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行政区划调整对于完善大都市区管治体系的推动作用

完善大都市区管治体系的关键之一,就在于通过统筹跨区域公共产品和服务,来发挥服务供给的规模经济效益。通过对西方国家相关研究和实践的归纳可以发现,大都市区内的地方政府设置状况,特别是辖域和人口规模,与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效率、质量和均等化程度,都存在紧密的联系。中国目前已进入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大都市区化的趋势已经展露无疑,各种"大都市区病"随之纷纷出现。在此背景下,如果能够适时、适度运用行政区划手段改造地方政府体系,将会对构建完善的大都市区管治体系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基本策略方面,应继续坚持和完善"单中心广域市制",避免陷入"巴尔干化"的泥潭。     

大都市发展转型中的政府治理机制创新：问题与对策研究

城市化的推进要求实现大都市发展转型。大都市发展转型主要在经济、政府和社会三个领域展开,其中政府转型处于主导地位。大都市发展模式转型和政府转型构成了一种动态、系统的过程,只有通过动态、系统的政府治理机制创新才能实现。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是治理理念、主体和行为的统一体。当前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的创新还存在着治理理念转变不到位、治理主体间合作受限和治理行为不够优化等问题。推进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创新需要促进大都市治理理念更新、大都市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和大都市政府治理行为的优化。     

治理腐败与中国国家廉政体系的建构

治理腐败并构建起一国赖以生存进步的廉政体系绝非朝夕可就。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改革政府治理模式,通过党、政法律分类化、组织设置弹性化、政府内部市场化、监督主体多元化等措施,循序实现立法专门化、监察机构独立化、公务员去官僚化、监督社会化等改革目标,从而最终实现监督制度化与社会化,构建起国家与社会共同监督、预防的中国式廉政体系。     

美国大都市区化及中国城市化模式选择

从美国城市化的历史轨迹看,都市区化已经成为美国区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主流组织模式,是推动美国经济繁荣和提高其核心竞争力的“发动机”,它对中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具有重大启迪作用。中美城市化模式尽管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大都市区化是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必然选择,中国以都市区的城市化组织模式取代传统的城镇体系组织模式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走向。     

政府、市场与社会边界重构视野下的社会组织发展

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边界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从政府培育"强市场",到政府建设"大社会",三元并存的社会治理模式趋于形成。要让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担当重任、成就大事,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确立社会组织参与合作共治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部分权力、职责和功能的合理让渡,加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建设,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的机制体制,重构中国社会治理的微观基础。     

网格化社会管理及其非预期后果——以N市Q区为例

网格化管理是近年来我国基层政府自上而下主导推动的城市社会治理变革。它延长了治理链条、下沉并整合了治理资源,加强了基层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的互动合作,构建了服务与管理并重的治理体系。一些地方还引入数字信息技术,提升了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但网格化管理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如下非预期后果。"技术化"治理强调治理形式可能偏离目标实质;"科层化"的组织结构增加了治理的复杂程度;治理的"行政化"制约了社区社会资本生成;"选择性执行"行为导致了治理目标的不完全实现;"目标导向"下存有治理手段运用不当的风险;"网格泛化"则模糊了多元治理主体间的边界、致其权责不清。避免网格化管理非预期后果负面效应的关键是要改变社会治理由政府主导并无限承担责任的体制特征,在基层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良性互动、相互制衡、彼此增能的制度性权力关系。     

新公共管理中的有限人本主义

与有限理性主义即一种限度的理性主义一样,有限人本主义也是一种限度的人本主义.强调政府对公众的回应性;实现公共服务机构主体的多元化,以提供公民"以脚投票"的机会;顾客导向;政府公共服务社会化及政府内部分权化等是新公共管理中有限人本主义的内容.新公共管理中的有限人本主义的积极意义是继承了新公共行政学的价值理念;实现了管理主义理念与宪政主义理念的有机结合;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理论与实践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改变了公共管理者与政治家和公众的关系.而有限人本主义在新公共管理中处于价值从属地位;不恰当的"顾客"隐喻;公共服务社会化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是新公共管理中有限人本主义的局限性.     

城市社区“微治理”: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现路径——以成都市成华区为例

在社会不断转型以及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社会治理理念、治理模式和治理手段都需要不断创新。社会整体治理水平的提升有赖于通过一系列精致的管理程序来促进社会治理的精细化。社会治理精细化要求将"以人为本"作为基本理念,构建多元主体的治理格局,引进专业队伍来达到规范操作、系统管理、技术服务等标准。同时,社会治理精细化需要依靠资源统筹联动化以及信息支撑现代化等途径来实现。此外,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现需要调整社会治理中的权力结构,确保居民的主体地位。新形势下从城市社区"微治理"着手,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设专业社会组织队伍,政府提供制度政策支持,对社区以及居民进行赋权等,是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和机制、实现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践指向。     

论我国社会双重历史转型中的治理模式变革

我国社会面临着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双重历史转型。在这一进程中,政府一直努力探寻实现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路径。在构建我国的社会治理模式上,学界存在两种主要观点:一是引进"经过完善的"西方理性官僚制,以此为基础去构建;二是沿着西方民主行政对参与治理模式的探寻去构建。然而,这两种变革途径并不适合我国现实的社会历史转型。我国的治理模式变革,不应是继续维护或改善既有的以控制为导向的社会治理体系,而是要以一种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等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相互合作的新型治理模式取代它。     

福特式发展的“有序终结”与“分形”都市

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尺度是城市化水平,然而全球经济发展已面临增长的极限问题。中国近几十年来的高速发展从根本上说还是工业革命以来的路数——大规模投资、大规模就业、大规模制造形成的高速度GDP增长。这整个发展模式的核心就是建设起人口、资本和产业高度密集的工业化城市。这些福特式城市推动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埋下了能源危机、温室效应和大面积雾霾的种子。福特式大都市发展面临有序终结和转型的问题,美国学者索亚的后大都市理论中关于大都市的解构和重构趋势的看法对于我们从一个宏观的发展趋势审视城市和城市文化发展的前景具有启示性。"后大都市"表征的基本涵义是福特式都市宏大叙事的瓦解和未来都市形态的"分形"破碎,即从集中式轴心化发展转向"分形化"发展。"分形化"意味着城市不再应该是按照统一目标集中规划建设的整体,而是在分散、碎裂的形态下相对自主而又相互链接生长的特殊生态结构。中国的大都市在未来的发展中如果能够自觉地引导这种"分形"的发展,也许更适应公平、和谐、可持续的后大都市时代城市发展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