了传统,又刚刚显露出创新意识的歌体的"遗响"。其近源来自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风歌》的三句体式,其创新来自曹丕对诗体规模的扩张,也就是叠加。三句体诗歌是一种基本的诗歌体式,魏文帝曹丕的两首《燕歌行》均属三句体诗歌。在以"永明体"为先声的近体诗出现之前,中国早期诗歌有着各种自由活泼的体式,三句体诗歌普遍存在于古中国各地,而且形式多样,分布广泛。     

双行体诗歌的独特价值

双行体诗歌在当今诗坛广为流行。它凭借简洁、有效而凝练的体式获得诗人的青睐。双行体的格式来源于英美诗歌,但它能流传开来却受到中国古代文化因子的影响。双行体与四行体、多行体相比,有其自身独特的存在价值,可以形成有效的意义场,也可以展示强烈的视觉冲突,是当代诗坛值得注意的一种体式。     

节奏与中国古代诗歌体式的演变(下)

在中国古代诗歌体式演变的过程中，从《诗经》到五言古诗，体现了尚简重自然的节奏特点；从楚辞、楚歌到七言古诗，体现了繁声长言的节奏特点。到唐代五七言律诗的正式形成，由前此句式音节的变化，转向了“异音相从”“同声相应”的声律方面，在整饬中体现了“和”的节奏特点，词则融句式的繁简与声调的和谐于一体，在长短相间、奇偶相寻以及三字尾与两字尾的交替中，表现出错综的节奏美，而词的错综节奏又孕育了元曲向自然语言节奏的回归。正是作为诗歌生命的节奏因素推动了中国古代诗歌体式的演变。     

军旅诗歌古今流脉初探

军旅诗歌是古代诗歌和当代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当代军旅诗歌则是古代军旅诗歌的继承和发展。当代军旅诗歌进一步发扬了古代军旅诗歌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英雄主义气概。在表现手法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始终是贯穿于古今军旅诗歌的两条主脉,当代军旅诗歌则添加了新的时代特色和革命理想主义的情怀。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当代军旅诗歌在题材内容、诗歌体式方面又有很大的丰富与创新。总之,二者的关系十分紧密,其发展脉胳是十分清楚的。     

中国古典诗歌韵律与体式的演进

通过考察我国古典时期几个主要阶段诗歌韵律发展变化的情况 ,可以发现 ,古典时期每一次诗歌的大繁盛 ,都和诗歌韵律的确立或改进 ,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新诗体的成功构建 ,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随着这一进程的推进 ,中国诗歌韵律逐渐达到了它的非凡高度 ,诗歌体式日益丰富多样。另一个重要特点是 ,每一个构建出新诗体的时代 ,都既以这种新体式为主 ,同时又保留以前的诗歌体式 ,即不简单否定此前的诗歌体式 ,形式多样并存、各体竞相发挥作用的格局。诗歌韵律、体式的不断改进和构建 ,以及宽容的多样化尝试 ,使古典诗歌的能量能够最充分地释放出来 ,取得极其辉煌的成就     

先秦两汉诗歌体式嬗变考论

考察了先秦、两汉的二言、四言、骚体、乐府与五七言古体等诗歌体式的嬗变轨迹,阐述了五七言诗体之所以滞后的原因,认为古代诗歌体式的嬗变呈简朴向繁富发展的趋势。其内因主要是因汉语特点而形成的齐言化与杂言化、音乐化与诗化、俗化与雅化、自由化与格律化等多对矛盾的影响。     

古代诗学概念“句法”论

句法作为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范畴,一直以来关注甚少,句法概念的内涵在各种著作中也指涉不一,语法层面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句法本身的诗学意义.诗歌句法实质上是一个诗学范畴,是形式与意义的统一,是指诗歌中能够获得审美意义的语词选择与组合方法.句法既是创作方法,也是批评方法,句法的演进与诗歌体式格律变化与“诗家语”的追求密切相关.     

试论徐志摩新诗体制的主张与创作

在新诗体式因不加节制而趋于散漫之时,徐志摩重视诗歌样式,强调诗歌语言的音韵美等理论,适时地匡正了人们对新诗的诸多误解。他以其丰富多样的创作实践探索新诗的体式结构、艺术构思与表现手法、意境创造等,并成为中国新诗表现形式的拓荒者与理论家。     

意象派诗歌的文体源流及对新诗革命和新诗文体的影响

意象派诗歌是英语诗歌中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诗",但是只是对格律体英语诗歌作了并不极端的文体改良。由于意象派诗歌运动发生时先于中国的新诗革命,并在二十年代持续发展,对此期的中国新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新诗革命,还影响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意象派诗歌不仅促进了汉语诗歌的非格律化,特别是新诗革命时期中国的白话诗改革者出于政治及文化革命的需要,有意识地夸大了意象派诗歌对格律诗体的革命性,也从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新诗的过度口语化和诗体形式的过度散文化,对诗的排列的重视和意象的运用都使新诗更有诗性。     

