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中的街头官僚理论

街头官僚作为最前线的政府工作人员,因其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而持有相当大的政策制定能力。街头官僚的这种特征早就被社会学家及其他研究者所关注,但"街头官僚"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的正式建立,则要归功于李普斯基。此后,街头官僚理论在摩尔等人那里得到部分修正和继续发展。在新的街头官僚理论中,信息革命似乎解决了传统街头官僚所面临的难题,但同时带来了新的滥用职权的可能。其中,官僚体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街头官僚的控制问题,这同时也是公共行政管理中的一个普遍性难题。     

公共行政中的街头官僚理论

街头官僚作为最前线的政府工作人员，因其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而持有相当大的政策制定能力。街头官僚的这种特征早就被社会学家及其他研究者所关注，但“街头官僚”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的正式建立，则要归功于李普斯基。此后，街头官僚理论在摩尔等人那里得到部分修正和继续发展。在新的街头官僚理论中，信息革命似乎解决了传统街头官僚所面临的难题，但同时带来了新的滥用职权的可能。其中，官僚体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街头官僚的控制问题，这同时也是公共行政管理中的一个普遍性难题。     

从官僚制到后官僚制——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新方向

官僚制是西方国家进入工业社会以后逐渐形成的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它与工业社会的特点相适应,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共行政中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提高了行政效率,促进了工业社会的进步。但是,随着官僚制的发展,其弊端日益显露,加之西方国家逐渐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官僚制愈益不适应社会管理的需要。于是,以政府的企业化管理为特征的后官僚制,逐渐成为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新趋势     

官僚制行政:理论溯源、经验反思与现实适用性

官僚制行政在现代政府的发展历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典范地位,也是各国公共行政改革的核心标的。溯源于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合理性"与"合法性"是韦伯建构官僚制行政的两个前提要件。但由于理性二律背反的逻辑特质,官僚制行政具有无法克服的内生矛盾,并引发了学界对官僚专政的批判性反思。在我国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转型期,对官僚制行政的审视及借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西方理性官僚制与我国公共行政的发展取向

官僚工具理性与官僚主义是具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现代官僚制是近代西方工业化发展的产物,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在现代社会具有普适性价值。当今世界公共行政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官僚制的困境,新公共管理的原则应用到中国应当慎重。现实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我国公共行政发展可以借鉴西方现代行政管理理念的某些合理内容。     

官僚体制与民主行政:改良而非替代

官僚体制被认为是工业时代实现效率最理想的组织形式,但由于对工具理性的一味诉求,忽视民主、公平等价值理性,因而走向了其初衷的反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民主行政作为一种组织模式和政治理念对官僚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民主行政并未提出一种可以替代官僚体制的、具体且成熟的组织模式。在现代社会,官僚体制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组织功能,其与民主行政冲突的解决只能依赖对官僚体制的改良而非替代。     

传统官僚制与理性官僚制的比较及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中国是一个传统官僚制高度发达的国家,封建社会构建了一套非常完备的组织管理体制。然而,在现代社会,传统官僚制已经暴露出低效而又缺乏理性的弊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作为现代组织的一种基本架构,尽管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却以其理性与高效的核心精神符合了当代中国特殊的行政环境,体现了中国行政改革的方向。     

西方公共行政学的行政范式与价值取向变迁

西方公共行政在百余年发展进程中 ,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范式转变 ,即从早期的官僚制行政范式到中期的民主制行政范式 ,再到近期的新公共管理范式。与之相对应 ,行政价值也从效率至上主义到以民主、公平为主导 ,再到以经济、效率和效益为核心价值取向     

西方国家行政公开制度的理论基础及立法模式

行政公开制度是近现代发展起来的一项制度，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基本价值标准，它已成为衡量各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文章首先提出了西方行政公开制度是以人民主权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然后着重分析了西方行政公开制度的三种立法模式。     

试论我国行政体制变革的方向——传统官僚制、现代官僚制与后官僚制的解构与重组

近几十年来,关于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走向"立官僚制还是去官僚制"成为学界的一大争论焦点.部分学者认为韦伯的理性官僚体制是政府行政体制不可逾越的阶段,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应当超越官僚制汲取后官僚制的相关观点和实践.本文从东西方行政文化传统、现实环境、未来挑战等角度进行比较阐述,在中国实际的情况下,对传统官僚制、现代官僚制与后官僚制进行解构和重组,以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臻于完善进行理论的探索.     

