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与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重新建构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在中国近代史学新旧转型中占有重要位置,“整理国故”运动中试图以“中国文化史”中的各种专史作为现代学术分类中的不同学科取代“国学”,是近代历史学学科化的主要推力之一。中国近代史学学术体系则以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为主导,以史料考证为基础,以吸纳古今中西史学理论与方法为特征。而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是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展现系统,掌握史学话语权极受近代史家重视。中国近代史学在以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主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成绩和值得借鉴的经验。     

从“‘梁启超式’的输入”到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走向论析

自20世纪初以来,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中国史学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话语体系到新史学话语体系,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近年来史学界有关建构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讨论,表明中国史家期望超越对西方史学话语的简单引进与仿效,要求建立根植于中国历史实际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史学话语体系。这标志着经过百余年中西史学的碰撞、融合,中国现代史学已开始摆脱对外来学术的依附状态,力图确立自己的学术自主性。     

理学与史学之间：宋代义理史学的生成逻辑与内在结构

宋代理学家基于“体用一源”“理事体用”的理学观念,创成了义理史学,明确了“经经史纬,故分体用;经史不离,是为一源”的经史关系,彰显出“由体贯用,以理统事,义理为先,不废史传”的内在精神。按照理学“即天视人”和“即人视天”两种理论模式,义理史学形成了两种著作类型。一种是以胡宏《皇王大纪》为代表的叙述型史学,运用理学中的宇宙发生论和天道运行论,采取“化经为史”的方式,建构出整体性的上古三代史。另一种是以胡寅《读史管见》为代表的评骘型史学,依据理学中的心性工夫论和政治社会论,采取“以经断史”的方式,对战国以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合理性作出评价。湖湘学派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推动宋代义理史学真正发展成熟。     

顾炎武与浙西史学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始于明清之际。由黄宗羲开创的注重人文价值的浙东史学和由顾炎武开创的注重科学实证的浙西史学 ,分别代表了传统史学近代转型的两种思想进路 ,而浙西史学与同时期兴起的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更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从顾炎武对“六经皆史”的史事论证 ,到钱大昕论“《尚书》《春秋》实为史学之权舆” ,反映了中国学术从经学独尊向着建立以史学统摄经学的近代历史科学转型的趋向 ;从顾炎武拒斥“《春秋》笔削大义微言” ,到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对“《春秋》笔法”和“宋儒法戒”的全面批判 ,确立了以求真为史学之最高宗旨和作为近代历史科学之本质特征的价值中立原则。更为重要的是 ,浙西史学三大家继承了顾炎武“引古筹今”的史学思想 ,在为历史上的改革运动翻案、批判文字狱的专制暴政、阐发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思想诸方面 ,不仅思想锋芒更为尖锐 ,而且在学理上亦有所发展和深化。20世纪以来流行的贬低乾嘉史学的观点乃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偏见。     

西方学术与政治语境下的公共史学——兼论公共史学在中国发展的可行性

公共史学强调历史学家的公共责任,其所奉行的“共享解释权”和互动性思维等原则包含一种更为民主和包容的态度,对专业史学家所追求的“独立性”、“真实性”和“客观性”提出了挑战.同时因为多重身份的重叠,公共史学自身也面临诸多困境.在国内开展和推动公共史学必须对相关理论问题做出思考和厘正,尤其是“公共史学”或“公众史学”概念的翻译与定义、公共史学与“官方史学”、“私人史学”之间的关系、公共史学的种类、“公共空间”和“公众社会”的有效存在,以及历史记忆与新公民社会构建之间的关系,等等.     

