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梁启超的“政治革命”论

众所熟知，在辛亥前夜那场规模宏阔的大论战中，梁启超无疑是立宪派一方的理论旗手。而“种族革命”论则是他反对革命的主要或者说唯一理由，即他认为：“排满革命”是革命派利用蕴藏在民众心底的种族复仇情绪发动起来的，并不是民众在具备了实行民主共和的水平的前提下发动起来的，所以，这种暴力革命必然流于复仇性质的“啸聚性”即“无秩序性”，这种无秩序的自然暴动不仅不能达到实现共和政体的目的，反而只会导致武人争权，导致外国干涉，导致新的专制。见于此，他建议革命派的职责应该是“从辩理心浚发之（“之”指民众——引者），以…     

蔡锷是改良派、立宪党人吗?

一、从蔡锷与梁启超的关系谈起 蔡锷与梁启超的关系,是评价蔡锷时最引人注目的关系之一。有的同志正是从这个关系中引出了蔡锷是改良派、立宪党的结论来的。张振鹤在《民国人物传》第一卷《蔡锷》一文中说:“蔡锷在政治主张上,是梁启超的追随者,但他的表现又不完全象梁启超。他站在立宪党人一边的同时,又较敏锐地看到革命的潮流不可抗拒,力图与革命保持联系,对革命党人的活动他也常给予同情和赞助”。而周发增在《中国近代史知识·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则直接说“立宪党人蔡锷”,把蔡锷完全看成是立宪党人。     

《新史学》: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树立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以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其史学研究在中国学术领域里具有开创性的地位。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该文首次打出“史界革命””的旗号,对中国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初步树立起了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一梁启超在《新史学》里开宗明义,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主张建立新史学。梁启超赋予史学以崇高的地位:“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①梁启超认为中国旧史学貌似极其发达而实则弊病层累,衰朽不甚,不能起到史学应有的功能。他对封建史学提出猛…     

论梁启超的启蒙“三民”主义

<正> 孙中山有三民主义,梁启超也有“三民”主义.不过,前者经过孙中山本人和他的追随者的概括,已为世所公认;后者却未经梁启超本人和别人概括,故世人不知,而笼统以“改良主义”称之.以“改良主义”统称所有维新派人士的言行是否科学,本文暂且不论;而以此称呼梁启超的一切主张,起码显不出其个性,正如以革命民主主义称呼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必将失却孙文学说的特点一样,毫不足取.     

梁启超的两种“新文体”

关于梁启超的“新文体”,我们一般较多关注到其中的一种而多少有些忽略了另一种。事实上,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提到了两种新文体：前一种是他“以宣传为业”时期“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柬”的新文体;后一种是作家“向文艺方面讨生活”的“‘纯文艺’之文”的新文体。前一种侧重引入东瀛文体之“新名词”,后一种在主张“代译西籍”的语文翻译之外。也重视从文体古今流变的延续发展中锻造“国语新文学”。摸索二者的变化脉络,可知梁启超对作为启蒙工具的文学和“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的不同态度。因此前后提出的两种新文体,既是梁启超为寻找理想的文学形式而进行不断探索的执著表现,也显示其在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之间的摇摆择抉。《清代学术概论》作于1920年,梁启超对两种新文体的论述,既是他对清末趋新文学的回顾总结,也是与五四新文学的对话商榷。     

论吴虞“反孔”的是与非

吴虞,(1872—1949)四川成都人。原名永宽,后改名为虞。曾任过中学、中专教员和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的教授。他出身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当康有为、梁启超主张的变法维新思潮传入四川后,吴虞是成都地区主张“新学”的第一人。他一面在成都教书,一面反对封建礼教,主张家庭革命和社会革命。他不顾当时一批封建遗老和政客等的反对和“鄙笑”,四处“搜访弃笈,博稽深览,十年如一日”。就是说,他到处搜寻被封建遗老等人认为是“弃笈”的新书和报纸,加以深入的研究和广博的考证之后,形成了自己的思想。1898年康有为等所领导的戊戌变法失败后,一批有志革新的知识分子更加焦虑我国的前途。吴虞在“不能不为蜀学前途悲也”的呼声中,于1905年离开他的妻女到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吴虞以后谈到他这段思想变化过程时说:“戊戌以后,兼求新学,乙巳(1905)年东游,习其法政。廿年来所讲学术,划然悬绝”。说明了他在思想上的变化。     

