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翱年谱》订补

李翱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散文家和哲学家,曾积极参与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但学术界对李翱一生行事之研究却甚寥寥。一九四八年李恩溥著《李翱年谱》(南京(《中央日报》,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虽太简略,且有疏误,然其拓荒之功不可不表。今对该年谱疏漏、失误处略加订补,分列于后,冀能有益于较完整的《李翱年谱》之编写。     

论李翱对韩愈古文理论的接受与发展

李翱创造性的继承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在创作论上,他接受了韩愈的文以明道、陈言务去、不平则鸣论点,并对这些论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深化了这些理论;在风格论上,他接受了韩愈提倡的平易畅达的风格,并以自己的古文实践使这一风格进一步推广,对唐中叶至宋代的文风的改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论宋代的《古文孝经》学

《古文孝经》在宋代复出并得到广泛注意和研究,宋代《古文孝经》学成果较多,为其他朝代所无。本文通过对《古文孝经》在宋代的流传与研究历史之考察,清理了《古文孝经》的真实面貌,纠正了南宋以来关于《古文孝经》的错误认识,为澄清历史上和现实中《古文孝经》真伪问题作了论证。     

桐城派研习史传文学之方法

一、桐城派古文家讲求义法之背景 桐城派古文家是古文运动中的法后王派。在他们之前,唐代古文运动取法于《孟子》、《荀子》、《左传》、《史记》等后王,宋代也是如此。明朝中叶,李梦阳和他的同伙却追求上古,不务实际,被归有光斥为庸妄的巨子。归氏不但继承了法后王的精神,而且还深入史汉,取精用宏,使古文的叙事和抒情,在百尺竿头之上又进一步。他的《项脊轩志》在疏而不散的行文中,如话家常,便能一往情深,余味无穷,决非上古所有。盖桐城派之成派在     

李翱的论文理论——读《答朱载言书》札记

李翱是韩愈弟子,其论文理论与韩愈相似。然而,李翱学韩是比较灵活的,他对韩愈的论文理论既有吸收又有发展,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论文理论。关于这一点,章太炎曾经指出:“按二人(皇甫湜、李翱)虽俱学韩,李能自立,不屑屑随韩步趋。虽才力稍逊,而学识足以达之。故能神明韩法,自辟户庭。”(《皇甫持正文集书后》)而李翱的论文理论集中反映在《答朱载言书》中,本文主要依据此《书》,对李翱的论文理论的特色谈几点看法。     

编纂、融合与创作——宋代传抄古文书法发展之时代因素探赜

传抄古文是指汉代以后经过人们辗转传抄而保留的以六国文字为主体的先秦文字资料。传抄古文在宋代得以发展并有书法作品存世,与当时特定的社会思想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在宋代疑古思潮影响下,以正经释文为主要功用的《汗简》《古文四声韵》等古文字书编纂而成,为传抄古文书法提供了创作条件;为改唐以来藩镇割据,礼制破坏的局面,宋人修礼书、制礼器,加之出土古器物日益丰富,金石学者开始对古器铭文进行考释著录,金石之学与古文之学逐渐融合,为传抄古文书法提供了借鉴依据;魏晋以来,古文逐渐与道教相结合,并继承汉代谶纬之学的传统,彰显出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加之古文字书的整理与金石学古文字考释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传抄古文书法作品不断涌现。传抄古文虽然在宋代有所发展,但受文字自身特点、书法艺术性的制约和宋代“尚意”书风的影响,终究难以成为书坛主流,对书法史的影响有限。     

试论李翱在《复性书》中对孟子“性向善”思想的继承与偏离

本文以李翱的《复性书》文本为基础,以分析李翱＂性情说＂中的矛盾为切入点,进而考察李翱如何挖掘传统思想资源、并汲取佛家思想而为论证他的＂性本善＂做理论支撑,最后辨析李翱＂性本善＂与孟子＂性向善＂思想之同与异。     

欧阳修古文理论中的“道”

欧阳修古文理论中的“道”寇养厚欧阳修的古文理论，从总体上看，继承了韩愈的传统。他曾对苏轼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引）就是说，他的古文理论总是把“文”和“道”联系在一起的。《与张秀才第二书》中，欧阳修对自己古文理论中的“道”...     

