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社成员的学术批判与学术转折

文章着重分析了复社成员对举业及明末学风的批判,并认为复社成员的上述学术批判为其学术实践的转折创造了可能。复社成员学术实践的转折主要体现在治学态度与方法、提倡学术调和、对结社及讲会进行改造、提倡经济之学等方面,其实质在于使漂浮的学风沉静下来,这些新的学术动向进一步影响了清代的学术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试论复社内部的政治分歧

复社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分歧.由《留都防乱公揭》和《幸存录》所引发的争论表明,复社内部政治分歧的实质是如何评价明末党争各方.由于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这一分歧在明朝灭亡前后有着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复社内部的政治分歧有着深刻的地域、家世渊源,并与复社松散的组织结构及社内分层现象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一分歧的存在使复社成员的政治活动呈现出极强的分散性和宗派性,很难取得预期效果.     

复社的源流与社集

复社作为晚明最大的社团,其始成立,因由文学上的文体论争,形成了“务为有用”的复古宗旨。复社成立后的社集,则夹杂了政治的因素,逐渐由文学社团演化成政治性的组织。驱阮事件是其政治化行为的具体体现。     

谭元春与江西复社文人之关系考察

谭元春是竟陵派后期的领袖人物,同时也是复社成员,他与江西籍的复社人士交谊最为深厚。崇祯五年,谭元春在江西与万时华、陈宏绪、陈际泰等复社成员相游处,长达两月。双方的诗学思想和美学旨趣相似,都追求清远自得的风格,并相互影响。谭元春重新研读《文选》,探讨古诗的创作。江西复社人士也受谭元春和竟陵诗学理论的影响,万时华的《诗经偶笺》运用"以意逆志"法来解读,追求"玄致",贺贻孙的《诗筏》论"无厚"均脱胎于竟陵派。     

论谭元春与复社的诗学关系及相互影响

以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与复社相结合,两者在诗学上关系复杂;复社重经史、务有用、主雅正的主张对谭元春有潜在影响,谭元春主张深美、重实用之文;谭元春与复社均主张学古与真性情,复社提出君子的忠友孝悌之情,谭元春与之相近;谭元春等人的竟陵诗风对复社诗作的正反影响,表现为复社诸子的有意学习或避开;谭元春与江西复社人士的美学旨趣接近,其诗文中清远自得的风格与江西的文学传统与审美取向相一致。     

东林党与东林学派辨析——关于东林是否为党的另外一种思路

东林党与东林学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二者虽然在外延(人员构成)上有很大程度的重叠性,但从其内涵来看,二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东林党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指的是晚明政坛上以顾宪成、李三才、叶向高等人为代表的一派政治势力;而东林学派则是一个学术概念,指的是晚明一个以东林书院为基地的学术团体,他们以程朱理学为归趋,对王学末流进行批判和纠弹。东林党和东林学派都是实存的,这是由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特性所决定的。     

复社和几社对台湾文教事业发展的影响

复社和几社是明末两个文人社团,它们提倡通经致用,崇尚民族气节.其精神随郑成功在台湾建立明郑政权及复社、几社社员渡台而播迁台湾,并对台湾文教事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复社成员学术活动中的合作与纷争

复社存续期间,通过联合编书的方式选编了《明经世文编》和大量时文选本。这种以分工合作为主要特点的学术活动表现出鲜明的群体性特点,缩短了书籍编选的周期,提高了张溥等复社领袖的学术地位,扩大了复社的学术影响。然而,复社成员学术活动中的合作以文化发展中的地域差异为基础,不可避免地带来争夺话语权的矛盾,不会形成统一的学风和治学特色。     

复社与明末清初江南地区衿绅势力的盛衰

复社是以衿绅阶层为主体成员的文人结社,因此衿绅阶层力量的强弱及其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复社的行动理念和模式。本文以明末清初江南地区衿绅势力的盛衰为背景动态地考察复社的活动．揭示出复社的影响力正是明末江南地区衿绅力量发展的集中体现,而清初这一地区衿绅力量的衰弱则必然导致文人结社的衰变。     

叶向高与东林党

“东林党魁”叶向高之说尚有商榷之必要。万历年间,叶向高在国本之争上确与东林党人保持了一致。但这也是当时大多数官僚士子的意见,不能以此而确定时向高是东林党人,尚需考察两者在其他政务上观点之异同。事实上,入阁前之叶氏与东林党人的政治观点尚多一致,但人周后,随着政治地位的变化,其与东林党人的分歧日趋明显。尤其天启年间,就宦官专权与辽东军事问题,叶向高却极力斡旋于包括东林党在内的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成为中庸调和派的代表。虽然在某些问题上他同情东林党人,但就实质而言,他并非一位东林党人,更不是“东林党魁”了。     

东林党议视野下晚明文学的历史分期

晚明文学夹杂学术思潮,复杂而多变,故学界尚未有分期之论,然并非不可操作。万历二十年（1592）至天启四年（1624）,是性灵文学繁盛的时期。在王学与“狂禅”的影响下,湖北地区的公安派和竟陵派先后登上历史舞台,高举“性灵”大旗,倡导革新,逐渐形成了全国性的影响,继而在东林党学术与政治的双重压制下先后没落。天启五年（1625）至崇祯十七年（1644）,是社团文学繁盛的时期。伴随政治危机的加剧,东林党议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原本士大夫之间利益的纷争,演化为东林党与阉党你死我活的血腥斗争。突出反映在文学上,则是江南地区文人结社的勃兴,呈现出党社一体化的鲜明特点。     

