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既"好"又"善"的生活如何可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们提供物质生活富足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间接地造成了人们伦理道德原则的失落.但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直接导致道德"理想国"覆灭的罪魁.外部社会条件的变化、人类特殊的心理结构特点、道德认识水平的相对滞后等都是它形成的原因.为了使既"好"又"善"的生活成为可能,我们必须从自己做起,坚守良心和道德的自律,培养伦理宽容,坚持"善"高于"真","应做"优先于"能做"的行为原则,构建和谐共生的伦理准则.     

道德原则与道德倾向

在现代伦理学中,一些不同进路的理论不约而同地对倾向问题进行了研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道德与人的关系。一部分学者认为,人具有某种道德倾向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道德判断,对道德的或是不道德的行为有预先决定的作用。伦理一般主义者与伦理特殊主义者就道德原则合理性问题展开论争,前者认为,道德原则作为道德倾向而存在,后者则彻底否认了道德原则的合理性。一些学者通过自然因果律和道德原则的比较所得出的理论给道德倾向的研究带来了一些重要启示:第一,进行道德的本质倾向和非本质倾向的研究能够更深入地认识道德的归因;第二,道德倾向作为道德原则的本质这一新的理论观点与传统意义上的道德原则理论并不矛盾;第三,道德倾向在道德选择中展示出自主性和自由性的同时,受复杂的外部和内部条件的共同影响。     

论康德意志概念的两个向度

在康德道德哲学中,意志作为一种依据道德律而去实现一定客体的欲求能力,具有两个重要的向度。其中第一个向度是指意志必须具有规定根据,即它必须依据纯粹实践理性颁布的道德律来规定自己。意志的第二个向度是指意志作为一种欲求能力,必定期望去实现一定的客体或对象。明确这两个向度,有助于理解康德道德哲学的全貌,也能够澄清关于康德道德哲学＂形式主义＂及＂道德律与至善相矛盾＂的误解。     

功利论和道义论的对立及其超越

功利论和道义论都是以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对立为基础的.功利主义强调的是个人利益,认为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道义论强调的是整体利益,忽视、甚至扼杀个人利益和个性发展.由此,二者在外在的功利价值和内在的精神价值关系上是对立的,在工具性和目的性关系上也是时立的.功利原则把行为所获得的功利效果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道义原则把行为的道德根据归结为它本身的善及符合一定的准则和规范.因此,功利主义所提出的义务是实质性的;道义论所提出的义务是形式的.功利论是在工具或手段意义上来使用道德的;道义论是在目的意义上谈论道德的.因此,功利论提出的是相对的义务;道义论提出的则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义务.集体主义道德避免了功利论和道义论的片面性,实现了时功利论和道义论对立的超越.集体主义道德不同于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功利主义,它不为利己主义行为作道德上的辩护和论证."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集体主义道德的核心.集体主义道德也不同于以"群体本位主义"为基础的道义论,因为后者是用虚假的集体来压抑、限制个人的自由和发展.集体主义道德实现了外在的功利价值和内在的精神价值的统一,功利原则和道义原则的统一,也体现了道德的工具性和目的性的统一.     

道德判断论纲

一、道德判断的内涵 1.判断是一定思维主体对思维对象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凡是对事物的属性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都是判断。当某个人或群体的行为被赋予某种道德属(如善、恶、正义,非正义等)的时候,这个判断说是道德判断。用语言的形式表示出来说:A认为B的行为是善(恶)的。“A”是判断主体,“B”是行为主体,“B的行为”是判断客体,“善(恶)”是判断主体以某种道德属性对判断客体的肯定或否定。 2.道德判断是一种价值判断。价值是“指客体的存在。作用以及它们的变化对于一定主体的需要及其发展的某种适合,接近或一致。”“道德”表示行为合于理,利于人,内含一种价值上的肯定。作为道德判断的客体,     

