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追求"确定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启示

人无论干什么,都是在追求确定性,然而,人类面时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确定性不过是特 定时空条件下的一种例外,不确定性才是世界的本质.有史以来,人类一向从两个交互影响的基本面--自然与社会,追求确定性.在应对来自大自然的各种不确定性中产生了科学与技术,而应对来自社会内部的不确定性过程中产生了制度及其带来的秩序.人类在追求确定性的过程中,也同时在引致新的不确定性.无论是科技还是制度,本身都在"制造"新的不确定性,带来更大的公共风险,公共危机发生的频率在加快.为何走到了事情的反面,是值得深思的,这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启示.     

群体性事件应对机制探讨

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指导理念,深入分析群体性事件的概念、特征、诱因、类型,全面梳理与探讨党和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流程,反思应对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由此提出群体性事件应对需实现"四大转变"并构建良性运行机制,旨在提高党和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历史转型中的不确定性及其治理对策

我们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原先确立起来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方式都显示出了不适应的特征,频繁出现的风险和危机加剧了困难.在这种条件下,我们需要根据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去思考社会治理方案.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是法制框架下的治理,对这种治理状态的超越必须拥有一种不确定性思维,即扬弃一切用确定性的思维应对不确定性现实的方案,转而用一种灵活的、不确定的治理方式去应对现实中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法治秩序是谋求确定性的结果,而道德秩序恰恰是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秩序.     

信息人社会的“纠结”与“给力”--信息人社会与势科学理论研究之五

信息化社会以来,中国文化的复杂性有增无减,阐述这种复杂性的一个重要关键词就是“纠结”。纠结的根源是主体占有的信息量小于环境对象的信息量,纠结的本质是主体信息缺失导致的不确定性。“给力”的本质就是主体得到了信息而产生的确定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根本问题是信息的相互作用。信息可以归结为有序,复杂在本质上是信息急剧增长的结果,面对社会日趋复杂带来的种种纠结,人类唯一有效的应对战略就是信息战略。应对中国复杂文化纠结的根本路径,就是在社会管理过程中的每一个层次和每一个环节中,通过纠结变换,将作为纠结的约束打开,从而大大缩小交易成本,实现卓有成效的社会管理。     

略论实践标准的辩证法

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有其确定性即绝对性,又有其不确定性即相对性。这是实践标准自身所具有的不可分割的两重性,是我们把握实践标准的两种界限,这就是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的辩证法。本文仅就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确切含义,形成实践标准辩证性质的客观依据,以及把握实践标准辩证法的认识论意义进行初步地探讨。(一)所谓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即绝对性,含有这样三层意思:其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新媒体环境下群体性事件应对中的媒体策略

新媒体的发展影响了群体性事件的演变,但也为应对群体性事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工具。党和政府应适应媒体环境的变化,客观认识新媒体的作用,以互联网思维为引领,主动出击,在事件的潜伏期、初发期、爆发期和衰退期,充分利用各类媒体,通过平等、开放的信息互动交流,疏导公众情绪、缓释社会压力,实现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应对。     

公安机关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应把握的若干问题

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多发、规模大、主体多元化、组织化程度高、激烈程度加剧的态势,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如何在维护治安稳定、社会稳定中发挥职能作用是公安机关面临的一项紧迫的重大任务。公安机关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应正确认识当前的群体性事件,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正确把握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坚持教育疏导,防止激化矛盾;明确自身角色,认真履行职责,积极作为,有所不为;依法行使职权,坚决维护法律尊严。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与应对

随着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时期,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逐渐增多。其中一些地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纠纷,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新诱因。分析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存在问题,探讨有效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思路,是当前摆在各级政府及广大环保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防治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研究

传统的政府单一管治模式在防治高频率、多地域、社区性、诉求合理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方面显得难以见效。防治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是指政府将经济项目决策中的环境风险与社会风险评估、利益协调、情绪疏导、行为矫正、社区关系调制等服务,交给专业社会工作机构来完成,并支付相关费用,由此形成一种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政府提供、社会工作组织生产、民众消费＂多元服务方式。传统购买模式的有效性,关键是以＂环境经济项目＂为顶点,政府、社会工作组织为两大治理主体,以购买、考核为两大核心要素,构筑＂政府、社会工作组织、公众、传媒＂四位一体、相互监督制约的平衡机制。     

完善网络舆情应对机制 提高群体性事件化解能力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日益普及,网络舆情空前高涨,群体性事件的网络特征日渐凸显,对党和政府的舆情应对能力带来很大的挑战。因此,建立完善网络舆情的预警、监控、引导和回应机制,提高群体性事件的情绪疏导和矛盾化解能力,成为做好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的重要环节。     

新媒介环境下群体性事件的界定及成因新探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持续高发,规模和影响都在增大,根据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披露,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2006年超过9万起……社科院2013年《社会蓝皮书》: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群体性事件变成当前最热门的话题——官方重视,学界研究,媒介关注,公众热议。本文在传播学视域探讨什么是群体性事件,为什么发生群体性事件以及如何解决群体性事件。     

