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体治理"的科学发展路径与我国的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在客观事实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乡村治理的主体是谁的问题却没有标准的答案,是乡镇政府?是村民群众?还是乡村精英?或者是几者的结合?研究者们见智见仁.在我国农村应倡导"多元主体治理"的科学发展模式:一是乡镇政府不再作为惟一的治理主体和权力中心,但又是绝对不能缺少的治理主体;二是村民组织和村民代表等可以作为独立的主体;三是乡村精英发挥自己的力量积极参与乡村治理.     

“儒学下乡”与乡村治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先生发起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的乡村建设运动,这是近代以来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儒学下乡"活动。从2012年底以来,山东开始了新一轮的"儒学下乡"活动,两者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两者在下乡的动机、主体、模式方面有相似之处,在下乡的背景、内容、形式和性质等方面有不同之处。当今的"儒学下乡"仍然发挥着社会教化的功能,但是,"儒学下乡"并不能解决农村治理的全部问题,"儒学下乡"是有边界与局限的。"儒学下乡"与现代化乡村治理有着契合之处,现代乡村治理应借鉴中国文化传统的资源,从完善家风家训与村规民约、再造乡贤群体和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等方面,建构乡村多元治理体系,从而实现现代乡村的有效治理。     

激发内生秩序:数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优化

乡村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如何将具有包容性特征的数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治理体系是当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新命题.为破解数字普惠金融在我国乡村社会中的"金融排斥"与"门槛效应",一些地区尝试使用乡村"道德银行"模式将数字普惠金融以制度、行动、认知嵌入的方式融入农村金融信用体系的建设之中,这一模式成功地激发了乡村社会中的内生秩序关系,并且将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外来制度嵌入乡村治理的互动合作体系.因此,深入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战略的实施,有助于创新和改善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法治视域下的乡村治理之路

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传统的“礼”治、当代的“管”治及现代的“法”治三种治理模式.转型期的农村正处在由“管”治模式向“法”治模式转变的中间地带,非法治化治理方式的惯性严重阻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乡村治理必须以二元权力的有效衔接为基础、以村民民主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为路径,以村民制度化利益表达为保障,以公共服务产品的优质供给为目标,逐步实现乡村法治化治理之路.     

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历史变迁、问题与改革深化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我国农业农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总体来看,农村发展的许多理论与政策问题没有在深层次上得到解决。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治理有效"作为乡村振兴的基本要求之一。在新时代背景下,国家治理蓝图逐渐展开,乡村振兴的关键还是治理问题。因此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改革的重要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当前,我国乡村发展现实与乡村振兴改革目标不对接、乡村治理结构与乡村有效治理不对接、包产到户与现代化发展不对接等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正在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无法全面落实的症结所在。基于此,实现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乡村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落实好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新农村建设中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

集体林权改革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当前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关系是目前农村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我们应当从林改后的乡村治理入手,着重从村财收入、社区组织资源、村庄社会关系和村庄稳定四个方面来考察乡村治理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不同区域的多元乡村治理模式,以期对当前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促进作用.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

中国古代曾经长期实行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代表的乡村治理制度.乡村治理制度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变迁阶段,即乡官制时期、转折时期和职役制时期,体现出不同的治理模式.随着中国封建专制的强化.传统的乡村治理受到的干预和控制逐步增强,自治色彩逐步减弱,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被清末地方自治所取代.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对策探析

乡村治理对于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中的"三治"理念不深化,乡村存在着"微腐败"问题,直接侵蚀着群众的利益;乡村治理关系错综复杂;当前乡村仍然呈衰落的趋势,农村社区治理的伦理路径也遭到忽略。因此,当前社会治理需要健全"三治结合"的体系;完善监督体系和强化追责问责;维持村民现有自治制度,梳理乡村治理内容;通过科技创新和人才培育引进等手段,改善乡村衰落现状;正视乡村居民群体的主体性作用,依靠伦理路径促进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研究的进展

国内乡村治理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讨论其进展状况,一是以理解中国为目的的社区研究,二是从制度研究到制度基础研究,三是从农村公共品供给角度的研究.三个方面研究进展汇集起来,为目前的乡村治理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     