关于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几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有的全球发展观念,对各种西方理论和学说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为回应时代的挑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先后与西北大学、黑龙江大学联合举办了第三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2009年9月,西安)、第四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2010年8月,伊春),围绕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这一话题展开讨论。根据两届论坛的研讨情况,我们组织了这组专题文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瞿林东教授认为,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应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新的认识的基础上,构架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骨骼;加强对中国史学遗产的研究,作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资源;以广阔的视野、开放的心胸和气度,借鉴和吸收国外史学的积极成果,以充实和丰富中国史学话语体系。     

史学“科学化”与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趋向

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进程,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蜕变的过程,其成绩有目共睹,但在史学实践上也出现了不少的“偏弊”现象。如何认识与评价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利弊得失,当今学术界并未取得共识。由此,也造成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诸多困惑。对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行程予以回顾与反省,可为21世纪史学发展提供重要的启示。史学“科学化”曾为中国史学走出中世纪开辟先路,至今仍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向。21世纪中国史学如何承继“科学化”的传统,摒弃其中的极端因素,构建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范式,正是当今中国史学亟待努力的方向。     

史学危机与史学意识

“史学危机”呼声的出现是新时期中国史学对社会转型的不适反应和初步调整。两次“史学危机”高潮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对史学意识的刺激作用也有差异 ,同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突破单纯批评的角度 ,对史学危机进行研究 ,是发掘它与史学意识内在关联的重要前提。     

西方实证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西方实证史学包括以兰克及其学生为代表的兰克史学和以巴克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其东传的实证史学著作主要包括巴克尔《英国文明史》、伯伦汉《史学研究法》、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史学原论》等 ,这些著作中所体现出的近代“科学的”、实证的理论和方法 ,对转型中的中国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史学如何走向世界——由法国年鉴学派走向世界说开去

中国史学如何走向世界?这自然是一个“宏大话语”式的论题,需要汇聚各方智士仁人之识见,我个人多年从事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由这个题目自然地想到了法国年鉴学派。有道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法国年鉴学派走向世界的历程可为证明。1919年,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吕西安·     

中西史学思想之比较--以西方历史哲学与儒学为中心

史学思想的比较 ,必须置于文化传统中方能进行 ,而中西文化的传统 ,并不是单种和一线的 ,而是多元和开放的 ,无法将之“同质化”处理。中国传统中从儒学到理学的演变和西方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所显出的不同特征 ,都是为人所熟详的例子。因此 ,我们在探讨史学思想不同的时候 ,不应用目的论的眼光 ,用现代史学的特征来概括以往的时代。但若从大处着眼 ,中西史学思想还是表现出三大不同。首先是宗教观念对史学思想的影响有所不同。与儒家思想相较 ,西方基督教和犹太教强调来世 ,于是有一种历史有目的进步的观念。其次 ,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 ,西方史学比中国史学显得更为多元化和具有批判性 ,而中国史学与官僚体制的关系比较紧密。复次 ,西方史学在早期受到系统逻辑思维的影响而在现代则又强调理性思维 ,而中国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只是到了近代才有比较充分的表现。     

史学科学化一百年

从近代以来“科学”一词的翻译和引进及其与史学相联系的过程来看,科学并不是史学研究的具体规范,人们认为“史学是科学”只是希望以科学的方法规范史学研究,以期达到理想的境界。然在究竟使用何种科学方法,如何使用科学方法等方面则差别很大。反对者则试图以人文弥补科学的不足,虽然科学和人文精神在史学研究中并非“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然而由于认识论的滞后,学者们在“史学是不是科学”问题上纠缠许久。中间虽然有新人文学派的补偏救弊,但始终没有从认识论上加以解决,这也是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学者争论这一问题的原因所在。当然,各派建立科学史学的实践,仍然有力地促进了史学现代化的进程。     

影像史学视域下三线建设研究的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

三线建设在当前国史、党史学界受到充分关注。伴随着视觉时代的到来,人文社科领域研究逐渐兴起了“视觉转向”的话语逻辑,三线建设领域研究如何因应这一转向值得思考。在当下视觉转向的语境中,研究着重分析了运用影像史学这类新方法之于三线建设研究的价值逻辑,并通过“视觉证史”与“视觉书写”两重路径进一步探索如何利用影像史学的方法将三线建设时期所遗存的大量视觉资料、亲历人物口述等重要信息转化成为现实可行的研究。尽管影像史学在三线建设研究的结合或许有其应用上的部分限制,但是基于影像文化在人类生活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以及其可作为不同于书写史学的另一种“真理”表述方式,我们仍应该对其进一步深挖,借以开拓和丰富国内三线建设研究之新的可能性。     

