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齐克最小国家观的理论价值

诺齐克的最小国家是个体权利取向的,有很重要的理论价值。他建立了一个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左派的国家观和功利主义的国家观提出了挑战;与社群主义者之间关于国家职能范围的争论对社会主义国家界定国家职能范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乌托邦设想意在肯定多元价值和促使多元社会的产生。     

析诺齐克自由主义国家理论

诺齐克作为20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在政治哲学研究领域引起了强烈反响,它旨在论证诺齐克的一个基本命题—最弱意义国家是最合乎理性的国家形式。诺齐克的论证是从其自由主义伦理原则入手,利用"看不见的手"这样一种论证方法,从正反两方面说明最弱意义国家的合理合法性。     

最弱国家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困境：诺齐克的消极国家观探析

针对罗尔斯式的积极国家观,诺齐克提出,最弱国家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通过对无政府主义和多功能国家的批判,诺齐克认为,最弱国家不仅有产生的必要性而且是功能发挥最多的国家,任何主张扩大国家功能的做法势必会侵犯个人权利。最弱国家是可欲的,它为个人自由实现其权利提供了理想的乌托邦架构。考虑到现实社会经济等因素,这种最弱国家并不适合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     

“消极自由”的个人联合体——论诺齐克的异质性“乌托邦”

文章阐述了诺齐克的消极自由主义国家观。作者认为诺齐克的乌托邦理论以“人是目的,而不仅仅以人为工具”的道德边际约束为根本原则、以要求“个人存在权”为“异质性乌托邦”的立论基础。这种“消极自由”的个人联合体向人们展示:自由的共同体不仅使所有的善同时并行,而且使历史上不同的生活样态同时存在。      

略论诺齐克自由至上主义国家观——《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解读

诺齐克以洛克的“自然状态”为出发点,认为最好的国家是管事最少、只有保护性功能的“最弱意义上的”国家,他对无政府主义国家观和罗尔斯的平等主义国家观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想国家的乌托邦框架。这在当代政治哲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评诺齐克以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观

本文扼要回顾了诺齐克对罗尔斯的批评,介绍、分析了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出版之后围绕权利问题引起的讨论、争论,以及修正和补充意见,既有内格尔等人尖锐的、根本性的批评,也有曼克、费舍尔、克日纳的支持、补充观点,并把诺齐克与罗斯巴德和兰德作了简单比较,借以说明诺齐克的理论贡献和在自由至上论者中的地位。     

罗尔斯与诺齐克的正义观比较研究

罗尔斯和诺齐克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杰出代表,罗尔斯以"新契约论"的手法,在"原初状态"和"无知内幕"的条件下论证了他的两大正义原则,试图调节自由与平等的矛盾,但却没有成功,他的正义观可以概括为公平正义观;诺齐克以"反契约论"的手法,阐明了国家的起源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论证了他的三大正义原则,强调自由一极,不考虑平等,他的正义观可以概括为权利正义观。本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比较分析罗尔斯与诺齐克的正义观,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把握并认识新自由主义。     

诺齐克权利正义观的学理分析与逻辑解读

“权利正义”和“最弱意义上的国家”是理解诺齐克政治哲学的两个核心关键词,二者的内在逻辑关系可以被诠释为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换言之,诺齐克政治哲学的最高使命是实现“权利正义”、保障公民个人权利,而“最弱意义上的国家”是肩负这一崇高使命的现实载体.无论是“权利正义”还是“最弱意义上的国家”都存在着阿喀琉斯之踵,但瑕不掩瑜,诺齐克政治哲学理论对我国当前的政治文明建设具有诸多的启示.     

