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构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思考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概念，指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今年，2月19日在中央党校《构建和谐社会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他说：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邓小平规则意识探析

邓小平规则意识研究是有待深入开掘的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新视域,推进这一研究是拓展邓小平理论研究领域的内在要求.邓小平规则意识既具有“钢铁公司”的原则坚定性,又兼有“一切看情况”的策略灵活性,达到了对柔与刚恰到好处拿捏的境界.对上级,敬重但不盲从;对同级,合作但不作“好好先生”;对下级,信任但不放任;对亲属,保持共产党人本色但不拒斥俗世情怀:这构成了邓小平规则意识的基本框架.其重要启示在于,只有切实加强法制才能为潜规则解毒.邓小平规则意识是矫正社会不良风气的榜样,学习和探究它,对潜规则大行其道,严重伤害社会公平、扰乱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具有毋庸置疑的警示意义和示范效应.     

论“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之关系

关于“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之关系,从社会属性看,其本质都是社会主义,表现在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从发展战略目标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美好追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的奋斗目标,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属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都具有阶段性,但小康社会只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历程中的重要历史阶段;从内容构建看,三者相互交织、互相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和必要保证,全面小康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和重要条件,共同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     

发展责任保险 构建和谐社会

党中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实现重大的飞跃的必要措施和关键举措。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要条件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保险作为社会“稳定器”，在其建设进程中承担着责无旁贷的义务，其中发展责任保险尤为重要。下面，就如何发展责任保险，构建和谐社会谈一下体会。     

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党内和谐

“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对全党提出的一个明确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政治保证。认真落实这一要求,对于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学意义

从政治学的理论视角,阐述构建和谐社会是政治指导思想与政治目标的高度统一和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与政治建设本质要求的有机统一;坚持“五个统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立场、政治原则的有机统一;提高执政能力是构建和谐社会能力与政治建设能力的有机统一;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与政府管理与建设新任务的有机统一。     

摆正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将其明确为我们党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胡锦涛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可见，“公平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支柱与基础”、“和谐社会公平为本”、“和谐社会少不了公平”等说法都不错，都在说明公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除了公平其它的都不重要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因为强调公平的重要性而忽视民主、法治、诚信、秩序等的建设，甚至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只有正确地理解公平的涵义，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才能真正明确和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     

试论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模式

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分别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本文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从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的内涵入手，分析了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模式。概言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构建服务型政府提出了客观要求，服务型政府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导力量，必须按照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塑造一个“强政府”.按照和谐社会的要求培育一个“强社会”，形成“强强联合”的良性互动。     

和谐社会与法律方法的选择

一、以和谐社会审视法治建设“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这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命题,并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们党新时期的新目标。对于命题本身,我们并不陌生,如“天人合一”、“大同世界”、“和为贵”等都体现出对和谐社会的向往。从形式上看,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和谐社会都是表现为社会的各个群体实现良性的互动,整个社会能够表现出一种公正的状态,社会能够实现安全的运行和健康的发展。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说,我们现在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古代的“和…     

道德是实现和谐社会的伦理保障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发展目标,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实践勇气,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的战略构想。正如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所言:“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     

从"风险社会"走向和谐社会

经济全球化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我们必须关注共同生活的空间与家园——"全球化社会",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审视世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处于黄金发展机遇期与社会矛盾凸现期,必须正视与应对"风险社会"的来临。走向和谐社会的基本思路,是科学开展社会风险预警,优先调整社会结构,增加社会主义的制度性供给,完善社会群体利益协调机制,积极参与"和谐世界"建设。     

"盗寇"与宋代潮州社会

本文对宋代潮州地区活动与宋代潮州社会的相关问题加以论述。     

构建和谐社会的"三大和谐"论纲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已经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人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和活动主体,以人为着眼点,人类社会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由二者决定的人自身关系这三大领域。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人与社会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人自身的和谐则是实现这二者和谐的前提条件。     

消费社会语境中的"广告神话学"

"消费社会"已成为学界描述和揭示当代社会现象和进行大众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理论资源和工具,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中,构建一种"广告神话学"的阅读模式,不啻是对罗兰·巴特<神话>一书的延伸细读,并且确能通过这种模式发现消费社会的内在逻辑是经由符号性的操作而实现的,而广告的"神话"本质就是"去政治化".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网络霸权与符号暴力

网络改变了人类的生存体验 ,但并没有因此而减缓已有的社会问题 ,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成为形形色色文明垃圾的衍生地和各种各样社会毒瘤的温床。本文选取几个较为严重的网络社会问题进行学理上的分析 ,不是为了否定和阻碍网络社会的发展进程 ,而是为了提醒人们要谨防网络社会问题 ,避免社会信息化、网络化给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造成过多的危害。     

对"和谐社会"的社会学解读

“和谐社会”提出了社会发展的质量目标。“和谐社会”是社会结构的要素合理与功能协调的表述 ,它有四个条件。当前 ,我国的社会结构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 ,累积了大量的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 ,提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社会发展自身的需要。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是能够建立起一种促使“社会和谐”运行的机制。     

社会“标准化”刍论

生产技术的进步必将带来社会观念的变革。上个世纪西方社会所出现的“标准化”现象对我们今日的社会观念更新仍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它将导致传统观念中对人本身的理想化、差别化认识走向统一化 ;它将会对人类活动 ,尤其是社会参与活动产生中性化的认识 ;同时整个社会也会逐步接受“容忍度”这一内容丰富、意义深远的概念。社会经此反思必将更好的合拍于生产力的进步。     

和谐社会的法理研究

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支撑点是依法治国,即通过制度正义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依法治国是我国法律现代化发展所取得的基本成果,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法律现代化事业的必然要求。回顾我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及依法治国理论的由来,重点讨论构筑现代法律体系、促进制度正义、推动制度创新、建设法制社会,对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后世俗社会"的批判理论——哈贝马斯与宗教

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代表尤根·哈贝马斯最近几年来频繁讨论与宗教信仰及其社会作用有关的话题,本文在澄清这些讨论的具体语境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哈贝马斯在"内部超越"观念的语言学转译、"后世俗社会"对宗教传统的世俗转译、实现"内部超越"的社会文化条件观念等方面的观点,并设法表明,哈贝马斯以"超越性"的内在化作为重点的社会批判理论,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文化的当代意义,思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沟通的文化前提,甚至还可能有助于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