论建立和谐社会的道德保障

实现社会和谐,需要多种因素.自古以来,学者们立足道德或人道主义提出的"至善论"、"美德论"、"智慧论"、"禁欲论"、"自由论"、"契约论"、"革命论"和"艺术解放论"等,都旨在杜绝战争,根除苦难,消灭不公,祛除异化,消除贫穷,抑制贪欲,重建感性,解放爱欲,复归人性,实现社会和谐.证明做人需要道德,建立和谐社会更需要道德.特别是现阶段,更需要在最普遍的或全球化的意义上,在知识、智慧、文明、进步、自由、公正和真美善的层面上,通过对旧道德的扬弃,新道德的确立,即通过确立一种为多数人认可的全球性道德,以保证其在建立和谐社会过程中能够真正起到一种决定性或基础性作用.     

人道主义的两种道德含义

改革开放以来,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人道主义有两种道德含义:作为道德思想的人道主义和作为道德行为的人道主义。把人道主义道德思想转化为人道主义道德行为,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这种转化的实现是一种精神的升华和道德的飞跃。     

实现行政道德责任的道德人格性依据及制度正义原则的建构

作为公共权力的运作者和实施者,公务员应承诺包括行政道德责任在内的许多责任。现实中,行政道德责任的落实并不容易甚至出现缺失状况。为此,应该强化道德人格,坚持制度正义原则。道德人格是实现行政道德责任的依据,制度正义原则是实现行政道德责任的保障,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责任的实现。     

领导者的伦理标准与道德判断

领导者其地位特殊，社会公众对其领导行为给予高度关注，要求更为严格。领导者具备道德判断能力，是保证其在领导行为中顺利贯彻行政伦理要求的基础前提和重要手段，也是形成领导人格的重要条件。因此，要重视领导者道德判断的重要性及其形成，更要注重社会公共道德体系的建成及领导者道德判断机制的建立健全。     

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社会转型期道德问题产生的根源

转型中的社会面临两方面道德问题。一是在公共领域服从标准化的伦理规范而放弃自己选择的权利,用程序正义取代实质正义,导致真正的道德旁置;二是在私人领域认为只存在相对主义的道德,从而追求张扬个性,随心所欲,导致信仰危机。这两个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盲目的执着于道德一元论与多元论的对立,忽略了二者之间的关联。前者盲目迷信形而上学一元论,否认善与善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从而将伦理准则作为无上的权威固定下来,剥夺了道德主体选择的自由;后者否定外在的道德权威,个人成为道德判断的惟一权威。上述问题的实质在于混淆了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     

Development of the Distinction Among the "Desirable", Morality, and Personal Preference

Israeli children of grades 1, 4, and 7 were asked, with respect to nine types of behavior, whether such behavior is bad, whether a child should be brought up to behave otherwise (and why), whether a child should be required to behave otherwise, and whether such behavior should be punished. Analysis of their responses and the reasons they provided supports the hypothesized distinction between three categories of behaviors or reasons for action—morality, “the desirable” and personal preferences—in terms of two dimensions: desirability and obligatoriness. Specifically, moral norms were perceived as both desirable and strictly obligatory, and were justified in terms of inherent goodness/badness and the welfare of others. Behaviors in the category of “the desirable” were perceived as desirable but not obligatory, and were justified in terms of self-development and long-term utility. Behaviors in the category of personal preferences were perceived as non-obligatory and neither desirable nor undesirable, and were justified in terms of personal choice. This distinction was less sharp among first graders, who exhibited some tendency to view desirables and preferences, as well as moral behavior, as obligatory. In light of these finding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young child's “intuitive morality” relates only to the dimension of desirability and not to that of obligatoriness, which seems to develop somewhat later.     

