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族研究:从社会人类学到社会历史学的转向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宗族研究有两种不同的取向。在革命话语的影响下,宗族被当作落后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加以批判;而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则以功能主义为方法总结出以"祀产"为核心的中国宗族运作模式。历史学家科大卫等结合历史学和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取径,提出"入住权"的概念和"宗族是一种文化资源和控产机构"等论断,显示出超越功能主义的具有整体历史视野的宗族研究学术路径,是从中国历史发展演变逻辑出发的历史人类学宗族研究的一种成功实践。     

云南元江县白族的宗族组织与制度

云南元江县白族的宗族组织与制度刘援朝白族有过发达的宗族组织和制度，但这种组织与制度于今却处在全面衰败过程中。笔者在云南元江白族地区曾收集到大量的文献资料。在本文中以姓氏组织为重点，对白族这种发达的宗族制度与组织进行研究。文中对云南元江白族的族谱、墓志...     

华南的村治与宗族——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宗族组织在全国各地快速复兴,而且,随着1990年代以后村民自治的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组织与宗族组织之间的互动已成为村庄治理过程中不可回避的课题。在这个背景下,本文试图回答下面三个问题:(1)宗族组织在中国复兴的原因何在?(2)在当代中国的农村社区,宗族组织的存在,如何影响村庄民主的发展?(3)在一个村庄社区内,宗族与民主之间的互动类型,会导致什么样的治理绩效差异?实证分析的结果发现:(1)在华南农村,宗族组织的兴起,是在正式组织功能缺失的情况下,村民对于公共物品需求的一个替代性组织选择。(2)从表面上看,宗族组织并不会影响民主在形式上的推广;但是,宗族组织一旦发展之后,会限制基层民主的实质内涵。(3)宗族与民主在公共物品提供方面,并没有本质的差异。但是只有同时存在宗族与民主的村庄,才具有更高的治理绩效。     

奉化地名文化初探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意蕴丰富,而地名文化就是其中的一小个类别。地名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而产生,同时又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变换而演变。地名又是组成历史精髓的要素之一,虽是一个个简单的名称,却道尽了地与人、地与事、地与物的种种关系。奉化地名也蕴含着丰富的当地文化,反映了奉化所特有的文化意蕴。从地理地貌、历史事实、宗族观念、宗教文化等方面来体会奉化所特有的文化底蕴。     

奉化地名文化初探简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意蕴丰富，而地名文化就是其中的一小个类别。地名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而产生，同时又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变换而演变。地名又是组成历史精髓的要素之一，虽是一个个简单的名称，却道尽了地与人、地与事、地与物的种种关系。奉化地名也蕴含着丰富的当地文化，反映了奉化所特有的文化意蕴。从地理地貌、历史事实、宗族观念、宗教文化等方面来体会奉化所特有的文化底蕴。     

美欧合流后的社会运动研究回眸

几十年来,欧洲和美国的社会运动研究一直是平行发展的,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两地的社会运动研究者才开始学术交流。初次接触让双方都吃了一惊,同是面对1960年代以来的各类社会运动,大西洋两岸的学者竟有如此不同的理解。在这种形势下,欧美学者之间开始了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欧洲学者越来越重视美国的实证研究方法,而     

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以“戒能—平野论战”为核心

当今的中国农村正处于剧烈的阶层分化之中,村干部与村民之间常常处于对立状态。要搞清出现这些问题的历史根源,需要深刻认识中国村落的社会结合性质究竟是建立在合理打算基础之上的结社,还是受共有的社会规范制约的、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村落共同体。围绕这一根本问题,日本社会学、法学等领域的学者基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资料,展开了一场被称为“戒能—平野论战”的大辩论。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村落是以完成特定功能为目的的结社,村落由于阶层分化和宗族组织而缺少凝聚力,村干部并非村民利益的代表因而缺少绝对权威。村民之间的互助行为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经过合理计算的交换行为,村落仅仅是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生活共同体”。基于这种认识,今天中国农村在推进向以功能组织为主导的村落类型转变的过程中,亟需加强村落的共同体性质,强化村民对村落的认同感,修复村落的过度分化,促进村落社会的整合与稳定。     

古老异域的“迷思”——读弗里德曼《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及其他

莫里斯·弗里德曼是一位从事中国研究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他的研究主题涉及婚姻、家庭、宗族、民间宗教等诸多领域,其中,对中国东南地区宗族组织的卓越分析使他在英国社会人类学界声名鹊起,他在贯通人类学和汉学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更是令人肃然起敬(Firth,     

宗族的再思考——一种人类学的比较视野

非洲的宗族理论在 2 0世纪中期对整个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曾经起到范式的作用 ,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非西方社会中的宗族研究。① 在这些研究中 ,宗族被当作一个研究框架来把握整体社会。但作为一个盛极一时的研究范式 ,所遭到的批评也最为沉重。宗族理论以血缘关系推导出来的亲属制度为基础 ,在民族志研究中建构了一个个由继嗣群体组成的非西方社会。当作为基础的血缘关系遭到地缘关系的颠覆时 ,宗族理论几乎到了可以放弃的地步 (Kuper,1 982 :71 - 95 )。共居一地产生的地缘关系成了新的理论思考的基础 ,原本以宗族理论为核心的亲属制度…     

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和我国青年工作的思考

近代西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古代东方的四大发明,而现代中国的复兴则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从西方的输入。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存在着两个相互相成的运动:一方面是一切人类文明所创造的先进的物质文化成果向落后的地区传播和扩散;另一方面则是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利用人类物质文化的新成果,抓住一定的历史时机赶上和超过先进的国家和地区,从而打破原有的格局,人类社会在这平衡不断被打破,又不断被重新建立的过程中获得了发展。对先进物质文化成果的任何偏见或轻视都将给本民族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