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源与框架分析：加强技术创新的制度激励研究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学者的论述 ,有效的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为了加强技术创新的制度激励力度 ,可以从企业、市场、政府等不同层面出发 ,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同时发力 ,构建一个能有效激励技术创新的制度框架     

论中国制度变迁的方式

文章提出中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和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政府主导主要表现在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实施制度供给、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和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而渐进性则主要表现在从增量改革逐渐向存量改革过渡、从局部改革逐渐到整体性推进和先易后难的变迁进程。文章还论述了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和渐进式制度变迁各自的优缺点。     

政府行为的制度变迁

在中国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过渡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主导因素和决定性的变量是政府的行为,而政府行为制度变迁的关键是做政府该做的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的关键是缩短行政触角,减少政府对市场流通的限制;限制行业垄断,加强对自然垄断的管制;实行公共财政,提供公共物品。必须加强政府自身的能力建设,实施依法行政,提高公民参政议政的水平,培育社会中间组织,促进政府的职能到位,使政府的行为步入有限、合理、高效的轨道。     

中国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历史变迁进行考察,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多重分割与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制度设计紧密相关,政府强制性的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准入等制度的过度供给造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的局面;而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交易成本上升;提出政府作为制度供给的主体,应加快改革扭曲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加强对垄断的监督管理,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信息发布制度,为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创造备件。     

政府在上市公司破产困境中的进与退——基于政府与市场的法律边际

政府与市场的动态博弈决定了政府在上市公司破产困境中有进有退。在我国破产市场尚不成熟的背景下,政府角色的独特地位和政府早期干预的治理优势决定了政府不得不“进”。市场本身所具有的高效率、竞争维系优势和行政权本身不可避免的扩张和腐蚀等劣根性,则要求政府“进”中有“退”。就上市公司的破产困境而言,应当建立政府主导的企业挽救机制作为过渡机制,同时,逐步完善破产基本制度和配套制度,不断朝破产市场化目标迈进。     

关于技术创新与制度激励的思考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论述,有效的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为了加强技术创新的制度激励力度,可以从企业、市场、政府等不同层面出发,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同时发力,构建一个能有效激励技术创新的制度框架.     

产权、制度化和范式选择--对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路向的分析

该文认为,要使地方政府走出制度创新的困境,应着重从三方面人手,即地方政府应履行自己的产权职能,以制度创新促进产权的多元化,并通过产权保护,解决微观主体的动力激励问题;以制度化约束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制度创新关系;退出市场,实现制度创新的范式转换,如收缩公有经济的市场战线、明确政府职能的合理边界和放松管制等.     

市场经济背景下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

政府是制度创新最主要的主体 ,尤其是在我国目前转型期 ,政府在制度的创新中发挥着极重要的作用。但政府也有自身的缺陷。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 ,政府要做的是为市场活动主体的制度创新提供一个既有严格规范又有一定自由活动空间的制度框架 ,从而构建一个以政府的制度创新为主导的、市场的制度创新也充满活力的制度创新格局。     

关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激励之思考

有效的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应从企业、市场、政府等不同层面,构建一个有效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框架。     

中国资本市场建立的制度基础及其来自企业制度的约束

中国资本市场是在市场化—价值化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有着自身特有的制度基础 :( 1 )企业投融资体制的改变 ;( 2 )国有企业的制度变革 ;( 3)居民投资意向的改变 ;( 4 )与经济发展相关联的因素 (需求推动、结构调整等 )。同时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存在的一些制度性缺陷 ,如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以及企业发行股票 (包括上市发行 )的政府管制、对国有企业改制成股份公司后对其股权结构的政府管制、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政府干预等 ,都给资本市场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中国创业板市场引入做市商制度问题探析

中国即将设立创业板市场,创业板市场是否应引入做市商制度问题成为焦点。本文从诺斯的经典作品中挖掘了适应性效率的微观方面,从适应性效率的微观方面这一独特视角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创业板市场应该引入做市商制度的根本原因是:创业板市场的做市商制度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相容的;并借鉴微观方面的适应性效率在中国的实践——引入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成功经验,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的创业板市场应该尝试引入做市商制度。     

