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通州卫考略

通州卫是一支设立于通州的亲军部队,负责皇城守卫、宫廷侍卫,以及通州城的巡警、驻防等多重工作。它既具有明代军卫的一般特点,又因其亲军卫的身份和所处重要的地理位置而体现出独特之处。通州卫所体现出的这种双重特性,反应了明代军事制度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为明代京卫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本。作为明代北京防务体系中的重要环节,通州卫所反映的军事实践与得失对当今国防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明代西宁卫户口考辨

<正>元亡明兴,河湟地区传檄而定,在湟水流域设西宁卫以镇守之。随着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人文环境较前朝有了较大改观,作为“一方全史”的方志也相继出现。但是由于各种因素造成了各个史志中记载的户口数据各不相同,使研究者莫衷一是。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明代西宁卫户口数作一考辨,以求教于方家学者。     

明代哈密回回首领写亦虎仙的叛乱

15世纪初期,明朝为了增进与西域诸国的交往,加强西北的边防,设立了哈密卫.15世纪后期,以吐鲁番为都城的东察合台汗国渐强,多次侵夺哈密,骚扰河西,哈密回回首领写亦虎仙充当东察合台汗的帮凶,帝明武宗不但没有对他加以严惩,反而受其蛊惑,加以重用.直到明武宗死后,写亦虎仙才得到应有的惩罚.     

明代青海藏传佛教文化发展的政策背景

明代藏传佛教文化在青海的大力发展,和明朝中央政府对青藏高原地区采取的特殊宗教政策密切相关。对藏传佛教僧人大加封授、设立僧纲司制度、对藏传佛教寺院的大力支持等宗教政策,直接导致了明代青海藏传佛教寺院分布的地域范围有了明显的扩大,这是藏传佛教文化在青海境内扩散传播的必然结果,更是明代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大力支持的结果。     

明代散文复古思潮中关于“法”的论争

文学史发展中,散文字句篇章等形式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唐宋以来,散文在篇章结构上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因此,唐宋派能够通过学习唐宋古文,总结出散文篇章的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唐宋之前,汉代则是文学创作中字词运用高度发展的阶段,因此,七子派学秦汉文只看到字词之丰富,体现于创作中只能字拟而句摹。前后七子与唐宋派设定的学古目标不同,但学古的趋向存在一致之处,茅坤、王世贞等都很注重作家之意境、风格与法之关系,他们所谓法,即能体现作家审美风格的修辞法则,其理论本质是对古代散文审美的自觉。     

明代前七子派形成时间考

明代前七子派成员主要有"四杰"、"七子"、"七才子"、"十才子"等并称,由这些并称可知前七子派以"四杰"为中坚,其中李梦阳、何景明为首,边贡、徐祯卿次之,其他皆为羽翼。而前七子派的形成可以说是一个其他成员向李梦阳聚拢,与其交接,彼此影响的过程,因此以其领袖之一何景明和七子中最后登场的徐祯卿的加入为关键点,通过对大量第一手资料的考察得出前七子派初步形成于弘治十六年(1503),最终形成于弘治十八年(1505)。     

明代抗倭诗的海洋文学特色

明代抗倭诗是反映明代抗倭战争的诗歌,其创作以东南海疆为地理背景,书写大量海洋元素,属广义海洋文学。这些抗倭诗的海洋特色主要体现为对海洋审美本体、海洋诗歌意象、海洋主题背景等进行不同程度的书写。明代抗倭诗体现出鲜明浓郁的海洋文学特色,从海洋题材、文学地域、海疆边塞诗等方面拓展了中国诗学的版图,具有开拓文学史的重要意义。     

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三重动因

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发生,包括了三方面的原因:在权力地位上,不满于李东阳等馆阁文臣的压制,在文风上不满于三杨以来流行的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台阁风格,在思想上不满于越来越占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及其对文学的侵蚀。复古运动既包含对当代馆阁文臣的挑战,也包含对开国之初三杨台阁文风的批判,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是对明代以来更加强化的宋明理学的反思。它们与心学一道构成了当时"厌常喜新"的社会新思潮。     

