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数学导学案例谈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出现了学习洋思中学、东庐中学、杜朗口中学课堂教学模式的热潮。其中“导学案”纷纷被广大教师学习、应用。但在应用导学案,实施课堂教学过程中,往往出现一些误区,例如：①导学案编写教案化,以教师为中心,强调了“教”忽略了学生的“学”;②导学案编写作业化,把教材内容简单的编织成一个个的习题,把导学案搞成又一本“练习册”,加重了学生的负担;③导学案编写共性化,全班统一目标,齐头共进;     

乾隆后期清水教案考

清水教是乾隆后期出现的一个民间秘密教门,在清代秘密社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学术界对于清水教的研究多着墨于乾隆三十七年爆发的山东王伦清水教起义.通过对清廷镇压清水教的王中、刘省过教案,吴克己教案,王伦清水教起义案,以及直隶大名府段文经杀官劫狱案这些教案的梳理,可以勾勒出清水教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     

论高校实施"教考分离"的优越性与运行机制

本文分析了高校“教考合一”考试制度存在的弊端和实施“教考分离”考试制度的优越性 ,并进一步提出了实施教考分离的运行体制。     

海峡两岸刑嫌移管的施行现状及改善路径

海峡两岸刑嫌移管的制度性规范肇始于《金门协议》,《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和司法互助协议》对此进行了有限的补充.两个协议所规范的刑嫌移管限于“受控之对方刑嫌或受刑人”,均以受到实际控制的对方刑嫌作为移管对象,适用范围特定且狭窄.当前犯罪的跨境化态势,使得涉及第三国的刑嫌移管问题不断出现,上述协议对此情形并未有明确地指引,实践中也缺乏常态化的手段.以“肯尼亚案”和“马来西亚案”为代表的第三方移管,给两岸的刑事司法互助提出了新的课题,若不能妥善解决,势必造成两岸刑事司法互助中的“洼地”现象,引发司法不公并衍生其他问题.海峡两岸的刑嫌移管应当在“去政治化”以及“功能性合作”的共识之下,构建更为完善的制度规范,探索更为务实的路径.     

郭象“自然即名教”秩序观探微

“自然与名教之辩”成为魏晋玄学的主题,与其肩负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息息相关.郭象玄学系统论述了“自然即名教”秩序观的产生、运行、发展,为我们展现了“自然秩序”和“人为秩序”之外的第三种秩序,这对于研究当前宪政与秩序相互关系等课题具有借鉴意义.     

基于OBE教育理念的省属高校音乐舞蹈专业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研究——以四川文理学院为例

产教融合是新时期省属高校音乐舞蹈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模式,有其独特的现实意义和运行机理.依据OBE教育理念遵循的以成果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和持续改进三个基本理念,提出构建省属高校音乐舞蹈专业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思路:教学过程中突出学生艺术实践能力的培养,实践过程中加强“教育”和“产业”的融合.同时探索省属高校音乐舞蹈专业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实现路径:制定与学习产出目标匹配的人才培养方案,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反向设计人才培养机制,构建对产教融合质量监测的人才培养模式.     

清咸同年间黄崖事件再认识

由张积中在黄崖山讲学聚众的实际活动看,黄崖事件非“教”案,也非纯粹“匪”案。张积中的讲学活动不是决定山寨命运的主要因素,仅为黄崖山聚众的魅力元素。黄崖事件的悲剧命运是当时的社会生态所决定的:咸同年间山东灾荒与流民问题为黄崖山寨聚众提供了条件,咸同年间山东民间军事化结构同质了黄崖山寨。     

兗州教案略述

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西方教会侵略势力深入山东内地,民教滋事之案屡见叠出。在诸多教案中,持续十年之久的兖州教案是件颇具特色的案例。探讨这一教案,可以得到必要的历史启示。一、兖州教案原委     

上海徐家汇还堂案评析

近代随着清政府的衰落,传教士恃其政府实力要求清政府归还百年禁教期间的教产.上海徐家汇地区信奉天主教的基础较好,法国传教士便将还堂的第一个目标定为上海徐家汇旧天主教堂.在还堂过程中,传教士利用计谋迫使清政府归还教产,这是近代还堂案的开端,之后传教士借其经验,纷纷要求清政府还堂,引发一系列还堂案.     

