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军延安观察组

1944年美军观察组分两批达延安,这是美国政府与中共正式接触的开始,也是中共半官方性质外交的开始.在后来的963天里,观察组向美国政府传递了延安和解放区比较真实的情况,并与中共就中美关系、美国援助、成立国共联合政府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双方开展友好的军事合作.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和观察组自身性质和职能所决定,美军延安观察组的在华活动没能起到实质性的效果.     

论美军延安观察组

1944年美军观察组分两批达延安，这是美国政府与中共正式接触的开始，也是中共半官方性质外交的开始。在后来的963天里，观察组向美国政府传递了延安和解放区比较真实的情况，并与中共就中美关系、美国援助、成立国共联合政府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双方开展友好的军事合作。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和观察组自身性质和职能所决定，美军延安观察组的在华活动没能起到实质性的效果。     

美军观察组来延安对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影响

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写下了中共与美国政府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与国民党政府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美国政府,跨越中日战线,超越国共关系,与中共发生一种半官方关系,这使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发展达到高峰。这一历史事件对当时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     

"9·11"之后美国对穆斯林世界的公众外交

“9.11”事件之后,公众外交再度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与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一致,公众外交也以国际反恐为首要关注对象,并把穆斯林世界作为公众外交的重点地区,以改善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形象。为此,美国加强了对公众外交的财政和立法支持,并作出一些制度安排,加强部门间协调。但这种公众外交并没有使对外政策有根本改变,因而难以实现美国政府所期望的目标。     

"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评析

"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国民政府和中共对"迪克西使团"来访的反应也存在明显差异."迪克西使团"援助中共的合理建议虽然未被美国决策者采纳,但"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本身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中共而言,它架起了中共与美国政府联系的桥梁,积累了初步的外交经验;对国民政府来说,它成为制约国民党当局在抗战结束前不敢发动内战的重要因素之一.     

网络外交:美国公共外交的一件新式武器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催生了网络外交,作为一种新的公共外交形式,它改变了人们对主权、权力的传统认识,给国际关系带来了复合性的影响。网络外交已发展成为美国施展公共外交的一件新式武器,美国政府极力谋求通过网络外交去影响和引导外国公众,欲在提升其外交软实力的同时实现其外交硬目标,旨在展现其"巧实力"进而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然而,如果美国政府不认真反思并彻底摈弃其霸权主义思维与单边主义行径,网络外交也势将难以发挥其能动的公共外交效用。     

“联合政府”口号提出背景的博弈论分析

“联合政府”口号是中共调整博弈策略的产物，其历史背景是1944年国内外局势的重大变化：国民党的军事溃败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中问党派的力量和态度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美国插手国共关系并采取了某些有利于中共的举措；中共的迅猛发展使国共力量对比已完全不同于抗战开始之时。     

合作-“中立”-对抗:1944—1946年中共对美政策再探讨

1944—1946年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过渡到冷战的剧烈变动时期,其间中共对美政策经历了从寻求与美国合作到在国共斗争中"中立"美国、再转向与美国对抗的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有三个重要的因素推动着中共对美政策的演变,它们包括中共与美方的互动、中共革命战略转变的复杂需要以及中共领导人对世界政治及其与中国革命之关系的思考等。这三个因素在不同阶段的互动决定着中共对美政策的演变方向和主要特点。     

论布什总统第二任期美国霸权主义的发展趋势

布什总统第二任期开始以来,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虽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但霸权主义依旧是它的主旋律。美国政府不但不会彻底放弃布什总统第一任期遵循的单边主义外交理念,相反还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进一步强化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因此,对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与布什政府的霸权主义作斗争依旧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抗战时期毛泽东对美外交思想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史,是从抗日战争时期与美国关系开始的,作为中共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是对美外交战略和决策的制定者实施者。 一 从1936年至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前,为毛泽东对美外交的第一阶段。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也打破了帝国主义势力在远东的平衡。面对新的政治格局,毛泽东把中日战争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中,     

1948—1950年中国共产党与美苏关系的重新评价

美国政府有关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关系的认识极大地影响了二战后这些年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国务卿马歇尔担心拥有强大军事力量且亲苏的中共会打破东亚的稳定并危及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为了消除这一威胁,他主张解除中共的武装并将它收编到受美国影响并由国民党控制的改良主义的中国政府中去。然而,中共拒绝放下武器,而国民党也不愿按照美国的路线革新自己。     

中国抗战初期格鲁对美国远东政策的主张评析

1937年7月至12月,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力主继续保持中立静观的消极政策。这种主张并非是一味的消极退让的产物,而与格鲁对远东形势发展的预估和设想有很大关联。在他看来,只要能合理利用外交技巧,就可能同时兼顾美日关系、美国在远东的实际利益和其所坚持的原则,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机会主义的设想反映了格鲁的外交观和他对美国远东利益的认知,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人士在远东外交问题上的一种思路。     