论道德的经济意义

道德作为特殊的生产性资源具有独特的经济价值，不仅体现在创造使用价值的过程中，也体现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现代企业的经营实践，全面印证了道德与现代经济的这种正向价值关联。但道德所具有的经济价值有其合理限度，应在复杂的经济关系中去理解、分析和利用道德的经济作用。     

迎接WTO挑战与培养全民信用意识

信用是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 ,诚信道德是信用意识培养的核心。当前 ,我国社会信用缺失是加入WTO之后所面临的一个挑战。鉴于此 ,结合《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贯彻落实 ,应通过完善市场经济法规、加强行业自律、规范政府行为、开展保护消费者权益活动等一系列措施 ,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使我国在国际市场上不断增强竞争力。     

论公民道德教育的层次性

当前 ,开展公民道德教育 ,推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关键是要落实与加强公民道德教育的层次性。我国现阶段出现道德失范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道德教育层次性的不力 ,甚至缺失。因此 ,应从道德教育目标层次、内容层次、方法层次等角度入手 ,以求道德教育取得显著效果 ,使《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得到切实贯彻落实     

宗教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

宗教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存在着本质区别.宗教道德是调整人与神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社会主义道德则是调整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属于世俗道德;宗教道德体现的是神道主义,社会主义道德则是一种人道主义;宗教道德通过神的力量发挥其社会作用,社会主义道德则通过社会舆论和人的良心发挥其社会作用.在理论上明确宗教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区别,将有益于青年人的社会主义道德信念的培养.     

社会学与伦理学的争执:涂尔干的道德科学

要把握社会学的根本问题,对其基本思维方式进行辩护和反思,我们应将它置于它曾经努力挣脱的学科体系中,并把它视为对现代伦理学的一种回应。本文通过检讨涂尔干和列维-布留尔的道德科学对伦理学的两点批评来触及社会学的基本主张。针对伦理学把自己理解为一门立法科学的定位,社会学强调只有从对道德事实的实证研究入手,才能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有效的规范。针对伦理学把实现人的本性作为道德的目的的观点,社会学主张从社会功能出发来界定道德。可以从这场争论中看到社会学如何试图通过对经验现实,特别是非西方民族的宗教和社会形态中的合理性的把握,突破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典范地位,进而为人们构想现代社会和道德提供不同的思想资源。     

道德、政治化与抽象的世界主义 基于对涂尔干《社会分工论》及相关著作的解读

涂尔干是民族主义者还是世界主义者？对此问题的回答必须回到涂尔干有关道德论述的脉络当中去。涂尔干对于“道德始于群体成员资格”的论断,决定了在他的分析当中,不同的群体具有等级差异性,在道德形成的过程中,民族国家无疑被赋予了优先地位。如果我们必须回到民族国家来阐述道德的形成,这同时也意味着必须在民族国家内部实现世界主义,这是一种鲜明的自由民族主义的立场。     

道德证明:康德与哈贝马斯

康德的道德证明是现代性道德哲学的最高理论成果。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道德哲学继承了启蒙哲学的理性传统,在现代之后的理论背景下,重新为道德客观性奠定基础。     

社会管理创新与公民道德发展

社会不公平、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和一些政府官员道德败坏是影响我国公民道德发展最为突出的三方面社会环境问题,而社会管理创新能够为公民道德的生成和发展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有效地增进和公平地分配公共利益是政府公共行政决策的伦理标准,内蕴着关怀全体公民福祉的道德价值,理应成为社会管理理念创新的首要伦理目标。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提升公民的生活质量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伦理要求,也是公民道德发展的根本基础。社会管理创新要求政府不断提升诚信水平,为公民道德的发展塑造诚信友善的社会环境;政府官员的道德形象对公民道德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官员应成为普通公民的道德表率;民间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广阔领域,应充分发挥民间社会组织在推进公民道德发展中的自治功能。     

On the Economic Significance of Morality

道德作为特殊的生产性资源具有独特的经济价值, 不仅体现在创造使用价值的过 程中, 也体现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现代企业的经营实践, 全面印证了道德与现代经 济的这种正向价值关联。但道德所具有的经济价值有其合理限度, 应在复杂的经济关 系中去理解、分析和利用道德的经济作用。

关键词: 道德 使用价值 价值 企业经营

As a special productive resource, morality has unique economic significance that is displayed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not only of use-value, but also of value. This positive value correlation has long been confirmed by the management practice of modern enterprises. The economic value of morality has, however, a rational limit; its economic role should be understood, analyzed and utilized in complex economic rel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