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雍正“癸卯之乱”的历史渊源

清代雍正元年(一七二三)五月,青海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blo bzang bstan vdsin)反叛清廷,这在青藏地区的历史上是一起重要事件。这次叛乱岁在癸卯,故藏文史籍一般称之为“水兔年之乱”(chu yos zing vkhrugs)。关于罗卜藏丹津叛乱的经过、性质及当时川陕总督年羹尧、兵部待郎常寿、四川提督岳钟琪等奉命征剿的情况,除有关史籍记载,后代的研究者已有不少述评。本文仅就这次反叛的历史渊源,试作粗浅     

大酋反清

清朝雍正元年(1723),岁次癸卯,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发动武装反清斗争,很快失败,藏文史籍称作“癸卯之乱”。 扎什巴图尔死后,其子罗卜藏丹津于康熙五十五年冬袭封亲王爵,为青海蒙古的总管王。次年冬,西藏乱起,清廷决计进军西藏平乱。五十七年皇十四子允禵为大将军驻青海,从青海和康区两路进藏,各部蒙古率部从征。五十九年九月,青海、康区两路清军会师拉萨,西藏底定。清朝改变了以前政治格局,未恢复和硕特汗权,重用藏族官员,组成地方政府。留清兵三千驻拉萨。雍正元年二月封赏青海诸台吉,又晋封察罕丹津为亲王。还晋封一位郡王,改变了原来八台吉中只有一位总管王的体制。罗卜藏丹津等人对此愤怨不已。 康熙帝去世,雍正帝初即位,允禵奔丧回京。朝廷多故,罗卜藏丹津认为有机可乘,于雍正元月五日发动反清。强令各部取消清朝封爵,具呼旧日名号。自称“达赖珲台吉”。各藏     

关于诺尔卜之乱

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地区发生了罗卜藏丹津之乱,使该地的游牧社会陷入混乱。清朝迅速处置,用了大约6个月的时间,镇压了这次叛乱。作为善后之策,将青海卫拉特部置于和内蒙古同样的旗制下。在这种旗制下,青海诸台吉不可能像以往那样自由行动,失去了青海卫拉特部的活跃性,暂时退出了历史舞台。数年后的雍正九年(1731年),青海再次发生叛乱,即土尔扈特部台吉诺尔卜的反叛。同罗卜藏丹津之乱相比,诺尔卜之乱时间短,规模小,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仔细研究一下,仍可发现,这是一次展示清朝强有力的体制和在其压力下游牧民族小台吉的苦恼的事件。这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其相应的历史意义。这里要阐明的正是这一点。     

年羹尧

年羹尧,满族,系清朝的名将。生年不详,卒于1726年。清汉军镶黄旗人,字亮工。康熙二十九年为进士。康熙五十七年任四川巡抚,授总督,办理松藩军务,配合入藏各军,平定乱事。康熙六十年任川陕总督,率兵击败青海郭罗克部。雍正九年,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出兵进攻邻部和军政重地西宁,企图     

清代青海蒙古的社会政治变迁

清代入关后,青海蒙古虽名义上隶属于清廷,实际上却游离于清廷统辖之外,独霸着青藏高原;直到康熙晚期,随着清军入藏驱准的胜利和西藏直接纳入中央王朝的统辖之下,及川藏划界,青海和硕特蒙古对西藏和康区的控制宣告结束,特别是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被平息,清朝通过编旗设盟,将青海蒙古纳入清朝的直接统辖之下,使青海蒙古的社会政治发展经历了由强盛到衰落的曲折过程.     

青海藏区千百户制度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浅析

千百户制度,就其性质而言,是土司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清朝在罗卜藏丹津事件后直接管理青海牧区藏族的一种政治措施。和任何其他制度一样,这一制度只是青海藏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藏族居住在青海牧区的历史,远比其他民族早,人口也较其它民族多,有一套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法规。明中叶以后,由于蒙古族各部陆续进入青海,特别是和硕特部固始汗于明末徒牧青海后,青海绝大部分地区都归入其统治之下,藏族各部成为和硕特蒙古的臣民。满清贵族入主中原后,虽然和     