六十年来我党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探索与启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很重要任务,就是要科学对待和处理群体性事件,保持社会稳定。从历史的角度,重新梳理我们党六十年来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历程,总结经验教训,无疑对我们党当前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与对策

农村群体性事件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科学分析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深入探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措施,对于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实践意义。     

农村群体性事件中的舆论传播及其引导

近年随着农村社会矛盾的激化,很多地方相继爆发了一些影响重大的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是群体舆论的行为表达,是广大农民通过肢体语言宣泄来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由于少数地方政府没有认识到现代农民公民意识的觉醒,依然用强制手段来处理基层社会矛盾,致使基层干群关系紧张,群体性事件的矛头越来越向基层政府集中。群体舆论的传播有其固有的规律,基层政府只有尊重和服从客观规律,把握农民的社会心理,才能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有效的舆论引导。     

当前职工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及对策研究

2010年,中国围绕劳动关系冲突的罢工、停工等群体性事件频发,并显露出与以往劳资矛盾引发的职工群体性事件不同的特点：一是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罢工主体;二是有了＂主动＂抗争的色彩;三是组织化程度较高;四是集体行动有了更多的理性成分;五是事态容易扩大。劳动者合法权益没得到劳动关系平衡机制的有效保障、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增长是引发劳资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要预防和化解劳资群体性事件：一是要建立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制度;二是要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三是要建立合理的职工利益表达诉求机制;四是要建立运转高效的工会组织。     

以舆抗争：农民维权方式的新变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土地开发、征地纠纷等引发的农民维权现象较为普遍,有些甚至升级为重大群体性事件,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面对这些冲突,农民维权方式先后经历了＂日常抵抗＂、＂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三种行为模式的演变。作为转型期农民维权的新方式,＂以舆抗争＂有其自己独特的产生原因和维权步骤,也有自身其正、负两方面的社会效应,需要全面把握。＂以舆抗争＂的出现并不会完全取代传统维权方式,而是会在特定的维权情境中以最优的效果和其他维权方式进行组合,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越来越常见的维权方式,更加有力地表达农民的权利诉求,实现权利的维护。     

群体性事件处理机制的法理检省与重建

依意识形态观念去看待并处理群体性事件,会基于对参与者忠诚性的排斥而将群体性事件定位于先在的恶,并试图在实践中消除群体性的权益诉求方式。现代多元社会中群体性事件的出现乃社会常态,应在政治文明建设目标的指引下和法治国家的框架内,实现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态度和处理方式的转换。主体间性是群体性事件处理的思维进路,坚持处理者与参与者平等原则,重在改进政府工作并深化与公众的理性沟通。群体性利益诉求乃群体性事件处理的核心,应通过认真对待权利及回应型处理具体事件等化解和保障群体性利益诉求,以达发挥群体性事件外部正效应之目标,并促进法治秩序的实现。     

挑战与回应：发展的不确定性与社会工作学科体系建设

“不确定性”正在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整体性特征,其给社会工作教育、实务、伦理、研究等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对此,必须加强社会工作学科体系建设,建立面向未来发展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和方法体系：一是持续推进反思性社会工作教育,提高社会工作者的不确定性应对能力;二是打造社会工作情境性服务模式,提高社会工作实务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三是构筑包容型社会工作伦理体系,提供不确定性时代的行动准则和参照;四是打破传统“确定性”思维桎梏,建构与“不确定性”共生的研究体系。社会工作教育者更是要学会在不确定性中来提升社会工作的应对能力,以推动社会工作学科体系深度融入不确定性的治理结构之中。     

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的群体性事件研究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结构调整的特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类矛盾不断增多,群体性事件数量迅速增长,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如何促使制度创新,创造群体性事件软着陆的有效机制,以实现社会稳定和谐,是目前国内一些学者、专家关注的焦点。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利益保障视野下“群体性事件”的法治进路

当前,我国社会逐步形成了由多元利益主体、多元利益客体、多元利益意识与多元利益追求有机构成的多元化利益格局,该格局中各种利益交织共生,彼此制约影响,甚至产生矛盾冲突。由于解决利益矛盾的理念与制度缺失,多种利益矛盾的激化风险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由此催生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有效防控群体性事件的根基在于理清社会多元利益、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公民集体行动这三个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构成要素的现实机理与逻辑关系,从而把握群体性事件的演进过程与症结所在,进而为预防与化解群体性事件找到法治思维进路,即以利益保障为要旨,将社会多元利益、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与公民集体行动纳入法治轨道,把法治作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现代制度的秩序保障与支撑,赋予法治以确保利益的有效保障与公正分配的重要使命,通过法治精神的引领与法治秩序的规范,促进三个要素的法治脱胎于有机协调,构建法治关怀下的和谐利益关系,最终实现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