历史学与新媒体:数字史学刍议

数字史学是指运用数字媒体和工具展开的历史学实践、演示、分析和研究.它依托信息技术手段,反映了历史学不断开放、去中心化、并打破学科界限和话语垄断的趋势.数字史学扩展了传统历史资料的范畴,即史料的数字化与新数字史料的保存和应用在实践上,数字史学为推进公众史学的开展提供了诸多的便利条件,将成为未来历史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把历史交还给人民"--口述史学的复兴及其现代回响

现代口述史学的奠立 ,源于史学的一种悠久传统。它的复兴运动 ,源于美国 ,波及东西 ,在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口述史学生动性、广泛性、民主性的特点 ,充分显示了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史学 ,一种普通民众而非精英人物的史学 ,一种由大众直接参与而又为大众建构历史的历史学。口述史学是对传统史学的一个巨大的反叛 ,新史学也正是在这种反叛中 ,迈出了前进的步伐     

论学派与史学的繁荣

关于学派有三个值得思考的话题 :第一 ,中国近百年史学的发展就是在社会巨变的时代背景下 ,史学阵营中学派互动过程中推动的 ;进化史学派、实证史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等主要学派各自为史学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第二 ,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 2 0多年的发展 ,学术界出现了繁荣景象 ,具备了产生历史学派的社会文化条件。第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前提是允许存在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 ,允许存在不同的学派。事实上以研究领域划分的或以所用研究方法趋同等方式自然结成的学派已初步形成     

试论宋代的史学政策及其实质

史学政策是指统治阶级对历史研究的总策略、总目的和总要求,是统治阶级思想意志在史学方面的具体体现。隋唐禁止私修国史政策的确立,从法律上划定了史学活动的禁区。宋代则在继承隋唐史学政策的同时,从根本上规定了史学活动必须坚持以儒家伦理道德来评价历史,必须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史学方向,突出地表现出政策制度的专制垄断化和明显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其实质上就是把史书的著述和史学的研究纳入到封建专制统治的轨道,使史学成为维护政权和巩固统治的工具。因而,它虽然促进了史学的一时“繁荣”,但却严重影响了史学文化的品格。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历史学的研究与应用

“应用史学”的提出是我国社会发展对史学研究提出的要求,载体的多样性、作业的田野化、史家的职业化和操作的市场化是“应用史学”特点,文物的开发和利用、历史知识的普及、口述史料的挖掘、史学的影视产业及提供咨询服务和决策参考是“应用史学”的发展方向。     

史学是思想

“史学是思想”是一个本体论命题，而“史学是科学”和“史学是艺术”则属于一种对象论、目的论、形式论、功能论的命题。同时，“史学是思想”又不同于科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观点。因为，后者是一个历史本体论的命题，而前者则是一个史学本体论的命题。科学与艺术只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只有立足于“史学是思想”，二者才能被合理地统一起来。所以，史学的思想性永远高于科学性和艺术性。史学是思想，伟大的史家便昭示着思想的高度。     

邓小平的史学价值观

邓小平对传统的史学价值进行了较大的拓展和延伸,达到了新的广度和深度。他将历史与现实社会发展密切联系起来．深刻揭示了史学对中国现实社会的精神推动作用。邓小平对史学价值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的丰富而逐渐深刻、全面、系统。也就是说,在对传统史学价值拓展和延伸的基础上,邓小平的史学价值观俨然形成了一个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线索清晰的网络体系结构,它包括：历史经验的借鉴,即史学是制定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政策的依据,史学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源泉,史学是对外开放的动力,这些构成了史学价值的最基础层次;历史知识的教育价值．即史学是教育人民群众的重要手段,处于一个较高的层次;史学能为未来提供参照,即“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则属于更高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