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文化与乡村社会发展

宗族是中国传统宗法文化的重要因子,新中国成立之初被革除,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复兴。宗族复兴根源于传统宗族观念的不可断裂性和国家权力对宗族的弱控制。宗族复兴对当今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对此我们要辩证分析,区别对待,让宗族文化的变迁有利于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     

乡村传统文化的嬗变与新农村建设——以甘肃省H乡的调查为例

只有植根于传统的“吐故纳新”的乡村文化发展,新农村建设才能名副其实而不流于形式.通过考察和认识甘肃省H乡庙会、农民传统价值观和宗族意识的当代变迁及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再次印证合理推动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序对接是新农村建设能否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我们必须将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放在文化改造方面,充分利用外力引导和内部启发来培育新文化体系.     

略论宗族在近代桂东南社会中的影响

桂东南是一个移民地区,人们有很强的宗族观念,并制定了种种措施维护宗族。由于国家权力对桂东南管理的相对弱化和近代社会的数次大动荡,宗族成为近代桂东南社会中最现实、最直接、最突出的乡村力量。宗族在近代桂东南地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组织乡村政治权力、对经济渗入、控制乡村教育等方面。     

宗族与国家在"第三领域"的互动关系研究——以XJ县为实例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党对宗族的认识和当时激进的意识形态,国家对宗族实行了严厉打击的政策,使宗族失去了生存空间。改革开放后,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得到了调整和改善,使得乡村社会内部活力增强,自主发育空间增大,村庄权力内生化。在制度体制发生巨大变迁的背景下,许多乡村的宗族得到复兴和重建,重新成为乡村社区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乡村社区自治组织的产生和自治组织对村庄的治理———这一国家和社会均参与其中的“第三领域”与国家发生互动关系,乡镇政府、村自治组织和宗族三者都对村社区治理发挥程度不同的影响和作用,形成有意无意的互动。     

英租威海卫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

在殖民统治之初,宗族性村庄在威海卫占有传统优势,殖民者在威海卫乡村采取宗族、村董和乡绅的联合治理模式;19世纪初威海卫社会秩序稳定后,殖民政府着手在乡村进行改革,积极推行总董制;随着经济的发展,英租威海卫的社会近代化进程逐步加快,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殖民政府在后期统治中积极推行自治,进行民主化改革。威海卫乡村治理制度的变迁反映了不同时期殖民当局根据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而选择不同治理模式的过程,其本质是要加强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功能及其完善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出现职能定位模糊以致功能逐渐弱化的现象,这对新农村建设难以起到引领作用.因此,当务之急是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各项功能,重构乡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模式,领导农民走农业产业化、乡村治理民主化与法制化、文化发展现代化、社会发展和谐化的现代发展之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     

宗族组织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运作逻辑——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宗族组织作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控制的主体,大致经历了国家政权的压抑、默许的半合法性到许可的合法性的过程.清代的族权呈现出政权化倾向,徽州宗族组织合法地成为乡村社会控制的主体.微州宗族通过族权的政权化、集体记忆与文化权力的运作逻辑,维护了徽州乡村社会的合作与秩序.这三个方面的运作逻辑既可以独立穿透徽州宗族社会,又相互在内容上有所交叉和重叠,实质上都聚合于清代徽州不断扩大和泛化的宗族权力.     

宗族对现代社会农民行为方式的影响--对国内近十年来相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正直社会转型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为农村宗(家)族势力的复兴提供了条件,宗族又迎来了其发展的"春天",各种宗族势力和宗族现象在乡村抬头,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农民的社会行为。本文旨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研究做一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血缘理性制约下中央苏区的宗族改造

宗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组织,长期以来宗族血缘团体及其观念同农业文明相结合,构成了近代乡村社会的基本面貌。中央苏区时期,中共进行苏维埃革命,用苏维埃模式改造了宗族的组织结构、经济结构与传统观念,取代了旧有的宗族结构体系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从中共改造宗族的结果来看,宗族组织并没有彻底被改造。血缘理性对中共改造宗族行动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血缘团体及其观念隐藏至中共所建立的苏维埃基层政权中,影响了中共改造宗族的最终效果。     

宗族制度控制与社会秩序——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不同的社会状态下社会秩序性质各异,但它们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都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封闭的乡村社会中,宗法关系支撑着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宗族组织作为控制主体,其存在的必要前提是其自身的合法性。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作为乡村社会的控制系统而长期存在。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利用宗族组织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稳定乡村社会的秩序。清代族权的政权化倾向使得宗族组织获得了控制主体的合法性地位。徽州宗族组织通过族权控制和宗族法控制,成功地实施了对乡村社会的有序控制。     