佛教与明代宁远卫地方社会——以觉华岛《重修大悲阁记》为中心

通过解析觉华岛《重修大悲阁记》,可揭示出明代觉华岛的地理概况,宁远卫地区的宗教信仰与世俗社会,以及隐藏在这方碑刻背后的权力幽灵.明代觉华岛不仅为战略要地,还是宁远卫官兵的信仰空间.岛上的大悲阁供奉密教神祇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其依据是杂密经典《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此经宣扬的免除15种恶死、得15种善生、破除一切怨敌的功能对宁远卫将士具有巨大的吸引力.《重修大悲阁记》还隐晦地折射出明朝中期中央政局的变迁及其对宁远卫的影响.碑文作者受当时政治气氛的影响,精心选择宁远卫军政长官焦礼的生平事迹进行叙述,"合理"安排详略、分配笔墨,还借此表达拥护现任皇帝明英宗的政治姿态.     

吴中派与七子派——略论明中叶吴中诗派的文学史意义

吴中诗派为明代文坛重镇。明中叶李梦阳崛起文坛,倡导复古,其目的是要重振传统悠久的古典主义文风,其真正批评的对象是宋元以来文学的世俗化趋势,而吴中作家正是这种趋势的重要代表。尽管前七子的复古运动喧嚣一时,但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以个人日常生活为内容的作品始终占主导地位。吴中派是推动近世文学转型的重要力量。     

明代前后七子文学复古的自觉意识及其意义

明代前后七子复古派文学集团有清晰的自我意识,有清楚的历史使命意识,这种意识的出现,以明代士人分化以及“经术”与“词章”分离为基础.前后七子的文学运动不同于以往任何文学运动,前后七子文学运动打破了地域限制,产生了文学的中心,出现了相对统一的文学主张,他们对文学与理学的关系重新思考,把文学创作提升到与理学平等的地位上.     

《四库全书总目》明代复古文学批评考论——以明“前、后七子”别集提要为例

《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批评主要由别集提要加以体现,将前人成论植入提要、以"议论具有根柢"的姿态示人,为其主要批评手段。故其明代复古文学批评的考察,须从文献与批评的关系入手。通过对明代"前、后七子"别集提要引用文献的考证与判读,引用过程中的错误与问题随之曝露,清代官方学术对明代复古文学的批评立场也因之明晰。这些工作,也为总目学和明代文学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扫清了障碍。     

明清主流诗学的转移——论王渔洋对明代七子派的继承

明代七子派与清初王渔洋之间的传承关系是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前人有“清秀李于麟”之说。实际上,王渔洋所继承的不是七子派中的主流一脉,而是崇尚古澹的非主流一支。从诗学主张上讲,神韵取代格调乃是实现了古典诗学的三大转移,即:一,创作题材由社会生活转向自然山水;二,诗歌内容由关心国家、社稷转向关注个人性情;三,诗学价值观由社会功用转向艺术审美。     

复古思潮与文体意识--唐代古文运动与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的文体学省察

复古思潮与文体意识密切相关 ,复古者文体意识的强弱不仅影响其自身的理论及创作 ,而且也制约着复古运动的基本走向。以韩愈为代表的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们的文体意识相对较弱 ,能够推陈出新 ;而明代七子派文人的文体意识则过于强烈 ,循规蹈矩 ,模拟成风。二者在文体的创新与守成上各居一端 ,特色分明     

神韵论视阈下的明代七子派——以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为中心

朱彝尊对七子派诗文批评是对七子派辩证接受的体现,也是清初诗风转变的侧面反映.《静志居诗话》在评论且肯定前七子模拟汉魏盛唐诗文所具有的神韵基础上,接受并提出诗歌在创作过程中要做到对神韵性准确把握的观点.朱氏还指出后七子陷入机械模拟的泥潭,致使诗文创作失去了生机.     

明代正德至嘉靖间湖州岘山社考论——以刘麟为中心

明代浙江湖州府岘山结文学社团的现象颇多,前后继踵.在几乎长达百年的时间里,从正德年间的"苕溪五隐"社到万历年间的"岘山逸老社",文学活动绵延不绝.从正德到嘉靖末年(1508-1566),以刘麟为中心,形成了从"苕溪五隐"社到"岘山逸老社"的演进过程.刘麟等人去世以后,岘山社或有中断,但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以后,许孚远薪火相传,复举岘山社集.他们有着基本相同的理学思想和丰富的风格,与前后七子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