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九年留都铸钱事件与两京应对

明代留都的铜钱铸造在国家货币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却长期受到私铸的困扰。万历三十年以后留都地区私铸盛行,达到明代私铸的高峰,万历三十九年留都铸钱事件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复原,可以清楚看出无论是明代国家还是地方政府,在应对私铸突发事件、消除私铸方面,别无良策,缺乏积极的行之有效的措施,行动迟缓。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明代在制度运作、政令实施过程中执政者的主观意愿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冲突,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的博弈往往是前者妥协、屈服于后者,从而暴露出其存在的软弱性。     

宋初整顿钱币质量的政策措施

宋初钱币质量混乱,私钱和劣币泛滥。为了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政权巩固,在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采取了一系列整顿钱币质量的政策措施。这主要表现为:统一铸造法币,确定钱陌制度,规范钱币质量,严禁私铸劣币。经过宋初整顿钱币质量之后,至真宗景德年间,宋朝货币金融领域中的所谓“祖宗之法”基本上确立,社会经济也逐渐走上了繁荣之路。     

晚清铸钱的私铸

私铸是中国历朝历代政府所面临的比较严重的货币问题之一,时至晚清,这一现象更为严重。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一是利益的刺激;二是币制本身的弊端,而官员的腐败又使得私铸问题难以治理。针对私铸的泛滥,晚清政府立法严惩,但收效甚微,最终导致了货币经济一溃千里。     

清末铜元制度述评

铜元,又称铜币,俗称铜板、铜角,始铸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曾广泛流通于近代社会,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型的辅币制度,在中国近代货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铜元的兴铸曾普及全国各地,却以失败而告终,因而被普遍认为是货币史上不光彩的一页.铜元的存世量很大,品种繁多,版别复杂,大都又是普通品,所以在钱币学上也难以受人重视.实际上,铜元在二十世纪初叶,一直充当着人数众多的低层劳动人民收入或支出的主要交换手段,无论从钱币学角度探讨铜元品种,还是从货币史角度探讨铜元兴亡,都是近代经济研究中不应忽视的课题.本文拟对清末十二年(1900—1911年铜元兴铸与铜元制度的作用作一述评,错谬之处,请予指正.     

略论三国蜀币之犍为五铢

犍为五铢是直百五铢的一种,由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铸造于犍为郡。它在中国铸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最早标记了铸造地的圆形方孔钱币、最早采用两种书体的钱币、最早采用隶书的钱币、最早两面铸文的钱币,也是中国首次较为成功发行的虚值货币。本文研究了犍为五铢铸造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分析了直百五铢的铸造对三国时期经济的影响,认为早期直百五铢的铸造对于蜀汉政权来说是一次成功的货币增发,并向东吴输出了通货膨胀。     

唐代以前广西冶铜铸铜成就简述

早在战国时期,广西就有骆越人铸造青铜器的石范;著名的铜石岭遗址说明汉代广西有了大规模炼铜业,罗泊湾汉墓出土的大量铜器,一方面说明广西与中原文化有着广泛的联系,另一方面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铜器,也反映了当时南越国冶铜、铸铜的精湛技术;三国到隋代,广西俚人、僚人大量铸造硕大的铜鼓,使青铜铸造技术达到一个高峰,并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大量史实说明,唐代以前骆越人、乌浒人、俚人、僚人在开采铜矿、冶炼铜、铸造铜器方面都为中华民族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银进钱出与明代货币流通体制

中国货币史研究中一向有白银进步论一说,主张白银能够而且必然取代铜钱,是因为贵金属如金、银的规范性特质更适合较发达的商品经济。该说认定明代中后期银进钱退是唐宋以来中国货币经济史划时代之发展,即所谓从铜钱经济向白银经济的过渡。明代的钱退其实和白银丰沛与否无直接关系,直接原因是明代基层市场交易对铜钱的庞大需求推动私铸钱的盛行。铜钱因为币面价值低廉,便于作伪,所以私铸就成为弥补铜钱不足的重要渠道。但是其解决之道是劣币驱逐良币,频繁的货币更新和投机导致钱币信用不高、流通范围狭窄,不同市场之间也因交易媒介不同而出现隔离,这无形中都大大加大了交易成本,严重制约了明代全国市场的发展。白银进步论不仅在逻辑上有重大瑕疵,在实证上也颇成问题。明代白银的流通,实际上是伴随货币供应的大幅滑落。盗铸钱对规范铜钱的排挤才是白银"取代"铜钱的真正原因。     

