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为视野下的网络走红现象探析

"走红现象"是网络社会蓬勃兴起的一个独特景观,是一种以红人、推手与哄客为主要行动者、基于网络社交媒体而兴起的、就某一话题或行为而展开的群体互动行为,其显著特征是非政治化、非直接利益关联、去组织化和无明确身份边界,因此更多是一种文化层面上的网络集体行为。影响网络走红的框架建构及其舆论生成的主要机制是社交媒体牵制下的舆论生态结构和情绪渲染为主的网络扩散动员。     

组织内社会网络影响个体工作绩效的机理——基于角色外行为视角的理论研究

大多数关于个体工作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都聚焦于个体特征和态度层面的微观变量,却忽视了组织特征层面的宏观变量.从角色外行为的视角分析组织内社会网络对个体工作绩效的影响,并提出社会网络影响个体工作绩效的机理,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社会抗议刍议——关于我国集体行为研究概念体系的思考

对反映当前社会若干问题和矛盾的集体事件进行系统的研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这些事件中包含的发端于社会且没有政权诉求的集体行为,是最为重要和迫切的研究对象,笔者用社会抗议来界定.这一概念的提出,明确了当前我国集体行为研究的核心领域,也有利于形成我国集体行为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     

基于集体行为理论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心理分析

"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是群体情绪的释放和群体行为的激情表现,与直接利益冲突相比,参与者的身份、社会地位不同,共同点是和原发事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针对当前中国各类群体性事件,以勒庞、布鲁默为代表的集体行为理论有关心理层面的研究,为分析"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心理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无直接利益冲突"爆发的宏观层面根源已然是物质利益的博弈与重构,深层次指向社会公平正义,微观层面是不满情绪的蔓延和累积。因此,防范、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应该注重标本兼治。     

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的情感逻辑及其治理

社会结构紧张催生以负面为主的社会情感体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直接导致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的生成和爆发。换言之,抗争主体的情感动员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情感的社会行动者,抗争主体通过"悲情叙事""身份展示""戏谑表达"等情感动员策略,吸引了广大网民的关注和参与,促成了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的迅速生成,但它在生成过程中却产生了"网络空间中的情感暴力""网络抗争诉求的煽情主义"和"网络民粹主义情感"等情感后果。为有效应对和处置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生成所带来的情感后果,加快建设社会结构正义、努力构建合理的"情感规约"以及培育正向情感类型等是值得尝试的情感治理理路。     

社会转型期集体表意行为研究——以吉林市社会弱势群体实证调查为例

近年来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在引起国内外关注的同时,也使得以社会和谐与稳定为主题的研究再次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将社会转型期所发生的一系列群众参与性事件笼统地定性为群体性事件在学理上是有失严谨的,对群体性事件和集体表意行为进行科学的区分具有重要的意义。对集体表意行为应当采取与群体性事件不同的处理思路,妥善管理和引导集体表意行为,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改善民生的重要前提,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而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开民声,即建立和完善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     

从邻避冲突案例看网络动员平台的迁移——基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分析

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互联网发展历程的一大显著特点是平台迁移:社交媒体用户大规模地从一个平台迁移到另一个平台。在互联网时代,集体行动组织动员的渠道、方式和影响也随之变化。我国网络动员平台迁移折射出规律性特征,互联网政治机会结构分析框架包含冲突发起、冲突扩展、政府管理、平台支撑四个维度以及十二个子维度。以邻避冲突领域为代表的典型案例,分别通过论坛、微博与微信进行网络动员,发生显著平台迁移。当前我国互联网集体行动的发展呈以下态势:舆论下沉,政府与民众协商互动的机会减少;联合增强,集体行动突然爆发的可能性更大;议题变窄,集体行动暂时性控制更易但深层次化解更难;管理更难,介入动员过程受限且监管更为乏力。     

遵从行为的新观点——三种经典心理学理论的解释

行为论将遵从行为解释为刺激 -反应联结 ,但后期承认人的行为的目的性 ;认知论将遵从行为解释为对事物认识、辨别、理解 ,从而获得新认识的过程 ;而人本论则把遵从行为解释为发自内在 ,出于当事人自己感情与意愿所做的自主性和综合性的选择。遵从行为的新观点是对这三种理论思想的综合 ,具有科学合理性。     

非政府组织成员消极行为的扩散及应对策略——基于社会网络的分析

非政府组织的非政府性、志愿性等特征决定了其成员行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间的关系与互动。当环境和个人因素对消极行为扩散具有较弱的约束时,通过社会网络视角来分析成员消极行为的扩散最有预见性。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构建出非政府组织成员消极行为扩散综合模型。要预防消极行为的扩散,就应从非政府组织成员的社会网络入手。     

"网络正义"还是"网络骚乱"——从几起网络道德追杀事件看网民的集群行为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网络中上演了多起与网络道德追杀相关的"人肉搜索"及"网络追杀令"事件.在每一起网络道德追杀事件的背后,都有成千上万的网民参与其中,时网络热点事件进行积极的公开讨论和持续的公共参与.然而,网民在网络空间中的集聚,是一场有关正义的华庭盛宴,还是一起聚沙成山的网络骚乱?本文从几起具有代表性的网络道德追杀事件入手,试图对此做较为深入的思考.     