梁启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本世纪初年是梁启超精神生命的黄金时期,他的新民学说以及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史界革命影响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前驱。“五四”新青年以反思传统、学习西学为文化价值取向,其主要内容是提倡白话文运动,革新传统的思想道德,改造国民性,这一切均由梁启超埋下伏线。从一定意义上说,“新青年”所做的工作只是对先前“新民说”的继承和超越。梁启超那具有时代意义的心路历程乃近代文化转型和思想递嬗的重要一环     

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现代性及其矛盾

虽然梁启超主张“政治小说”,认为小说要为启蒙,为“新民”服务,是一种事功文学观,但实际上他的小说理论具有浓厚的现代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小说批评话语的现代转型,二是以启蒙现代性置换审美现代性,尽管如此,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现代性也充满了难以克服的矛盾。     

梁启超后十年的文学研究

梁启超青壮年时代是一位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主将,他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对近代文坛有极大的影响,并推进了中国文学的近代化。其中有些论著如《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饮冰室诗话》,不仅对推动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倘以1920年为界,将梁启超的文学活动分成前后两期(这里是为叙述方便所作的假设,并非梁启超一生文学活动的分期):前期的文论多侧重对文学外部规律的探索,政治色彩比较浓重;1920年后,他在文学方面的论著则多属     

船山文学研究述评

如何评价王船山的文学成就,这个问题日益为学术界所注意。上世纪末,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借船山反清排满,船山文学一度得到了他们的竭诚鼓吹。本来,“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从中“找到革命的精神”。这在今天,人们是不难理解的。然而,时过境迁,对船山文学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变。直到现在,诸多诗文选本,船山不入;古代文学的研究文章数至万千。     

浅析梁启超的"道德革命"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惊世骇俗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塑造了具有“独立自由、进取冒险、利群爱国”的新民形象，试图从改造旧的国民性的角度来挽救中国近代的民族危亡，并提出了“道德革命”的思想，认为“道德革命”是实现“新民”的重要途径。道德革命的思想是在我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提出来的，通过深入分析梁启超的“道德革命”思想，笔者发现它对于我国目前社会主义转型的道德建设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一、“道德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粱启超从理论和现实上为“道德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了论证。首先，梁…     

试论传统“大一统”观念对清末“排满”运动的影响

“大一统”是我国传统文化思想宝库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它对清末“排满”运动的整体走向与最终归宿,均发挥出相当突出的整合与引导作用。这通过梁启超的“大小民族主义”说、1905年至1907年梁启超等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论战以及武昌起义后革命派放弃“排满”口号而转主“五族共和”等事实,清晰地凸现出来。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先后在其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上鼓吹破坏主义排满，号召人们用武力推翻清廷统治。1903年以后，梁启超一改激烈的主张．转而提出开明专制的温和主张。对其思想的这一转变，史学界分歧较大。作者认为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演变有着思想和理论上的一致性，其转变有着深刻的根源，一方面愤西太后扼杀变法而鼓吹破坏主义，一方面反省了中国长期积弱不振的主要原因，提出开民智，主张实行开明专制。同时，梁启超思想的转变还受到西方，特别是日本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梁启超由激进向温和的转变，实际上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反映。     

