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阈中的“零余者”——郁达夫和葛西善藏比较研究

本文从跨文化形象学的视阈考察了日本著名私小说作家葛西善藏和中国作家郁达夫对零余者形象的不同想象,分析了世界文学中的这一经典形象的东方化历程及中日文化差异下零余者形象的演变过程。     

论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兼与鲁迅小说中的“孤独者”比较

论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兼与鲁迅小说中的“孤独者”比较张鸿声（郑州大学中文系）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五四”小说中的知识者作为一个类属。对鲁迅小说中的“孤独者”与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往往在相同的社会意义中视为同类，如社会的反抗者、多余人，...     

郁达夫小说创作中的“弱者”心态

对郁达夫若干小说的文本分析,可以深入地揭示作者在小说中所体现出的“弱者心态”,结合时代的大背景对这种心态产生的原因进行扼要分析,能够对其作文化意义上深度解读.     

“互文性”视阈下的《孤独者》的想象空间

《孤独者》是一篇内涵很丰富的小说,在“互文”的研读视野中,文本内三个人物的“孤独”命运形成互文式循环：魏连殳与鲁迅其他小说的人物构成了互文式“孤独者”谱系;《孤独者》对“魏晋名士”、“零余者”这两个前文本进行了互文利用;文本中关于“孩子”话题的讨论与鲁迅“孩童观”发生了互文引证。在共时和历时的网络体系中,在此文本与他文本、文本和文化语境的相互指涉和映射下,建构起多维度的语言形象、文本语义结构、互文符号范式。     

“边缘人”和“零余者”的悲歌

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零余者”和“边缘人”形象,他们实际上是“五四”时期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群受着压迫开始觉醒而自身又带点病态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传统文化的血脉、国家落后挨打的现实、异域文化的诱惑冲击交织着生命情感的痛苦,谱写出了这些“边缘人”和“零余者”的命运悲歌。     

鲁迅的觉醒者和郁达夫的零余人

鲁迅的觉醒者和郁达夫的零余者,都是现代文学史上带有自叙传特点的现实主义形象,但又各有不同的特点。这些不同特点,透露出两位作家不同的个性、气质、思想、艺术才能和艺术修养。首先,思想家型和艺术家型的不同,使觉醒者形象和零余者形象迥然异趣。鲁迅是思想家型的...     

遗忘与记忆——试论郁达夫《沉沦》中的身份焦虑

本文旨在通过对郁达夫的小说《沉沦》的文本细读,去品味隐藏在文本中的或隐或显的身份焦虑。从某种意义上说,郁达夫及其小说人物的认同危机和身份焦虑,与其在＂他者＂文化的观照下的文化震惊和＂文化恋母＂息息相关。他的小说由是成为海外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与自我建构的艺术写照。     

形象科学与文化自觉: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参照

形象是和人类的文明相伴生的,故文化是形象的“质素”。中国传统文化是围绕“人”在形象的发生发展中生成的。其间经历了从“图腾形象”到“宗法形象”再到“非神圣形象”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的对立和为消弭这种对立的努力,既构成了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又是文化自我分裂的原因。但文化必然要在形象的发生发展中不断扬弃和升华。认识到这一点,有利于我们把握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中国古代小说叙述者简析

中国古代独特的“史传”和“说话”的叙事传统，造就了中国古代小说所独有的两个“叙述者”形象：文言小说的“记言者”和白话小说的“说书人”。他们鲜明而独特的模式化特征，形成了中国古代小说叙事文本的特殊风貌。中国古代小说的叙述者形象暗合了隐含作者（作者的“次我”，正统文化的价值集合体）的价值观，自身已强化为理性化的、具有价值整合功能的特殊形象。这正是中国古代小说叙述者长期模式化发展的根本原因。     

张资平早期小说与客家文化

客家文化从整体上作用于张资平早期的小说创作。张氏早期的恋爱小说是客家山歌的故事化, 是客家民间歌谣隐型结构在小说中的具体外化。客家人历史上形成的“男人在外乡, 女人在故乡”的家居模式对张氏小说人物关系的安排和命运产生巨大的制约和影响。张资平早期小说表现了作者复杂的乡土情感, 深蕴着客家人的恋乡情结, 同时又与“五四”时代主流话语汇合, 大胆暴露和批判客家文化中的落后消极因素和残酷野蛮的陋习, 作者笔下的女性形象及其命运是客家妇女苦难人生的缩影。他早期的小说是生动的客家文化风俗史, 是认识、理解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的珍贵文本。     

郁达夫小说性爱叙事的文学史价值重估

斯蒂纳、卢梭、戈蒂耶、王尔德、施笃姆和尼采这些关注人的感性生命的西方文学家都对郁达夫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影响.同时,郁达夫也受到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但他的情爱书写,缺失了将好色与物哀等日本传统审美理念相结合的审美特征.俄罗斯文学也对他的创作有影响,屠格涅夫塑造的多余人形象,曾经引起郁达夫的极大兴趣,然而,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不是消除男权的斗士,而是维护男性自尊的最后一根稻草.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于病态心理和变态人格的描绘也给了郁达夫以有力的影响.关于郁达夫作品的文学批评,一个观点值得商榷,现代社会不是不受限制的性自由时代,性仍然要尊重道德的界限、人伦的规范和法律的限制,而宗法制社会也不是一贯地否定性欢乐.颓废是西方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文化语汇,与中国的时代背景并不相同,所以郁达夫性叙事的革命性并不能成立,他的爱国主义情怀也来得比较牵强.     