雍正时期藏区行政划界研究

雍正时期,清朝在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获得对藏区的直接控制后,制定并实施了藏区划界这一举措。藏区划界的主要思路是将原由蒙古和硕特部管理的地方划归内地直接管辖,但朝廷在划界过程中仍考虑了多种因素,且根据实际情况及治理需要有所变通。通过划界,清朝确定了西藏及云南、四川、青海藏区的行政区划与分界,对西藏乃至整个藏区的治理开始进入到以行政建制进行规范的阶段。藏区划界是清朝在雍正时期实施的一项意义重大和影响极为深远的措施,充分体现了清朝通过行政区划加强财富对藏区控制的战略思想,实现了"隔绝蒙藏"、稳固藏区统治的目的,也奠定了延续至今的藏区行政区划及分界的基本框架与格局。     

论清代中期对青海蒙藏民族的经济管控——以《那彦成青海奏议》为中心

罗卜藏丹津事件后,为了削弱和硕特蒙古的势力,强化清朝中央对青海蒙藏民族的控制,清朝在政治上实行了蒙藏分治和“扶番抑蒙”的政策,其结果是经历雍正、乾隆、嘉庆到道光元年,青海蒙古族不仅人口锐减、牧地日缩,且民众流离失所,生活极度贫困;而藏族则人口与牲畜数量剧增,蒙藏两族从清初期的“蒙强藏弱”变为“藏强蒙弱”.为了拓宽生存空间,自嘉庆朝开始,居住在黄河以南的藏族各部就不断向黄河以北迁徙.这既冲击着清朝划定的“北蒙南番”的居住格局,也使蒙藏地区社会局势动荡不宁.那彦成基于当时情势,制定了一套严密的经济封锁政策以保证青海蒙藏社会的稳定.     

雍正朝清政府对康巴地区东部治理研究

雍正朝对康巴地区东部的治理在康熙和乾隆两朝之间发挥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研究发现: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雍正帝以“必属内地”和消除青海蒙古对康巴地区长时间影响为思路,维护川藏道畅通及区域稳定,以常规驻军代替临时派驻的新思路,以完善康巴地区东部行政建置等新措施,实现了清中央政府对康巴地区东部更加有效的直接治理,奠定了清朝治藏战略以康巴地区东部为依托的新模式,使康巴地区东部成为连接中央王朝与青藏高原的关键地缘纽带。     

办事大臣

办事大臣这里说的办事大臣，指雍正二年设的“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称青海办事大臣，因驻西宁，又称西宁办事大臣。清朝雍正元年以前，俱派理藩院司员驻扎西宁，办理民族事务。平定罗卜藏丹津事件后，简派大臣驻西宁总理之，而遣部郎协理。首任办事大臣达鼐，...     

清雍乾时期青海藏族人口数量与分布

比较全面、基本可靠地反映青海藏族人口的文献记载始于清王朝雍正三年,即和硕特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被平定之后,青海藏族完全纳入清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之时。然而,当时青海藏族居地辽阔,归辖不一,族口之载,零乱错讹。鉴于今日研史修志者不便利用,故撰文考察,以明详实。 一、沿革与分布 今青海省行政区域内的藏族,在雍正三年被分别划定在四大地块内,历史文献称之为“西宁番族”,“河南番族”、“塞外贡马番族”和“郭罗克番族”。     

西宁办事大臣设置缘由初探

清雍正年间平定了罗卜藏丹津事件后,为了加强对青海蒙藏民族的统治,清朝设立了西宁办事大臣。西宁办事大臣的设置既是清朝经略青海、稳定西藏、防御新疆准噶尔部整体战略的体现,也是清中央自身政权巩固、社会稳定、国力强盛的标志。     

“中甸之争”:清初丽江改土归流原因探析

清初,滇西北地区形势复杂多变,康熙年间丽江木氏土司对中甸等地的控制权进行了近40年(1682-1720)的争夺。“中甸之争”涉及云南、四川、和硕特蒙古、丽江木氏土司等多方势力,并一直延续到丽江改土归流前夕,与丽江改土归流有重要联系。中甸的战略地位以及“中甸之争”是丽江改土归流的内因,罗卜藏丹津叛乱是外因,“中甸之争”的影响是高其倬奏请清政府丽江改土归流的直接理由,而土民控诉、请求改土归流则是丽江改土归流的导火索。     