中国虚拟经济制度供给模式之转变

“虚拟经济”在中国经济学界已经是人们广为接受的一个概念。它是指与实体经济相对的以金融证券市场为核心的经济形态。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虚拟经济开始滋生并渐趋发达。然而,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考察,中国虚拟经济既往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供给模式是“以国家主义为中心、以行政控制为主导的强制性供给模式”,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这种模式的弊端日益明显。今后中国虚拟经济的制度供给,必须向“多元、开放和法治的制度供给模式”移转。而实现这种移转的关键,在于如何削弱目前政府对虚拟经济的过度控制与干预,弱化政策的功能,建立真正符合市场自身逻辑的法律制度,并实现市场治理的法治化。     

中国资本市场建立的制度基础及其来自企业制度的约束

中国资本市场是在市场化一价值化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有着自身特有的制度基础：(1)企业投融资体制的改变；(2)国有企业的制度变革；(3)居民投资意向的改变；(4)与经济发展相关联的因素(需求推动、结构调整等)。同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存在的一些制度性缺陷，如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以及企业发行股票(包括上市发行)的政府管制、对国有企业改制成股份公司后对其股权结构的政府管制、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政府干预等，都给资本市场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经济管理制度演变下我国企业管理模式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基本经济体制转型的大背景下,影响企业管理模式的关键因素企业制度和政府对企业的管理体制出现巨变。原先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制度转变为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原先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管理与宏观管理高度重合的政府管理体制,转变为政府对企业微、宏观管理的基本分离,并将重心转移至宏观调控的间接管理上。因此,我国企业管理模式相应地实现了由依附转变为独立,模式的效率由低转向高的变迁。同时,伴随着影响企业管理模式的制度因素逐渐消失,非制度的因素开始浮现,我国企业管理模式又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     

技术创新制度激励的思想探源与政策分析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论述 ,有效的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为了加强技术创新的制度激励力度 ,可以从企业、市场、政府等不同层面出发 ,构建一个能有效激励技术创新的制度框架。在政府政策安排方面 ,必须从产权保护、公共采购、财政支持、科技发展、市场培育等角度对技术创新行为进行激励。     

中国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职能论要

中国市场经济 ,由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工业化与市场化过程中诸多国情的制约 ,其根本特性必然表现为政府主导。以市场为基础的政府主导 ,也就是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根本经济职能。以政府的有效性克服市场的无效性 ,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无效性和发挥市场的积极功能 ,是中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中国市场经济的理想境界 ,就是高效的市场与强有力的政府同在     

对我国金融制度变迁模式的制度经济学解释

我国金融制度改革实践采取的是一种至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强制型制度变迁模式,而没有选择至下而上的自发的诱致型制度变迁模式。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一制度变迁模式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是合理和正当的。     

转轨期政府与市场的博奕及制度创新

政府和市场是现代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两个内生要素。转轨期二者的博弈实质上是政府全能主义者与市场化改革者的博弈,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表现为：渐进式的双轨制过渡;宏观调控权的异化;帕金森定律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互动;市场发育不良。由于双方强调个体理性、追求各自效用最大化,导致了集体非理性,出现了无效率甚至负效率的无序状态。因此,这就为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它包括：政府模式的重构;市场的深层次优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创新;强化实施机制。     

西部地区市场体系建设的制度创新研究

市场是由各种交换关系构成的制度安排。西部地区市场体系建设的制度创新,是要建立和发展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市场交换关系。在市场体系建设中,西部地区存在制度供给不足,其制度创新初始条件包含五对基本矛盾。必须选择政府为主导,强制性和诱致性相结合的制度创新模式进行重点突破。     

中国农村金融演进的理论与实践——新比较经济学的视角

政府要素与市场要素的优化组合是中国农村金融演进的基本逻辑。根据新比较经济学框架,短期内,政府主导型制度偏好是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最优制度选择;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长期来看,经济社会的变迁明显改变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经济基础、法律环境以及社会资本和文化条件,引起长期制度可能性曲线的上移,从而形成政府要素与市场要素的新组合。这种变迁有效改善了供给曲线形状,明显改进了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绩效。遵循这一逻辑,中国农村金融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仍然应该顺应农村金融演进规律,促进市场要素的增长,而政府要素介入应该侧重于制度供给、政策支持以及市场不足的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