城市传奇:代用币裸骑夫人及其他

代用币,是当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特别是辅币供不应求的时候,允许一些私营企业、行会组织或商贾个人发行的一种"应急性货币".它可以在一定范围或异地小额交易中执行支付、结算的职能.代用币一般用铜或其他贱金属制造,极少数是用金银等责金属铸造的.代用币虽不是官方发行,但其作为法定货币的补充,见证了当时的社会、历史、政治的一斑;它的设计、铸造工艺都较讲究.有的图像极精美,很有教育意义.因此,代用币也具有很高的欣赏和收藏价值.18世纪西欧工业革命推进商业发达,代用币发行较多.最近.我获得一枚200多年前英国考文垂发行的"裸骑夫人"半便士铜质代用币.它不但制作工艺精良,而且有个非常感人的传奇故事.     

秦半两钱始铸年代管窥

对于中国铜铸币史上三大钱——“半两钱”、“五铢钱”、“通宝钱”,应当搞清它们的铸行史。它们在中国二千多年的铜铸币史上都各有自己重要的历史地位,并和中华民族繁衍史融为一体,特别是对半两钱的研究更有特殊意义,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国的文化是独树一帜的,而中国的文化,又以中国的货币文化影响较大,构成以中国货币文化为主体的东方     

论北宋末期的私钱

一、私钱泛滥的根源北宋末期(主要是宋徽宗统治时期),由于“旧铜窟消耗,苗脉不兴”,铜产量不足,致使铸钱原料严重缺乏,每年铸钱数量大大下降。然而,自从宋徽宗即位以来,政府的各项财政开支却空前浩大,同时封建统治集团已经极端腐朽,挥金如土。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和满足自己奢侈生活的需要,北宋封建统治者曾经采取了滥发货币掠夺人民的通货膨胀政策。其具体做法有:铸当五、当十大钱,造夹锡钱等劣币、滥印纸币。北     

明清铜钱流通体制的式微与重整

明中后叶形成的银钱并行格局一直延续至清代,但相同的货币格局下,两朝政府对钱法的管理能力却显现出很大的区别:明朝自成化弘治时期(1465—1505年)以后强力疏通钱法、屡开铸局挽救铜钱流通体制,然效果甚微,明晚期私钱泛滥、铜钱价值紊乱、银进钱退、铜钱流通范围大幅缩小,政府几近丧失对货币市场的干预能力;反观清朝,铸钱制度有序开展,钱价围绕官价上下波动、较为稳定.铜钱流通突破明代"行钱之地"的局限,出现广泛的"钱进银退"现象.政府对货币市场的干预能力相对较强.明清铜钱流通体制从式微到重整的转变原因在于明清商品经济既有基础不同,市场组织力量存在差异,民间对于小额通货的需求不断上升,以及最为关键的原因是清廷强有力的货币政策.     

中世纪英国货币治理问题初探——基于英王货币政策的考察

货币治理伴随着货币制度的形成而出现。中世纪英国货币治理问题是由自然磨损、削剪、伪造、私运货币和贵金属外流等现象所引起。鉴于此,英王颁布法令严惩货币流通中的违法行为,并派人搜查主要港口和市场上的商旅以抵制劣币的流入和使用、严禁汇票的使用以防本土货币的外流、大规模重铸货币以改善货币流通。上述治理举措体现了英王货币政策的主要特征,即控制货币的铸造和发行、肃清流通中的国外劣质货币、保持货币的高标准、反对国内贵金属的输出。中世纪英王货币治理的举措及其成功经验,如高度控制铸币权和货币价值,对当代中国的货币管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宋代"钱荒"成因再探

按照学界关于钱荒成因的传统看法,导致宋代钱荒的根本原因是商品交换规模扩大和细碎性贱金属货币的支付能力有限这样一个矛盾。如果这一判断成立,则钱荒将主要表现在长途贩运性大额贸易之中;然而历史实际表明,宋代长途贩运可以使用交子、钱引、钞引、银锭等支付手段,钱荒主要还是表现在基层市场的细碎性贸易中。至于铜钱向官府集中,同时在民间(富豪)沉淀,又往海外流失,则是导致钱荒的直接原因。然而,宋代铜钱的钱面值(名义价值)小于其币材值(实际价值),导致铜钱不断退出流通领域,乃是造成上述状况的深层原因。而两宋政府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钱禁"和"铜禁"法令则加剧了钱荒和铜荒的程度。中唐以降愈演愈烈的钱荒问题,要到明中叶以白银为主币的贵金属货币体系取代此前以铜钱为主币的贱金属货币体系时方才得以解决。     