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模式重构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构建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乡村治理模式，这需要在现有基础之上对乡村治理模式进行重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甘庭宇、徐薇、廖祖君完成的研究报告《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模式重构》，从理论与实践上对目前乡村治理结构的现状与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治理模式重构的设想和对策措施。     

协同复合治理:走出乡村治理困局

“压力型”体制使得村民自治过度地受到基层政府的控制和干预,阻碍了基层自治政治空间的拓展;“悬浮型”基层政府缺少对村民自治必要的支持和引导,无法保障村民自治的实施;同时,农村“两委”的关系矛盾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运行.要走出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升村民自治的主体性,就必须发挥政府与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不同的优势与功能,形成政府监管与服务到位、社会组织力量广泛参与和村民自愿自觉依法自主治理的复合治理机制,尽可能地达至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状态与格局.为此,通过体制性变革为农村自治性政治空间的拓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乡村社会自治潜力的激发形成以村委会为核心的农村治理体系;通过确权赋权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把农民塑造成参与乡村治理的真正主体.     

林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研究

当前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是目前农村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在林改背景下,过去一直隐藏着乡村的林权纠纷在确权、分户经营的政策安排下纷纷显露出来,在全国呈现出一种上升的态势.就乡村治理层面来说,林改后将对村庄的财政收入、社区组织资源、村庄社会关系和村庄稳定都会有一定的变化.     

城乡教师轮岗制度助力乡村社会治理:为何与何为?

城乡教师轮岗是实现乡村教育振兴的重要制度,乡村社会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侧面,因此教师轮岗制度与乡村社会治理具有天然的联系.教师轮岗制度是教育融入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着眼点,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是乡村社会治理供给侧改革的现实诉求,是解决乡村社会治理效率低下的可行方案.应以创新治理模式、加强制度建设、挖掘契合点、依托"项目"等措施,实现以教师轮岗制度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愿景.     

试述毛泽东的乡村治理观

毛泽东具有独特的乡村治理观,一方面表现为自治与治理混合、政府与社会功能统一的乡村治理理念;另一方面则是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运动式的乡村治理思想。毛泽东的这种乡村治理观对建国后党的有关农村治理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乡村振兴战略"架构下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体系研究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而生长.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党组织积累了乡村治理经验,其乡村治理能力得到了锻炼,生成了具有独特历史品格的社会主义乡村治理范式.当前,在乡村振兴的战略框架中,回应时代考验,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乡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时代任务."三生并举"是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生成场域,是检验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窗口."三治融合"是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发展平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需要建构"四力协同"的基层党组织乡村治理能力体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     

乡村文化治理的主体特征与模式选择——以农村移风易俗为例

移风易俗作为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抓手,是保障乡村振兴行稳致远的一场持久攻坚战。乡村风俗礼仪异化、习俗变低俗的现象,是乡村文化空间治理失灵、资本转换方式扭曲、公序良俗式微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彻底整治农村陈规陋习,需要国家、社会和市场多种主体力量的协同合作与联合行动。从村民参与性和主体力量多元性的视角,可以将乡村文化治理划分为动员型模式、自治型模式、协同型模式和整合型模式四种类型,每种模式具有不同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和比较优势。     

中国乡村民主治理模式探析

中国乡村民主治理模式的建立,必须壮大乡村公民社会,形成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合作互动、相互制约的平衡机制,并使之制度化,以使中国乡村治理走向善治.     

清代乡村治理多元协同模式的建构及其得失

在清代,乡村治理被视为国家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关系到国家治理的全局,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清代乡村治理是一个从中央、地方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的多元协同共治模式.首先,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由国家政权掌控并制定乡村治理的相关政策、法规.其次,建立了一套成熟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体系,尤其重视发挥州县在乡村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再次,清王朝还积极利用乡村社会的乡里制度、士绅、宗族等地方性资源来推进乡村治理.当然,乡村社会在国家治理进程中并非完全被动,而是利用 自身特色积极回应并参与其中.清代乡村治理的研究可以为当前乡村治理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借鉴.     

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演进及法治化治理的现实思考

乡村治理贯穿于乡村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我国的乡村治理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通过类型化的分析和梳理可以发现,我国的乡村治理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并且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相互关联但又截然不同的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来看,法治化治理是当前乡村治理的应然选择.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