卞之琳诗风的形成与其诗的特质论

卞之琳的诗在继承我国古诗和借鉴西洋诗的基础上形成了独自的风格 ,他和其他诗人一起推动新诗从早期的浪漫主义 ,经过象征主义 ,到达中国式的现代主义。他对新诗艺术做出的贡献 ,是我国新诗界的一笔宝贵财富 ,值得珍惜借鉴。     

温庭筠诗词意境比较研究

温庭筠是晚唐著名的诗人,也是词坛领域的"花间鼻祖"。在意境的运用上,他的诗与词都构筑了情景交融的纯美境界,又在传统的诗境之外开辟了新的词境。同时,他把乐府诗的风格纳入了词的意境,使诗和词分为两种文体。     

谢朓诗声律的接受史考察

谢诗歌是"永明体"的典型代表,对唐代格律诗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要弄清中国古典诗歌从古诗到近体诗演进过程,则必须研究谢诗之声律的接受状况.其间有三个极为重要的关捩:一是沈约、钟嵘与"调与金石谐"的论断;二是以<四声指归>为代表的北朝及隋对小谢声律诗的传播与接受;三是<文镜秘府论>所代表的唐代的接受状况.连点以成线,共同构成了谢之后世诗人及文学理论家对谢诗声律的承继与接受轨迹.     

宋代衡阳诗人廖行之用韵考

通过对宋代诗人廖行之的古、近体诗的押韵情况及各部特殊韵例、韵字的讨论,归纳了作者的用韵特点。古体诗阴声韵有通叶现象、入声韵有混押现象。近体诗较多出韵,首句入韵也不少。     

唐诗的禅趣

唐代是众体兼备的诗的王国，不论是古体、律诗、绝句；不论是史诗、叙事诗、抒情诗；也不论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都留下不朽的诗篇。以山水田园诗为主的禅趣诗虽不在唐诗中占主导地位，但它以精深的哲理和淡泊洒脱的风格，形成独特的艺术魅力，给人以悠远、恬淡、清新的感受，并给以后的诗和诗学留下较大的影响。     

唐代宫廷中的乐舞活动与诗歌传唱

唐代宫廷中的仪式性乐舞和娱乐性乐舞都有诗歌传唱行为的参与。在仪式性乐舞活动中,所唱诗歌通常是诏命朝廷重臣创作,所用曲调大多由乐工制定,辞乐相配的方式有先辞后乐、先乐后辞、依调改辞,演唱由太乐署和鼓吹署中的乐工承担,采用齐唱形式。在娱乐性乐舞中,所唱诗歌多采自文人之作,辞乐相配的方式主要是“选诗入乐”,演唱由教坊乐人承担,演唱方式多为独唱。唐代宫廷中的乐舞活动对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刺激了文人的创作热情,促进了唐诗的繁荣与发展;对全国的歌诗风气、歌诗创作起着导向作用;加强了上、下层两个诗歌创作空间的交流。     

论晚唐时期刘白诗人群的文学活动与诗词创作

白居易、刘禹锡在晚唐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与其在中唐时差别极大,元白诗派就此进一步发展为刘白诗人群。刘白诗人群最主要的诗歌创作活动有联句、诗歌赠答、诗歌别集和唱和诗集的编定三项,而诗歌内容主要是歌咏闲适生活;其词体创作则是就曲填词,著作也颇多。由于该诗人群在诗词方面的创作均取得了一定成就,因而对宋代诗词也产生了相当影响。     

黑夜，及其深渊的魅惑——翟永明诗歌论

大陆女性诗歌的弄潮儿翟永明,以黑夜意识的性别张扬,引领了“狂放与恣情”的自白体诗歌,而后其作转型为交流的、对话的戏剧体,这为新诗史提供了两类“范式”。她坚持“少就是多”的书写道路,揭示生活中种种光怪陆离的脸谱。其作品冷艳的矜持和端凝的内敛,散透存在经验的幽邃意味,充满令人追索的魅惑。因此,她是少数拥有饱满写作动力又具非同寻常深度的诗人。     

论英译中国古典诗歌的不可译性

对传统的诗歌绝对可译和绝对不可译的观点表示不敢苟同,而赞同辜正坤先生提出的全可译因素、半可译因素和不可译因素之说。重点在于从诗歌的音韵、节奏、韵律、表达形式、创作风格等方面论述中国古典诗歌的不可译性;目的在于通过对中国古典诗歌不可译性的探究,试图找出一种解决方案——以达意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