“网络正义”还是“网络骚乱”——从几起网络道德追杀事件看网民的集群行为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网络中上演了多起与网络道德追杀相关的“人肉搜索”及“网络追杀令”事件。在每一起网络道德追杀事件的背后,都有成千上万的网民参与其中,对网络热点事件进行积极的公开讨论和持续的公共参与。然而,网民在网络空间中的集聚,是一场有关正义的华庭盛宴,还是一起聚沙成山的网络骚乱？本文从几起具有代表性的网络道德追杀事件入手,试图对此做较为深入的思考。     

信任模式、关系网络与当代经济行为——基于浙江区域文化传统的研究

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浙江区域经济活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特殊主义的信任文化传统模式,即建立在亲缘或亲缘式的个人关系上的、凭借血缘共同体的家族优势和宗族纽带而形成和维续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特殊信任模式。它不仅给浙江企业组织尤其是民营经济组织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而且也对遍布全国各地的浙江村、浙江街以及省内专业化特色产业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国外网络社会研究的新突破——观点评述及对中国的借鉴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社会应用的普及,人们对网络技术逻辑和社会发展逻辑有了更深的理解、更全面的把握,国外关于网络问题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社会视角多维度地揭示和重新诠释网络空间一些带有本质性和引领性的问题、对信息和网络技术引起的各种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进行描述和探索成了当今网络社会研究的关注焦点。其中,对互联网本质特性的再认识、对网络空间互动模式和网络行为的新理解、对网络社会中国家安全的重新定义,以及对互联网治理和治理权的探索,可以为中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社会民生网络论坛参与者发帖行为的动因探讨——基于五大中文网络社区的实证研究

文章研究社会民生网络论坛发帖行为的动因,发现:在网络论坛中,网民的论坛参与水平并不平均;论坛认同感、信息交流动机与声望动机是促使参与者围绕社会民生话题发表主帖的显著动因,而乐趣动机和社会支持动机对参与者发表主帖有负向影响;论坛认同感与社会支持动机是促使参与者围绕社会民生话题发表回帖的重要推动力,而乐趣动机同样对参与者的回帖行为具有负向影响。     

网络存储行为的刑法规制路径——以“快播”案为切入点

网络存储平台的主要功能是资源的存储与交换,设计初衷是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在广义的网络存储行为中,存储技术的研发行为、以合法目的将网络存储技术投入市场的行为、技术支持提供方只知网络存储平台的投入市场是合法行为而不知用户利用网络存储平台从事犯罪活动但提供技术支持的行为,这三类行为都不应当负刑事责任。以非法目的将网络存储技术投入市场的行为,用户使用网络存储平台传播非法内容的行为,平台开发商及运营商应当进行监督管理而不监督管理的行为,技术支持提供方明知网络存储平台的投入市场是为了非法目的而为其提供技术支持的四类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     

网络动员中的国家与社会——以“免费午餐”为例

近年来,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其背后反映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如何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并达成合作,是网络动员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网络动员与传统动员不同,它是由意见领袖或普通网民发起的,为实现特定目的,通过各种动员方式和策略,促使网民形成或改变一定的价值观念、态度与期望,从而产生持续性的参与行为或其他预期行为的过程.“免费午餐”作为网络动员的代表案例,实现了引领国家行动、与国家展开合作等意义深远的成功动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动员在共意性运动的领域中具有可复制性,而在冲突性运动的领域中,还面临着更为复杂的问题.     

食品安全规制中消费者信息分享行为探析——基于复杂社会网络的视角

食品安全已经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突破政府单一主体规制的观点,采用多元共治的观点,基于复杂社会网络的视角对食品安全规制中消费者的信息分享行为研究的结果表明,消费者网络中不同均衡的存在对消费者的食品质量信息分享效用具有不同的影响;网络次数可以对消费者的食品质量信息分享效用产生影响,并根据网络结构及均衡状况的不同表现出相应的特征。消费者网络中消费者连接位置选择会影响社会总效用,在两个星型的消费者网络中,当一个核心消费者与另一个核心消费者邻居连接时,社会总效用会增加,规制有效性提高;当一个核心消费者与另一个核心消费者连接时,社会总效用表现为倒U型的变化趋势,规制有效性也表现为倒U型的变化趋势。因此,研究食品安全规制中消费者的信息分享行为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以及规制有效性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