青海厄鲁特蒙古封建领主制新阶段社会历史评述

从明崇祯九年(1636)固汗汗(1582—1654)率部众进入青海,进而统治唐古忒(“或特”)各部,直到清雍正二年(1724)罗卜藏丹津反清失败,厄鲁特蒙古“四部中和硕特部贵族统治青海八十八载。祟祯十五年(1642)固始汗在拉萨建立汗廷,他以青海地广宜牧,喀木(康)人众粮多,征收喀木赋税,以养青海部众。令其诸子分牧各地,分左右两翼,在游牧封地的基础上建立起封建领主制统治体系。在这个封建统治体系中,除固始汗及其十个儿子、若干孙子为首的和硕特部外,尚有土尔扈特、准噶尔即绰罗斯等     

堪钦·嘉木样协巴心传大弟子——色·昂旺扎西生平及其传承传略

一、色仓源流 18世纪初期的青藏高原,正处在政治纷争的动乱之中,当时,游牧在甘、川边境的和硕特前首旗贝勒岱青和硕齐察罕丹津(藏文史料中称:吉昂德吉亲王)内受罗卜藏丹津不时侵袭,外受日益壮大的夏河黑错、扎油一带藏族部落起兵反抗,内外交困。力摆脱困境,他求助于格鲁派寺庙集团势力,以图利用宗教实现“兴黄教以安众蒙古”之宏     

御制惠远庙碑文校注——兼说七世达赖喇嘛移居惠远寺

清雍正帝即位后,侵扰西藏的蒙古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虽被驱逐,但并未被彻底摧毁,仍不时窥伺西藏;青海以罗卜藏丹津为首的蒙古和硕特部也相继爆发反清事件。康熙末年,清中央为防止准噶尔军再度入侵西藏,曾于西藏留兵驻防;雍正帝时,为了减轻国家对西藏的供应负担,而将驻藏官兵尽行撤回,随之发生了1727年西藏农奴主争权夺利的斗争。一时社会混乱,政局不稳,在这种政治形势下,雍正帝从布达拉宫移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于惠远寺,这是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     

中甸在清初勘界暨治藏中的地位

中旬地处滇、川、藏结合部,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地位优势突出.由于历史原因,直至雍正初年,中旬的属辖仍然不明,曾引起滇、川等多方争议.随着雍正朝平息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妥善解决西藏"阿尔布巴事件",清廷开始乘机酝酿、讨论和实施西藏与邻省行政界限问题.在此背景下,清朝政府最终确立了中旬的归属地位,体现了清政府治藏政策的巨大成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清代乡约制度在甘肃循化厅的推行

甘肃循化厅乡约设置始于清朝平定青海蒙古罗卜藏丹津之乱后,随即以“口内各族”向“口外各族”推广.其间,乡约制度的推广借助于少数民族基层组织形式,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并根据地方社会的特点设立了寺约、集约等多种形式.但其推广的不彻底性与不完整性,则使这一响应国家政权建设而向下层社会渗透的半政权化组织,并未能有效地辅助国家权力在区域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雍乾时期西宁办事大臣建制考述

清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在借鉴康熙朝遣官办理青海事务的基础上,于雍正三年(1725年)正式设立了“钦差总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代表中央政权全面统管青海民族地区军政.其后随着青海社会的逐渐稳定,乾隆在雍正设立西宁办事大臣的基础上对这一重要的民族地区管理建制多有调整,其间既有员额、人选、任期、养廉银等具体内容上的不断规范和充实,也有过两次临时裁撤西宁办事大臣的动摇决定;乾隆时期对西宁办事大臣建制的调整使西宁办事大臣建制渐趋完善,同时也折射出清廷对青海统治政策发生大的微妙变化.     

18世纪初藏传佛教界的政治立场

前言藏族是个信仰佛教的民族。元、清两代,蒙古人顺从了藏族的宗教权威。面对这种权威,连清朝都稍逊一筹。当时,外界围绕西藏的政治活动,都是以宗教名义进行的。例如,1642年以后,蒙古和硕特部都拥有西藏宗主权,然而他们也是在保护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名义下取得王位的。为了利用达赖喇嘛的宗教权威,北亚各部展开了激烈争夺。18世纪初,在西藏贵族、清朝、青海和硕特、准噶尔等各种势力的夹缝中,达赖喇嘛的职位任人摆布。1705年,在清朝支持下,青海和硕特部拉藏汗废掉原达赖五世的摄政西藏贵族桑结嘉措所立达赖六世,而将自己的人选重新立为达赖六世。但这位活佛毫无人望。据当时在拉藏汗身边的噶举派喇嘛德济德利称:西藏最大教派格鲁派色拉、哲蚌、甘丹等三大寺喇嘛反应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