从'癸巳大计'看明末东林党与内阁之对立

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大计'引发的纷争,由于导致众多东林党核心人物被罢斥而被看做明末东林党甚至万历党争的起点。包括顾宪成、高攀龙在内的众多东林派官员都认为他们所受到的处罚不是出自万历皇帝的本意,而是王锡爵内阁擅权所至。但这其实是对王锡爵内阁的误解。由于内阁的票拟权并不固定,外廷官员就不知道处罚是出自内阁的建议还是皇帝的本意。再者,由于万历皇帝几乎不见外廷官员,内阁与皇帝沟通时经常使用的密揭又不可外泄,从而导致外廷不了解内阁与皇帝沟通的实情,内阁往往因此遭到猜疑和抨击,处境为难。     

政术 心术 学术————梁启超、严复评王安石之歧异探微

梁启超和严复可称晚清民初思想界双峰并峙的两位巨人,他们的学术和思想有许多相同点,但亦有明显差异。1908年,两人对改革家王安石的集中评论为我们认识其异同提供了极佳的视点。两人当时各自的处境不同,严复地位极高,而正值壮年的梁启超游亡海外,希望得到清廷重用,因此,他们对王的评议也就有所差异。在政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新政以肯定为主,辅之以批评;严复对王安石的评议前后一贯,有肯定也有批评。在心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称颂不已;严复对王安石有褒有贬,认为其理想本身就有问题。在学术方面,梁启超关注王安石的经学思想,强调“求大义以经世”;严复则侧重于文学和哲学两方面,从哲学的高度来考察王安石的思想,故批评多于赞许。上述歧异不仅彰显了梁启超、严复思想的各自情状和不同内涵,也体现了两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与方法,折射出晚清思想界的复杂面相。     

论光复会与浙江会党的关系

光复会与浙江会党关系十分密切,光复会对会党的联络、吸纳远胜同期的其他革命团体,而会党对光复会的影响也远较其他革命团体大。光复会“反满复汉”的纲领是受会党影响提出来的,一批会党领袖加入光复会并进入大通学堂学习,使会党成员的革命觉悟和军事素养有所提高,也使光复会有了亲密的同盟军,为其发动反清起义,光复浙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由于会党自身的狭隘、散漫等局限性以及光复会对会党改造的不足,也对革命造成了许多消极影响。     

赋与《尚书》的渊源关系考说

钱钟书称文体有一名多义的情况,早期文体命名是以产生文词的行为动作来命名文体的。由此出发考察,赋的原始义项为缴纳赋税,成为赋的命名原由。赋的对话体,可以从《尚书.皋陶谟》的君臣对话找到前例;赋的"乱曰"、篇末作歌,也可以从《尚书.皋陶谟》的篇末作歌找到前例。上述情况说明,言先于文,文出自言,考察先秦文体,不得不从记言的古史《尚书》始。考察赋,从《尚书》起始,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赋体与诗体之关系论略

纵观赋的发生与发展,从“赋者,古诗之流”开始,继而发展成独立的文体,与诗的关系始终是相分又相合。赋不断从诗体中吸取养分,使体物铺叙和诗意抒情相融合,推动自身向更为完善的形态发展。同时,赋所具有的铺陈手法及俳偶特点也给了诗以影响,从而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段。     

骚、赋文体辨——兼说屈作不当名赋

本文认为 ,骚、赋分别为不同的文体 ,不应混为一谈 ,屈原之作不当以赋名之。文章着重从骚、赋产生的历史状况 ,骚、赋体性之差别 ,骚、赋之流变 ,说明二者之不同 ,其中对骚、赋体性之别论述较为具体细微。文章最后对与此相关的几个问题 ,如刘勰、萧统对骚、赋的分辨 ,汉人何以称屈作为赋 ,以及骚体赋进行了简要论述。此文有助于解决对屈原之作称名混乱的状况     

傅斯年早期社会思想研究(1918-1926)

五四时期傅斯年出于以思想改造社会、以社会改造政治的目的,畅谈造社会与社会改革。他批判了中国固有社会的病疾与国民性的弱点,剖析了这些病疾与弱点存在的原因,向青年们发出了＂造社会＂与＂改造社会＂的号召,勾勒出了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设想了达致理想社会的方式与途径。其中,他推崇无产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批判宗法社会家庭、名教对人个性的扼杀与束缚,倡导建立符合社会发展与人情的新社会道德规范与人生观,希望构建起一个监督、限制、影响政府的市民社会,呼吁个体自由意识的觉醒,但又重视个体的社会性及个体在重建社会中的能动性,这些都表明,与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相比,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想在许多方面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简论汉赋与先秦诗文之关系

关于汉赋的源头,历来研究者多失之于偏。细究起来,汉赋,特别是散体大赋,其源头其实有三：其精神实质承继于诗教,其华丽的辞采形式嬗变于屈骚,其多变的内容结构出入战国诸子。具体说,散体大赋继承了《诗经》的雅、颂传统,并把雅、颂传统推向了一个新的意境;汉赋抒情赋志、辞采华丽、虚构夸张等技巧来自屈骚,其写作风格则明显受到先秦诸子的神仙思想、滑稽传统、纵横策论之风等的影响。     

辛亥革命前后立宪派与革命党的合流

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政府开始施行“新政”和“预备立宪”,但满洲贵族不愿意失去既得利益和特权,对立宪派采取了高压态势,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立宪党人逐渐寻求新的出路。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立宪和革命这两种力量终于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