"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在天津

“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是戊戌变法失败后 ,逃亡海外的梁启超提出的文学变革口号 ,这两个“革命”作为维新派在 19、2 0世纪之交发动的整体性文学变革的组成部分 ,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其最初的孕育、发生 ,是与天津分不开的。一　　“诗界革命”的口号 ,最先出现在 1899年梁启超《夏威夷游记》一文中。他提出诗界革命的原则是“第一要新意境 ,第二要新语句 ,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在此后的《饮冰室诗话》中又举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为“近代诗界三杰” ,作为诗界革命的样板。可见实际上早在口号提出之前 ,以革新诗的意境、语…     

士人伦理的嬗变与道德革命的艰难--试析梁启超《新民说》的伦理观

《新民说》是梁启超 2 0世纪初发表的以“新民”为意旨的文章结集 ,内中集中体现了他的伦理思想。在《论公德》等章节中 ,梁启超对旧的礼教纲常进行了批驳 ,力倡“道德革命”之说 ,充分意识到伦理道德在文化更生和转型过程中的深在效用 ,直开五四先声。但在《论私德》等章节中又对自己的“道德革命”论进行了自我消解 ,他的犹豫正体现了近代士人伦理嬗变的艰辛。在《新民说》中 ,梁启超始终贯穿了一种道义论的伦理关怀 ,对德育与智育的不平衡发展深表忧思 ,极富现实意义     

1905—1907年汪精卫梁启超关于种族革命的论战与伯伦知理《国家学》的关系

在20世纪初的革命、立宪两派的论战中,汪精卫梁启超关于种族革命的论争与伯伦知理的《国家学》有一定的学理渊源。两人都重视伯伦知理关于民族与国民的学说,并以“民族”与“国民”为基本概念来分析民族不同同为国民的可能后果,作为各自主张的重要理论依据。     

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现代性及其矛盾

梁启超虽然主张“政治小说”,认为小说要为启蒙、“新民”服务,是一种事功文学观,但实际上他的小说理论具有浓厚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小说批评话语的现代转型,二是以启蒙现代性置换审美现代性。尽管如此,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现代性也充满了难以克服的矛盾。     

以群为纲：《新民说》中“新民”概念考辨

1902年，梁启超《新民说》的发表，标志着近代政治概念“新民”的诞生。既有研究充分讨论了“新民”概念融合儒家传统思想与现代国民理想的特征，但未能解明梁启超提出“新民”旨在反思“合群”运动的重要意涵。19世纪末的“合群”运动是一场主张合群立会、整合四民的政治活动，但“合群”的理想在实践中最终演变为会党相争。梁启超理想中的“新民”，践行以“利群”为核心的新道德，试图建立具有匀质色彩的“群”。这不仅承袭了《大学》等儒家思想的传统，也意味着他构想出了一种由一及群、培育现代国民的理想路径。“新民”以群为纲的思想特质是基于“合群”运动的历史反思，终因梁启超个人思想的多变和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而被弃用。但“新民”的概念内涵仍随着不同的历史事件和政治主张不断丰富和演变，其流播无远弗届。     

从《庸言》看梁启超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尤善于以其如椽之笔,从事宣传,鼓吹改良主义。他一生创办了多种报刊,时人称为“报界之大总统”。民初他从日本回国后即在天津办起了《庸言》杂志,宣传他的政治理想和主张。本文拟就梁启超与《庸言》的关系作些剖析,或许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研究不是无益的。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和他的《新中国未来记》

清朝末年,适应变法维新的政治需要,资产阶级改良派掀起了一个相当广泛的文化运动.他们倡导“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在诗歌创作上,他们主张打破传统形式,自由抒写,融合新思想、新知识、新名词以及口语入旧体诗,以更好地为改良运动服务.在小说创作上,他们主张自觉地配合改良运动,用小说宣传变法维新.揭露官场的黑暗,抨击帝国主义罪行.他们一反前人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把小说提到空前未有的重要地位.这一运动在当时曾产生很大影响,梁启超就是这场运动的突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