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的浩劫与文学的迷失--"文革"时期乡土小说论

“文革”时期的乡土小说是在“讲话”影响下和“纪要”制约下迷失了自我的历史存在 ,是值得研究的文学课题。它在内容上可分为反映合作化历史进程和表现“文革”时期农村社会现实两大类 ,在思想上显示出过分突出政治的极左倾向 ,在艺术上存在着粉饰现实、模式单一、公式化等缺陷。通过对其进行宏观描述和具体个案分析 ,来揭示它的荒谬性 ,并探讨其历史及时代成因 ,应是解构“文革”神话的有效方式之一。     

公共痛苦中的历史信赖──论“伤痕文学”时期的小说历史叙事

本文通过解读“伤痕文学”时期主要以“文革”１０年历史作为书写对象的小 说,着重考察和分析它们的历史叙事观念。本文认为,“伤痕” 小说的历史叙事同建国初期 小说的历史叙事一样,显示出了强烈的历史理性信仰：这种历史理性由于是以乐观的历史 唯物主义为核心的,因而它们倾向于将“文革”１０年的黑暗历史理解成光明莅临前的暂时 过渡,它们对于历史的叙述也因此总是充满着传奇性和喜剧性。不同的是,因为“伤痕” 小说之于历史的叙述,首先是关于个人痛苦的叙述,所以它们对既定的以集体为历史观照 视角的宏大叙事模式还是有所突破的,尽管这种灾破相当有限;而索解出这种“有限”的 因源,也同样是本文的目的之一。     

“意识流”与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以“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借鉴.通过现代作家在“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对“意识流”的接受情况可展现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产生、发展的过程及特点.即“五四”作家在创作中对“意识流”的接受,源自对目的论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之追求以及作家内心“自我”意识的增强,由此造就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一批作家的焦虑性文学叙述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最初形态.而20世纪30年代,以京派为主的新传统主义者如废名、凌叔华等人,通过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并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批判立场上的“意识流”文学实践,成就了一批具有跨文化交流特质的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成熟之作.     

伤痕文学:兴起、演进、解构及其意义

“伤痕文学”作为“文革”后的第一个文学──文化潮流,是中国文化走出“文革”的第一个重要历史逻辑环节,它应合了政治实践、社会心理、文艺模式等多方面的以“新时期”命名的中国新现代性的历史诉求。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文学继续自文学革命以来到1949年后成为主流在“文革”达到顶峰的政治──文学传统,配合新的政治─—文化变革而进行的转变,伤痕文学是告别“文革”的一次政治──文学潮流;二、就伤痕文学本是政治──文化变革本身又为文学突破旧的政治──文学模式提供了可能和前景来说,它为文学走向新的文学本性的自身的…     

论莫言小说的民间立场

莫言小说的民间立场主要表现在抒写民间生活内容、表达民间思想倾向、运用民间语言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其与民间的血肉联系;莫言小说之所以具有民间立场,归根到底是由莫言的生活经历和艺术观念所决定的;莫言小说的民间立场对于消解“启蒙”心态和“先锋文学”那种远离百姓的弊端,对于建设和发展底层文学是有积极意义的。     

西方意识流小说“前景化”分析

探讨意识流和意识流小说的形成与发展,并重点以爱尔兰意识流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为研究对象,分析意识流小说的文学前景化特性。这一研究对深化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创作形式、叙事艺术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     

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问题述评

中国新时期第一篇借鉴西方意识流文体创作的小说,是茹志鹃发表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2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之后,国内文学界掀起了对意识流小说的探索热潮。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主要从意识流的属性、功能和内涵;意识流的价值、影响和意义;意识流的问题、启示和反思三个层面展开。对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的问题进行梳理与归纳,总结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的实绩和问题,目的在于突出意识流小说在审美意蕴及艺术手法上的借鉴意义。     

论精神分析学理论与心理时间学说对意识流小说的影响

意识流文学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一种流派,20世纪20—40年代盛行于欧美各国。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和柏格森“直觉主义”、“心理时间”学说对意识流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时期中,意识流文学曾有过辉煌时期,并产生了像法国的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及美国的威廉.福克纳等一大批杰出的意识流小说大师。     

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的“西化”倾向与问题

学界普遍认为新时期意识流小说是外来文艺思潮影响的产物,是对西方意识流小说进行观念移植、技巧模仿的结晶。在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中存在着"西化"倾向,新时期意识流小说应该有两个"源头",一是西方意识流文学,发挥着外来因素的启发和诱导的作用,决定了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的名称和表述方式;一是中国传统的文学资源,影响了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的内容和实际,是新时期意识流小说产生的内在依据和土壤基础。     

简论"新写实小说"

相对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新写实小说”作为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无论从思想内涵还是叙事方式上,都给文坛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前期的“新写实小说”着重表现普通市民庸常的人生状态,着力于对现实生活进行“原生态”的刻画。后期的“新写实小说”开始把目光转向对历史叙述的挖掘。“新写实小说”虽然也有着种种不足,但它毕竟把中国当代的小说创作推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近年“文革”题材小说的叙事转变