村落家族文化影响下的乡村政治

当前中国仍有50．32％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中国未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的发展,乡村政治在乡村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乡村积淀了几千年的村落家族文化对乡村政治有深远的影响,表现在对村民自治、政治整合、政治参与以及乡村法治等方面。乡村的发展要有良好的政治环境,要创造有利的条件促进村落家族文化的消解,减少它对乡村政治的负面影响,合理利用其有价值的部分来促进乡村政治的发展。     

超越政权与政治文化内卷化：民国后期浙江省新昌县宗族上诉案例探析

以往学者在讨论民国时期乡村社会的失控时,把问题归结为政权内卷化与文化内卷化,皆认为当时乡村文化没有出现质的变化。不过,笔者在浙江省新昌县进行田野考察时发现民国后期当地出现了女性要求享受男子一样的宗族权利现象,这是史无前例的惊人变化,显示了宗族在受到各种力量的冲击与压制的同时有了新的发展,但是这种新文化的出现无法使得传统乡村政治获得新生。     

宗族势力对城乡结合部乡村治理的负面影响及对策——基于对Ｓ省Ｗ村的调研

城镇化进程中,宗族势力已成为城乡结合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重要阻力。如何消除宗族势力对城乡结合部乡村治理的负面影响,加强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已成为社会管理的难点问题。基于对我国 S 省 W 村的实地调研,列举了宗族势力对城乡结合部乡村治理在负面影响方面的两大表现,分析了产生负面影响的原因,并提出了消除负面影响的对策建议。     

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意识淡漠的成因及对策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唯一出路是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对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政治的民主化;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九亿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如何,是衡量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参数,是事关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的重大的政治问题;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冷漠深层次的原因既有经济层面的,也有政治、文化层面的;要立足本国国情,从我国实际出发,大力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不断健全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农村民主制度,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     

论朱熹与徽州宗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朱熹与徽州宗族文化之间关系密切,他推进了徽州宗族修谱传统的形成,徽州宗族修谱传统反过来促进了朱熹思想在徽州民间广泛渗透,受朱熹的影响,徽州宗族形成了重教兴文的传统,朱熹思想深刻影响了徽州宗族内部的礼仪规范建构和风俗习惯的形成.     

近年来学术界对政治文化视角下的乡村直接选举研究述评

近年来政治文化成为分析乡村直接选举的重要视阈,许多学者立足于中国乡村直接选举的丰富实践,对村民选举的行动策略进行了政治文化的深入解析,以探求选举行为背后的内在导向因素。目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农村直接选举中政治文化基础的研究、宗族文化与选举行为关系探讨、传统政治文化的导向作用审视、不同政治心理之间冲突对选举效果的影响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丰硕,为乡村民主研究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以更为系统的理论视角来审视之,研究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比如调研区域有限、范围较小,所获结论缺乏深度解释力等问题。     

河北省城乡公共文化均等化存在问题及产生原因

公共文化建设是政府公共建设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城乡公共文化均等化是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完善的必然趋势和必然要求;以均等化考量河北省城乡公共文化建设体系．会发现其还存在很多问题;城市偏向型的公共文化供给制度,“输入偏好型”的农村公共文化扶持制度,非均衡的城乡公共文化运作方式等是造成城乡公共文化非均等化发展的深层次原因;优化财政资金投入结构、增加农村公共文化投人主体、实施“千镇万村种文化”工程、以城带乡、城乡联动发展等是现阶段河北省加快城乡公共文化均等化建设的有效措施。     

宗规族训的敦族睦邻教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

宗规族训是家族制订、借助尊长权威施行、要求家族成员共同遵守的各种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的总称,是随着家庭、家族的产生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管理和教化形式,其敦族睦邻教化主要包括和睦族党、友善乡曲、乐善好施等内容。在教化途径方式上,强调立品行端正的族长家长以正身率下,通过家族组织施行教化,注重日常道德养成教育,情法并用、奖惩结合,设宗会宣讲族训、圣谕以相互规诲等。宗规族训敦族睦邻教化对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助于家庭生活的健康进行、家业的兴建及封建宗法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助于化解邻里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安定社会秩序,达到家齐而国治的目标。扬弃这笔伦理、法律文化遗产,对当今社会治理、家庭教化尤其是和谐社会构建具有积极意义。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的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对十七届五中全会有关乡村文化建设内容的思考

乡村文化是我国文化建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乡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严重制约了乡村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探索乡村文化建设的对策和路径显得尤为重要,最终目的在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内生性变迁与外生性变迁--中国传统村落家族文化现代变迁中的两种不同路径分析

传统村落家族文化的现代变迁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变迁路径,即外生性变迁路径与内生性变迁路径.在外生性变迁与内生性变迁的双重路径的作用下,推动了传统村落家族文化的现代变迁.外生性变迁与内生性变迁的有机结合应当成为实现传统村落家族文化现代变迁的最优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