李调元及其《郑氏古文尚书证讹》

郑玄《古文尚书注》亡佚，现存辑本主要有五种，其中《郑氏古文尚书证讹》是清代李调元纂辑并付梓刻印的一部《古文尚书》注本。《证讹》在引用字书解释字词、兼采诸说解释句读、据己学识解释名物、比勘他书校脱讹误方面较为突出。     

“文章太守”的文论架构———欧阳修文论的渊源、成就及影响

欧阳修关于道、言、文的见解,构成了他的文论的主体框架。这一理论架构,既是对韩愈古文革新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宋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础和旗帜,正是在它的引导下,宋代古文运动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古文笔法对《聊斋志异》的影响——以《左传》为例

有着深厚古文功底的蒲松龄对作为先秦古文代表作之一的《左传》涉猎颇深,因此,其《聊斋志异》中许多古文笔法即导源于《左传》。首先,以古文笔法从事小说创作,使《聊斋志异》中某些情节对《左传》多所借鉴和模仿。其次,蒲松龄还从《左传》中汲取了许多古文笔法以资其小说创作,如他以隐晦曲折的"春秋笔法"寄寓满腔"孤愤"、表情达意;他对"层叠"、虚实相生的古文笔法也多所借鉴。     

论韩愈“古文”的涵义

在中国文学史上,韩愈倡导古文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学现象。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苏轼《韩文公庙碑》),远承西魏时之苏绰、隋时之李谔及初唐时之陈子昂,近接元结、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柳冕、梁肃等古文先驱人物,下开北宋欧曾王苏诸大家,“卓然树立,成一家言”(《新唐书·韩愈传》),使“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以为法。”(李翱《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其“摧陷廓清之功”(李汉《唐吏部待郎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序》),发扬光大散文之勋,彪炳史册,惊耀天下,不可磨灭。然时至今日,到底韩愈所谓的“古文”的涵义是什么,尚无专文论及。一些论著虽偶尔说到,似乎并未解决问题。笔者不揣谫陋,在此略陈一管之见。     

“辞尚体要”说与宋代文风的嬗变

“辞尚体要”一语最早出自伪古文《尚书·毕命》篇,是指文辞表达的旨趣切实完备且抓住要领。“辞尚体要”说的文章理论价值经刘勰《文心雕龙》揭橥之后,对宋代的文风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宋一代帝王和文人臣子经常利用“辞尚体要”说批评、纠正当时浮华的文风,使“辞尚体要”说一直回荡在宋代的文坛上,可谓不绝如缕。宋代的古文革新能取得成功,“辞尚体要”说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宋代,“辞尚体要”说作为遏制浮华文风的一剂良药,能否被付诸实践,有诸多因素制约,其中帝王与朝廷的好尚,实乃有力之提倡。宋代重视“辞尚体要”说,与宋人好议论、崇尚夏商周三代的文风、普遍重视文章的实用性和《尚书》学的兴盛等方面有关。     

孙樵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初探

孙樵(约820——约884),唐散文家。字可之,关东人。大中九年进士第。①长于古文,与皇甫湜、李翱并称,又被清人誉为“唐宋十大家”之一。有《孙可之文集》十卷传世。总的看来,过去对孙樵的研究不够深入、客观,有褒有贬,②今天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     

宋代《孝经》学研究初探

宋代《孝经》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对《孝经》作者与成书年代进行了一些考订,古文《孝经》学研究有所进展,一些学者对《孝经》进行了新的阐释。这些研究对明清的《孝经》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代史的书写:1789年后章学诚对古文的界定

1789年后,章学诚开始频繁立古文之目,提倡古文。章氏追求的古文,就是承《春秋》家学之史文。该文通过对《史德》篇的解读,探讨章学诚对《春秋》家学的新理解。章氏对韩愈的批评,体现了他对古文介入当代史书写的复杂性的思考。     

韩愈二题

论文涉及到有关韩愈的两个问题。一是考证《与张徐州荐薛公达书》的作者。从薛公达的事迹、言行文风和此文的风格来看,此文应为韩愈作。二是对李翱是否是“韩门弟子”作辨析。从韩、李二人的平等关系、李翱对韩愈的称呼等方面来看,李翱不应为“韩门弟子”。     

论宋代理学家的古文创作

宋代古文有着自身的时代特性 ,其基本的特征和观念 ,是“文以载道”的内在思想体现为文学复古的外在形式 ,实与理学诞生于同一种思想观念和文化氛围。理学家虽然重道轻文 ,但由于儒学的传统表现方式 ,理学家既认为“出于正”的文章是圣贤气象的体现 ,又借助古文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一方面 ,理学家的主理思想影响了古文家的观念 ;另一方面 ,理学家处于古文运动潮流之中 ,自亦受到古文家创作主张的潜移默化。因此 ,宋代理学家古文既具有自身的特色 ,又始终参与着整个宋代古文的进程     

清初考据学巨著《尚书古文疏证》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其篇卷、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宋、元、明三代学者对《尚书》中的二十五篇古文持怀疑态度，并有所论证。直到清初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出，才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古文二十五篇是魏晋时人伪造的，从而解决了这桩千年疑案。《尚书古文疏证》对今天的历史文献研究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朱熹《观书有感》诗读书思维模式的启迪

朱熹《观书有感》诗读书思维模式的启迪陈华宋代朱熹不但是一位大教育家、哲学家，而且是一位在经学、史学、文学、乐律及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的学识渊博的学者；他在宋代哲学、理学界，是一个集大成的儒家大师。总体上讲，朱熹的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其学说被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