十年“文革”,带给祖国和人民的灾难和伤痕是那 么深刻,以至于“文革”故事,依然存在于当今的文学 题材之中。但是当“文革”已距今有了近30年遥远的 距离,当人们已经变得理智,与“文革”刚刚结束的文 学叙事相比,近年的“文革”题材小说已经有了很大的 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题材范围的变化,更为突出的 是叙事方式的变化,即由“伤痕”的、“反思”的直接 对“四人帮”的控诉,变为从生活的不同层面平静地、 反讽地、直接或间接地叙述,因此带给“文革”题材的 叙述以别样的面貌。 一、叙事焦点的改变 　　叙事的平常化…     

浅谈英国意识流小说及其代表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

阐述了意识流这个心理学术语,概述了意识流小说的心理基础、历史基础和文学渊源,浅析了以弗吉尼亚·沃尔夫为代表的意识流大师的作品,并揭示了英美意识流小说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共同特征。     

共谋与裂隙——“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极“左”思潮的现代性本质既往的文学研究普遍以为,“伤痕”与“反思”小说的重要特点便是其对“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社会生活的历史观照主要采取了一种社会政治视角,这一视角的采用,不仅局限了作品的文学价值,同时也使其“反思”未能达到应有的深度。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显然是过于片面而且是极其简单化的。我们并不否认“伤痕”、“反思”小说在思想艺术上的局限,但是,造成这些局限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社会政治视角,而是在于某些作品对此视角的过分“单一化”使用以及循此视角所作的社会政治性反思由于当时的意识形态“顾忌”等原因限制了…     

论沈从文小说中的隐喻形式

沈从文在他的小说世界构筑了一个庞大、缜密、繁复的隐喻网络系统。隐喻,在沈从文的眼里,不仅仅是一种语词转换的修辞行为,更是用以传达人类理解世界、解剖生命符码的哲学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小说中的隐喻以语言的方式呼应着文学进入哲学的永恒诉求,在语义的转换之际“指引理性不断进行自我超越”,从而成就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一种颇具典范的文学型态。     

艺术与生活——论伍尔夫的小说批评思想

弗吉尼亚.伍尔夫不仅是出色的意识流小说家,还是小说理论家和批评家。她有很多关于小说的随笔文集,这些文集里散现着伍尔夫关于小说的批评思想。这些批评思想中,＂考察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平衡程度＂是其最重要的思想,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代性”视野下的苦难叙事——以“文革”后小说为考察对象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以对整个民族的想象性建构和实现个体的自主性为诉求,苦难叙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试以“文革”后小说的“苦难”叙事为考察对象,在“现代性”视野和社会转型的话语中,追溯苦难的本质与根源,探索苦难叙事的表达策略和价值取向。文学以何种方式讲述苦难?这样的讲述方式敞开了什么?背后又遮蔽了什么?     

论钱钟书小说的反爱情神话

钱氏的小说在对婚恋故事的演绎中,通过展示“无毛两足动物基本根性”的世俗化欲求,以“丈夫是女人的职业”解构“娜拉出走”的“五四”婚恋神话,以“金漆的鸟笼”与“被围困的城堡”颠覆“自由、美满、幸福”的婚恋神话,在其笔下,神圣的爱情还遭到了世俗物质欲求的消解。     

《新小说》杂志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确立

本文以梁启超为中心 ,从“国家主义”思想和报业实践等方面考察中国第一份自觉的纯文学杂志《新小说》的生发过程 ,并探讨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通过思想史的钩沉发现 :正是晚清的国家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 ,促成了报刊和小说的联姻 ,生发出自觉的纯文学杂志 ,并促成了“中国文学”观念的确立。     

伍尔夫意识流小说《达罗卫夫人》中的语法变异

意识流小说家善于把内心世界的混乱无序、朦胧的潜意识活动直接显示出来,揭示其内在的真实。这种创作不可避免地破坏了叙述的逻辑性,使语言支离破碎,破坏语言规则,导致了语言的变异,成了意识流小说主要的语言特征。意识流小说的语言在语体风格上独树一帜,在文学创作领域中占有着重要地位。本文以美国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著作《达罗卫夫人》为线索,剖析了意识流小说的语言风格中语法变异。     

论"七月派"的乡土小说

“七月派”受胡风理论思想、“五四”文学传统和世界文学的影响,走过了一条直面现实人生、突进人物内心的艺术探索之路。他们的乡土小说,执守“五四”启蒙姿态,并将其与“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历史命题结合起来,发展和深化了新文学的启蒙精神,突破了抗战时期盛行的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他们虽然忽略了乡土小说应有的一些艺术品位,但其独特的艺术个性是乡土小说中极为罕见的,这使他们被视为“异端”,从而导致了其流派的幸与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