简论清朝末期陕西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几个问题

清朝末期,陕西爆发了一系列反对帝国主义教会势力的斗争(亦称“教案”)见于历史记载的就有近20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897年7月发生的南郑县八角山教案;1900年7月的宁强县燕子砭教案;1900年8月的陕北三边(靖边、定边、安边)教案;1902年的略阳烟洞沟教案;1903年6月的平利县洛河教案;1911年10月的西安南关教案与宝鸡教案。对于清末与民国初年陕西教案中的某些问题,笔者作过一些研究和论述。本文拟再就清末陕西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几个问题略述己见。由于教会势力的残酷欺压,迫使群众掀起反洋教斗争,是陕西教案发生的根本原因。     

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宣教活动——以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为个案

西南地区是基督教宣教活动最典型的区域之一，这与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在少数民族中的成功宣教活动有关。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是基督教传教士在西南宣教活动的典型个案，作为基督教循道公会著名传教士之一，他在川滇黔边的苗族地区，积极创制苗族文字、开办教会学校并为苗民伸张正义，使得其传教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     

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的爆发

义和团的起源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应该是两个问题,尽管有联系。"义和团,起山东",而义和团运动起川东,是余栋臣第二次起义,而非赵三多起义或朱红灯起义拉开义和团运动序幕。因为义和团运动与教案并无实质区别,组织与仪式只是义和团运动的一些外在特征,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在一些主要方面相同或相近,余栋臣第二次起义直接推动半个河山的义和团运动,并与义和团运动爆发有内在联系。突破"山东说"、"北方说",可能会看到一个更为完整的义和团运动。     

教会医院与晚清教案

教会医院与晚清教案发生了较多联系。除一些教案对教会医院产生影响外,教会医院有时还引发教案。因为教会医院所传播的基督教和西医与中国的文化、习俗完全不同,它们之间往往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案的发生。列强的侵略也是教会医院引起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以上二者之外,中外利益冲突也是值得注意的。在上述诸多因素中,有时是一种原因,有时则是由多种原因共同作用导致了教案的发生。需要指出的是,教会医院并不必然引发教案。     

冲击与反弹:基督教与藏传佛教的早期遭遇——以保安教案为例

近代中国教案频发,究其根底,乃因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的多重面目,形成了对中国固有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的冲击。在冲击与反弹的模式中,中西文化的冲突构成了教案的重要内容。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亦因类型繁多,不仅有占主体地位的汉族文化,也有各种形态的少数族群文化,从而使中西文化的冲突也呈现出各异的形态和内涵。在早期基督教传入安多藏区的过程中,两种宗教因基本教义、信仰体系和传教形式的不同,在相互的接触中,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两种同样对社会具有强制性干预色彩的宗教的冲突。藏传佛教对基督教的排斥,既是一种宗教文化对外来文化形态的排异反应,也存在现实利益的考虑。1899年发生的保安教案,清晰地展现了宣道会在保安堡传教的努力与隆务寺对传教士的不满与敌视,最终演变成为一场驱逐传教士的暴力事件。     

云南民族地区教会学校教育及影响

民国时期 ,基督教 ① 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较快的传播。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 ,基督教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 ,广泛地建立了教会学校。教会学校的建立 ,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 ,它传播了科学文化知识 ,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 ,它又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浅析北京天主教东堂的建立及其意义

1655年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在北京创建了天主教东堂.自此,东堂成为北京葡萄牙传教士的主要传教基地,他们在这里培养了许多葡萄牙传教士,并且开展各种科技、文化活动.东堂在葡萄牙传教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葡萄牙传教士得以在中国继续打开传教局面的一个重要媒介.     

论近代中国教案发生的原因

近代中国因民教相争而酿成的教案经常发生,教案的出现涉及到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背景和中国在世界的强弱地位、中西文化的冲突以及中外关系的变化.它既是强权侵略与反抗自卫的产物,也是侵略性的基督教文化与处于守势的儒家文化冲突的产物,还是弱势的清王朝屈辱外交的产物.     

清代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现状

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教案史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地区性教案的研究又是近代中国教案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内蒙古地区因其在清朝独特的地位和清政府对此地区有别于内地的管理方式,其教案的发生又有其特殊性,因此对于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将更具典型意义。通过对内蒙古地区教案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希望以此为基础为日后内蒙古地区教案问题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近代广东基督教教案成因述略

"教案"是指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教会人士与中国朝野之间的种种纠纷。文章在详尽占有基督教"教案"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对学界迄今研究较为薄弱的近代广东教案进行了耙梳,并按其成因归纳为中法战争案、社会秩序案、经济利益案以及文化冲突案四类,分别加以阐述,旨在为推动教案区域性研究的深入开展作些基础性的铺垫工作。     

山东教案与义和团散论

19世纪下半叶的山东教案 ,多发生在鲁西而不在鲁东。从民教纠纷的主导责任看 ,由教士教民肇事者 8起 ,占 18% ;官绅民众肇事者 36起 ,占 82 %。从甲午到庚子年间发生的大量教案 ,也多由刀会拳社组织所发动 ,并最终使鲁西成了义和团的发源地。这说明仅靠简单重复某些传统观点 ,是解释不了这些现象的。这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有一定的关系 ,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东西部地区经济文化的差异以及天主教传教士的思想作风和传教方针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