美国与西伊里安“民族自决”问题(1949—1969)

西伊里安"民族自决"问题,源于荷兰与印度尼西亚围绕西伊里安地区主权的领土争端。作为荷兰的盟友和印尼的友邦,美国政府的立场成为决定争端结果的关键。美国是"民族自决"原则的倡导者,但冷战时期其"反共利益"与"民族自决"原则在争端中出现错位,而同盟关系、东南亚冷战局势,以及第三世界反殖民运动等因素的交织,加重了美国外交选择的复杂性。在维持了十余年的中立政策后,美国政府决定牺牲西伊里安土著居民自由选择政治命运的权利,以维护自身在印尼的利益。美国政府在"西伊里安争端"中的决策过程和政策演变表明,其推崇的"民族自决"在冷战环境下已演变为灵活运用的外交工具,而非追求的外交目标和原则。     

抗战末期美国对华政策抉择失误的历史反思

抗日战争末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有过一段短暂的外交接触与交往，但后来却未能遵循双方的初衷发展下去。本文回顾了当时美国对华政策扶择失误的历史事实。在抗战期间特别是抗战末期，中共和美国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和合作的机会，但由于美国对中国事务和中国共产党的无知、对共产主义的偏见以及对苏联势力扩张的担忧，导致了它对华政策抉择的失误而错过了合作的机会，使双方开始走向对抗之路。文中对中共务实、灵活、进取的对美政策和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揭示了美国对华政策失误的主观和客观原因。     

英国、印度与美国对华政策(1949—1950)

1949和1950年间,美国政府开始推行孤立、削弱和遏制新中国的政策,而这种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和取得预期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国和印度的态度。英、印两国是当时中国问题上最重要的“第三种势力”,是美国政府努力争取与之一致的主要对象。然而,英、印两国尽管同新中国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并且在许多方面需要美国的支持、援助或谅解,但它们都采取了与英国的愿望和要求大相径庭的对华政策。可以认为,英、印与美国之间的此种歧异,构成了中国革命胜利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第一场大挫折,甚至构成了西方集团逐渐走向涣散和中立主义登上战后国际政治舞台的起点。本文将主要依据美国外交档案中的有关史料,论述     

从赫尔利到马歇尔：中共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因应

从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美国政府先后派遣赫尔利和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矛盾,美国的对华政策逐渐从扶蒋联共、限共走向扶蒋反共。中共对美国的态度也从合作、中立、走向敌对。由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是以同苏联争夺为核心,并把反苏与反共相联系,形成两种制度之争,随着美苏冷战在欧洲逐渐兴起,美国对华政策也坚定地走向援蒋反共。中共顺应中国革命发展方向,充分利用中美苏三国四方之间的各种矛盾,在冷战与内战的交织中最终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视域下的中国共产党形象认知

“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不应忽视“他者”镜像。“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访问延安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外交关系的起点,也是美国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契机。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到访延安前,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形象的认知存在“污名化”。1944年7月到1947年3月,“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通过近距离观察中国共产党后,形成了一系列报告文件,对美国政府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并未改变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传播。     

略论史迪威成为美蒋矛盾牺牲品的原因

1944年10月19日发生的史迪威事件,是中美双方将美蒋矛盾处理为史蒋矛盾的结果。史迪威将军被美国政府抛弃,成为牺牲品的直接原因在于蒋介石的强硬和坚持,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把自己战后在远东的利益同蒋介石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美国最终不得不向蒋介石妥协。     

彼得·伯驾与美国早期对华外交

美国早期对华建立外交关系的努力始于19世纪40年代，其标志为1844年来华的顾盛使团以及同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但最早鼓动美国政府和清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在条约谈判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却是美国的传教士医生伯驾。尽管伯驾鼓动美国政府建立对华外交关系的动机是为了在华传布基督教的便利，而且伯驾在对华外交上曾极力推行过武力威胁的侵略政策，但他为开拓美国对华外交所取得的成就，依然是我们今天研究中美关系发展所不可忽视的。     

美国企业界对政府外交决策的影响

美国政府制定外交政策时受到多种因素、多种意见的影响。由于国际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竞争日益激烈 ,美国政府决策中经济因素的影响与日俱增。这使美国企业界影响政府外交决策的主观动力加强 ,对政府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本文具体分析了企业界影响政府外交决策的国内政治体制背景 ,回顾了其历史发展进程 ,总结了其影响方式。本文并对美国企业界影响外交决策的程度以及企业界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