数字人民币视域下的货币犯罪

数字人民币具备不同于私人数字货币、人民币现金和移动支付的诸多特性。我国货币犯罪案件的数量并未因移动支付的广泛运用而降低，相反近年来在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导致货币犯罪的罪名在整体上的立法和适用价值进一步增加。针对数字人民币，货币犯罪的变革可采用立法修改、刑法解释和理论更新相结合的方案，具体为：停止适用变造货币罪，并根据伪造货币罪来认定变造数字人民币行为；修改关于伪造货币罪的低位阶规范性文件并重新解释相关构成要件要素。适用该罪时应注意：伪造货币罪是行为犯，无须发生进入流通、完成支付等结果即可既遂，这适用于数字人民币。在数字人民币的场合，应在该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中保留而非删除流通的目的。应对伪造数字人民币的常业犯从重处罚；停止适用持有假币罪和运输假币罪，对持有和运输假数字人民币行为出罪；购买假币罪、出售假币罪和使用假币罪可适用于数字人民币，但应注意：购买假币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中要有流通的目的，而出售假币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中无须有该目的。对使用假币罪而言，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使用时，必须紧紧围绕"进入流通"来判断。一切导致假币进入流通的行为方式，包括支付对价、偿还债务、作为保证金提供给他人、作为注册资本验资、交换、赠与、存入金融机构、兑换真币等均属于使用，但单纯出示、委托保管不属于使用。判断假数字人民币是否进入流通时，不应使用与有体物紧密相关的"占有"一词，而应使用抽象意义更强的"支配"一词，具体而言：当他人从行为人处以电子支付方式取得对该假币的支配或破解了该假币的加密数据，并能对其随意支配时，该假币则进入了流通。行为人使用假数字人民币的行为表面上看同时构成使用假币罪和诈骗罪时，二罪的关系不是法条竞合而是想象竞合。根据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应当将行为人的行为认定为法定刑较重的使用假币罪。     

北宋钱荒的内在成因新探

学界对北宋钱荒的研究往往认为,钱价低于铜价所造成的铜钱的熔化、外流和窖藏等是导致钱荒的主要原因。但若从北宋时宏观货币供求和微观经济运行来探讨北宋铜钱体系下的物价变动及货币供给问题,会发现单一铜铸币制度是北宋钱荒的根本原因。而技术落后导致铜钱铸造成本高,使得北宋政府自身货币供给能力有限,不能满足北宋社会日渐增长的货币需求,则是这一根本原因的具体表现。决策者们试图通过打破单一铜铸币制度,铸造铁钱、发行纸币和使用贵金属等方式解决货币供给不足问题,但效果有限。     

略论宋代铜钱外流高丽问题

以北宋徽宗崇宁年间为界,宋钱外流高丽的状况和方式,分为两个阶段。以宋仁宗庆历年间为界,宋朝针对铜钱外流高丽的禁令分前后两个阶段。宋钱流入高丽使高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使高丽融入宋朝的货币体系中,成为东亚货币体系中的一员。宋钱外流,客观上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货币体系,赋予了东亚世界经济的特征。     

宋代货币制度的演变

由于商业的发展 ,宋代的货币制度也随之发展和演变 ,表现如下几个方面 :铜、铁、金、银钱的铸造和流通 ;交子的发生和发展 ;南宋铜钱日益减少 ;纸币在广大地区流通及其发行量猛增 ,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很大     

宋神宗时期货币制度研究

宋神宗曾对货币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其主要举措有 :禁用私钱 ,推行折二钱 ;扩大交子流通区域 ;大量发行度牒、官告、公据等有价证券 ;增强白银的货币职能 ;解除铜禁和开放铜钱出口。这些改革虽然并不彻底 ,但它防止了通货膨胀 ,相对稳定了货币流通秩序 ,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成绩还是十分显著的     

储备货币的通货膨胀风险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储备货币的通货膨胀风险既表现为货币在统计意义上可测性贬值风险,又表现为货币具有在统计意义之外的不可测性贬值风险。现代货币由于信用属性的特点使得储备货币国家难以规避以上风险。储备货币的通货膨胀风险使得储备货币国家的经济利益发生了向储备货币发行国单方面的转移。中国要化解和消除这一风险,必须加大外汇储备的消化力度,朝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