中国未来行政发展模式的选择一新公共管理还是现代官僚制

作为对传统行政特别是现代官僚制的批判,新公共管理已成为西方国家行政发展的主要模式。新公共管理的产生有其特殊原因,虽然我国可以吸取和借鉴其成功经验,但由于中西方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与差距,决定了我们只能立足现实,以继续完善现代官僚制为首要任务,探索适合我国未来行政发展的新模式。     

浅析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行政价值取向

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中国传统官僚政治是处于一定社会政治权力结构内的管理中介,其行政行为表现出以君主利益为主导的实质理性取向和对"法律"的非理性取向.但是,在应对社会力量时,它又表现出自身的扩张性倾向,从而集依赖性和独立性于一身.     

公共行政中的批判理论

美国公共行政学界批判理论的引入,在反对公共行政主流学派过度实证主义倾向的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一种＂非主流＂学派,批判理论并未在公共行政研究中受到大多数学者垂青,但是批判理论的学者们所持的观点和立场直接关联着公共行政学者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和对公共行政整体运作环境的理解。恰当适时地引入批判理论,对构建中国本土化的、人本主义途径的公共行政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后现代公共行政:一个批评性考察

当前,公共行政学界存在着这样一种研究思维路径:以西方公共行政的个性来代替中国公共行政的个性,进而以西方公共行政的个性来代替不同国家公共行政的共性。对后现代公共行政的盲目推崇就是基于如此的逻辑。后现代公共行政实际上是基于质疑、批判的立场对现代公共行政的一种反思和警醒,这绝不意味着后现代公共行政可以与现代公共行政分庭抗礼、并驾齐驱,更不是以否定和取代现代公共行政为目的。从本质上讲,后现代公共行政仍然没有脱离理性认知和官僚科层制的框架。在研究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时,应切入现实的中国经验。     

韦伯科层制理论及其蕴含的管理思想

根据韦伯的观点,在现代社会中,科层制不可避免地要扩大。科层制权威是处理大规模社会系统管理要求的唯一方式。为了处理日趋复杂的事务,有必要发展控制与管理的系统。科层制的出现是对这些需求的理性化与高效率反应的结果。然而,正像人们将要看到的,韦伯也相信科层制显露出了许多缺点。后世学者对其做出了不同的回应。尽管如此,科层制所蕴含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本质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共行政中的混沌与复杂性理论

混沌理论被引入公共行政后,公共行政领域已初步形成自己的混沌观———公共行政系统中存在着混沌现象。但这只是一个保守的结论,事实上公共行政系统本身就是一个混沌与复杂系统,遵循从简单到复杂、从复杂到混沌的发展规律;它也是线性与非线性因素并存、有序与无序统一的系统,具有自我组织能力,在演化过程中存在分叉。因此,公共行政活动应在混沌与复杂性理论的指导下树立混杂思维,包括:树立大系统思维;确立“不可预见”哲学观;保持复杂性阶段;鼓励创建有利于公务员发展的“小生境”以及利用自组织协同实现行政系统从混沌到有序的转变等。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哲学之维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是公共行政领域中一种具有批判和建构意义的先锋派理论。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哲学、哈贝马斯的日常语言和交往行为理论为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奠定了语言哲学基础;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学家借鉴当代西方哲学成果,吸收了胡塞尔和梅洛-庞蒂现象学的思想内容,为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找到了本体论和认识论合一的哲学基础,从而完成了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哲学基础的建构,实现了对传统西方行政理论的全面解构和超越。     

混沌理论与逆境中的公共行政路径选择

现代公共行政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与非稳定性外部环境,使得公共部门在制定政策时采用传统途径面临各种形式的严重困难。混沌理论探索如何在混沌中创造秩序,在秩序中设计变革,并在变革中寻找机遇。通过混沌理论在公共行政中的应用,将有助于公共行政实现逆境中新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