自由主义语境下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述评

自由主义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个主流分支,在西方政治生活中长期居重要地位,自由主义语境下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历史演进构成了自由主义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从洛克的"同意"原则、卢梭的"公意"学说,到罗尔斯的"正义"论、诺齐克的"最弱意义国家",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体现了深深的规范性传统。     

三种视角审读下的最小国家——从必要性、合理性和可欲性出发

诺齐克的最小国家观主张将国家功能限制在最小范围内.本文从必要性、合理性和可欲性出发,在国家的产生上、在国家功能上,诺齐克坚持权利优先于善,提出了由获取的正义、转让的正义和矫正的正义三原则组成的持有的正义论.而且,诺齐克认为,最小国家是元乌托邦框架,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理想目标. 将权利设定为道德边际约束,然后从自然状态、保护性机构、支配性的保护机构、超小国家一步一步追溯出最小国家的产生;     

人的信仰和人的历史性存在

人是历史性的存在,但同时又有着超越既定历史性的信仰.信仰与人的历史性存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基础,真正实现了信仰与人的历史性存在的辩证统一,真正揭示了人类在制约和超越、必然和自由之间的张力和空间中的生存境遇和历史过程.     

萨特与加缪哲学观比较

历史的偶然性让加缪和萨特出生于同一时代,而历史的必然性又使两个人经历相似,对于当时社会都感同深受,做出过积极热烈地响应,在文学和哲学两个领域都有看似相同的立场,然而却不尽相同,尤其在生存哲学中所表现的态度、遵循的行动准则以及与之所产生的结果体验,都值得让我们仔细品味与细加斟酌。     

河上肇和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探究

河上肇(1879-1946)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思想家,作为亚洲较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仅将日本马克思主义推向了新的高度,而且其著作在中国多次再版,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起到了启蒙作用.我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曾赴日留学,在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河上肇的思想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厘清河上肇对李大钊思想的具体影响,不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还是对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均有重要的意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财政金融业的改革及其挫折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 ,国力渐趋强盛。为达到征服世界的目的 ,日本于 1 93 1年 9月 1 8日发动了征服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战争灾难 ,使中国的财政金融业遭到了惨重的损失。日本右翼势力宣称 ,“从历史角度来考虑 ,我们怎么也无法把那段日本历史看成侵略的历史”。事实胜于雄辩。中国现代财政金融业从起步到抗战时期的挫折 ,正是日本对华战争为侵略战争的又一历史明证。     

蒋杰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调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调查和研究蔚然成风,蒋杰是这次农村调查运动的典范。他身体力行,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显示了“用脚做研究“的实证研究的作风。其调查内容广博而丰富,涵盖人口、自然环境、教育等各个方面,并意图以精确的调查分析中国农村的症结,以求达到改良农村的目的。这些调查推动了中国农村调查研究的本土化进程,使我们对民国乡村社会及其诸多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对现阶段的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作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美电影引发的思考

中、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优秀影片、优秀导演对中国老一辈电影人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之所以出现那么多优秀的电影和导演,一方面与电影艺术教育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导演为了理想而不懈奋斗的精神息息相关。将美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和中国20世纪30年代电影进行对比研究,可以发现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研究综述

近年来,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的研究,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很大突破,本文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详细综述。最后认为,乡村危机的内容极其丰富,研究空间极其广阔,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有利于我们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了解,有助于深入对民国史的研究。     

WT0框架下我国反倾销现状及对策研究

中国是当今国际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随着我国加入WTO ,如何应对反倾销已成为我国企业和政府充分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反倾销的现状和成因的分析 ,提出加强反倾销的对策建议。     

马克思与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观之异同

在人类文化史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历久弥新。马克思的自然观中蕴含着丰富的自然价值观思想。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系统研究了自然的内在价值,转向了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新路向。分析马克思和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观的差异和相同之处,进行有益的比较,对现代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普遍而深刻的哲学意义和社会意义。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与张爱玲的期待视野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之所以对张爱玲的创作产生影响，主要原因是与张爱玲的期待视野相契舍，这种契合表现在三方面：首先，张爱玲早年生活体验不啻为一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典型案例；其次，张爱玲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接受是受时代思潮的影响；第三，张爱玲对精神分析学说理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