郁达夫小说创作的四个支点和四层解读维度

郁达夫小说创作体现了新文学寻找自身审美和叙事形式的过程,其内容庞杂且在前后期穿插了不同的变化和分割。从"零余者"叙事、革命叙事、叙事艺术的成熟跨越及诗境小说的创造四个方面,建立四个阅读支点和解读通道,能够从宏观上完成对其小说创作的整体解读。     

试论郁达夫小说与日本私小说中“自我”的差异

郁达夫的“自我小说”深受日本私小说的影响,本文试从郁达夫小说与日本私小说中“自我”的差异这一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通过对郁达夫“自我小说”的创作背景与写作手法的分析,阐释了其小说与日本私小说中自我涉及的空间和自我的情绪抒发上的差异,并从创作主体和个人地位境遇分析了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

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的结缘由来已久 ,城市影响古代小说 ,古代小说反映城市 ,从唐前至晚清 ,叠合了作者主观感受和客观景象的城市映像 ,就不断以各种形态呈现在小说中。而在小说的城市描写中 ,前后不同时期的两个首都或同一时期一个首都、一个陪都所构成的“双城”文化现象 ,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宋前的长安和洛阳、两宋的汴州和杭州、明清的北京和南京 ,乃是我国古代小说中描写最多的三对“双城”。本文以“双城”为切入点 ,通过小说文本的历史分析 ,一方面为小说史研究尝试运用一种新的视角 ,同时为当代的城市文化研究提供一份形象的历史材料。     

解读郁达夫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郁达夫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是一群“迷羊”,他们的性格特点是迷、弱、善。郁达夫之所以选用“迷羊”视点,是其本人性格和时代、社会造成的。这种“迷羊”形象具有独特的意义,在我国文学史上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解读郁达夫小说

郁达夫小说,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沉沦》的惊世骇俗,虽然可以用各种理论去说明,但又远非任何理论所能说透。要命的是,郁达夫的小说以它的艺术水准矗立在现代文学史上,因此,解读郁达夫,成了文学史的一个不可绕开的任务。文学史的每一次重写,都意味着必须重释郁达夫。重释郁达夫,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本文仅想作引玉之砖。一、不是“五四”,正是“五四”郁达夫的小说直接体现了“五四”的复杂性,它只能产生于“五四”。之前,不可能出现;之后,必定要变异。它像一颗高悬的孤星,永挂在时间的夜空,具有“五四”的典型…     

郁达夫小说中的“我”

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上,以饱含抒情的笔调将“我”贯入小说之中的,郁达夫虽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却是最有影响的一个.当时写作这种包含作者身世“自叙”的作家很多,有早于郁达夫的鲁迅,也有晚于郁达夫的王以仁,以至女作家庐隐等.可是真正把“我”带入文坛发扬光大,而且经久不衰的要算郁达夫了.在郁达夫的小说中,“我”的不幸,突出地映衬着国家和人民的不幸;“我”的悲哀,始终流贯着时代和社会的悲哀.“我”,是郁达夫在全部创作中精心塑造的一个艺术典型.当我们今天希求以客观的态度评价郁达夫时,不能不注意他这些为数众多的“自叙传”小说,注意小说中“我”的变迁与作家生活及社会时代的联系.     

误读的小说和小说的误读——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的历史叙事化用传统文化资源的经验和教训

二月河凭借着对传统文化资源的顽强持守 ,写出了规模不凡的 1 3卷 5 3 0余万字的清帝系列小说 ,吸引了众多读者惊羡的目光 ,受到了评论界广泛的关注。但遗憾的是 ,在这种热闹场景的背后 ,人们对于他小说的审美特征出现了误读 ,认为小说文本存在有较强的“戏说性”,蕴含着浓郁的帝王形象仰视心理。面对这些批评 ,我倒觉得二月河表现出了某种超越一般创作技巧层面的对于历史和传统的别样姿态。在他的创作中 ,传统文化和历史小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密切关系 ,文本所体达出的这种带有作者鲜明个性色彩的审美特征其实要在社会层面、读者阅读层面、…     

论19世纪俄日中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社会变乱时代,知识分子心中充满了苦闷、寂寞与彷徨。觉醒了却没有方向,勇猛抗争却没有希望,虽疾声呐喊却痛苦无力。这就产生了与整个社会不相融合的“零余者”。这一形象在俄、日、中三国文学中相继得到表达。新文学的“零余者”比日本文学中的“多余人”更能大胆的自我剖析,具有更强烈的反抗精神,但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没有能像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那样表现出一种博大的终极关怀精神,而是无声地消弭于社会现实之中。     

采：小说发生与古小说民族特征的文化成因

关于古小说起源的诸多学术观念存在起源绝对化的问题,原因是忽略了对小说发生过程的研究。“采”对于“诗”具有发生的意义,古小说早期之“缀”、“采”与“采诗”之“求诸野”其发生相通,故“采”对于古小说也具有发生的意义。考察古小说发生过程,从其产生就与“采”相始终,“采”成为古小说的一个“观念”。采录也成为古小说最主要的写作姿态,这决定了古小说的民族特征及文化成因：内容上“博”、“杂”;在结构上崇尚“小”;创作时持非正统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