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与王鏊后裔关系探微

金圣叹与明代显宦王鏊后裔的关系 ,是以交游为中心的金圣叹史实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今将苏州《王氏家谱》与圣叹有关著述对读 ,发现子文、斫山、公晋、道树、勤中、轮中分别为王鏊五世、六世孙。他们凡在明代已为诸生 ,鼎革后皆隐居不事新朝 ,甚有捐躯报明的烈士 ;即便入清后为诸生者 ,亦有隐逸倾向 ,而无仕途之求。诸王多有财兼有才 ,家道中落之后仍好客不衰 ,承继了祖上的豪侈之气和爱才之风 ,大多深浅不同地参与了金氏评说“众经”的文学活动 ,为才子金圣叹所敬重。借助家谱探讨其社会关系 ,不失为金圣叹史实研究的重要途径     

金圣叹对韩国通俗文学批评影响之初探

金圣叹评点的<西厢记>、<水浒传>18世纪传到朝鲜,到19世纪已非常流行.朝鲜文人以极大兴趣介绍金氏的生平行迹,评论他的著作和文学批评思想.尽管文人们对金圣叹其人褒贬不一,有的视金批之书为祸害,有人将金氏文学与周礼、汉赋、唐诗、宋文相比肩.但朝鲜文人一致认为金圣叹是奇人,金氏文章为奇文.因此,金批小说曾影响朝鲜文人的文体和文风.金圣叹的文学批评思想对朝鲜的文学批评也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朝鲜著名小说<广寒楼记>的批语中,从体例、内容到方法都参考了金批.     

金圣叹官员交往诗新考

金圣叹与当地官员有关的诗作共有九题,向来为研究其政治思想和生平经历者所关注,内容分别涉及晚明李瑞和、吴梦白和清初汪爚南、高文芳、夏鼎、吴明相等。与李、汪、夏诗分别写于崇祯十四年,顺治四年、十二年,而非崇祯十三年,顺治三年、十三年;《下车行》写于顺治十年而非九年,撰述对象是知府高文芳而非御史秦世祯;寿“吴明府”诗分别写于崇祯十七年和顺治十三年间,分属明末、清初两个吴姓知县,而非均为清代吴明相撰;“关使君”是指榷关使而非关姓知府,很可能是顺治十年任浒墅关使的严我公。     

金圣叹点评《西厢记》中的意象批评法

考察金圣叹点评《西厢记》中的意象话语,可以将其界定为"意象批评法"。而根据其所运用的意象内容,可以总结出四类意象批评方式,即:以客观物质譬喻、以事件行为譬喻、以具体话语譬喻以及金圣叹本人固定化的意象批评术语。相较于传统意象批评,金圣叹的意象批评法具有两个方面的优点:一是以其"极微"视角对批评对象的深入体悟而使批评语言更为精准贴切;二是所选取的意象承载的理论内涵有所丰富,使意象保持审美性的同时提升了其理论品质。     

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的二律背反现象

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存在二律背反现象。一方面,金圣叹诅咒梁山英雄,视之为盗贼,必欲诛之而后快;另一方面,金圣叹对梁山英雄的遭遇又深表同情,对他们的才气胆识和能耐又极力颂扬,这构成了一个悖论。而或骂或赞,都是金圣叹“忠君”思想的合理延伸:因为“忠君”,他要骂杀英雄,不许他们挑战君权;同样因为“忠君”,他要反对赃官酷吏,承认“乱自上作”,在这一点上他同梁山英雄有了共同语言,同情和赞扬他们也在情理之中。由此而论,说金圣叹维护本阶级统治,反对农民起义,并不为过,而说他是英雄的最凶恶的敌人也欠公允。     

金圣叹评《第一才子书》探原

从金圣叹评点其他才子诗文时间接提及<庄子>的散论中,不难见出其对<庄子>哲理和文学技法的基本阐释:<庄子>是文采英华的;<庄子>是"怨"的产物;发展化蝶论,使之走得更远,并最后流于佛家的空幻.金圣叹将<庄子>作为文学批评的理论依据之一:以传统的古文笔法见出<庄子>更为宏大的整部结构之法;所评点篇目多集中在<庄子>那些文采斐然或者对生命忧戚感喟的段落和篇目上,表现出对文采手段的特别看重;常用<<庄子>的事典解释诗文含义,欲以此提升文学作品的哲学意义.金圣叹将<庄子>置于看似毫不相通的<水浒传>、<西游记>当中,实欲打通它们之间的写作手法和内在精神.金圣叹对<庄子>的解读,反映了其别具一格的文学史观念和才子观念.他的努力,对<庄子>解说的通俗化走向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金圣叹鉴赏《水浒传》的整体观

金圣叹是从整体的角度点评《水浒传》的: 一是他善于把握全局, 从宏观上感受作品的整体美; 二是他善于在整体性比较中鉴别作品整体价位, 在对水浒人物群体的比较中感受人物的形象美; 三是善于从艺术内容和艺术形式相统一的角度, 从研究整个艺术方法体系的角度, 感受作品的艺术方法美。     

悠然一室中,似与陶潜友——从《雪楼诗选》看回族诗人马之龙的慕陶与学陶

马之龙是清代云南回族作家,其传世诗集《雪楼诗选》中直接提及陶渊明,或用陶之典故,或引陶之诗文,或化用陶诗意境的诗歌有近百首,从中可以明显看出马之龙具有浓重的慕陶情怀与强烈的学陶意愿,及其对陶渊明文学创作的自觉接受与学习。总体而言,马之龙的诗歌创作虽远不及陶渊明那般自然脱俗,但作为一少数民族诗人,却颇受时人推崇,在中国回族文学史上自有其一席之地。     

悠然一室中,似与陶潜友———从《雪楼诗选》看回族诗人马之龙的慕陶与学陶简

马之龙是清代云南回族作家,其传世诗集《雪楼诗选》中直接提及陶渊明,或用陶之典故,或引陶之诗文,或化用陶诗意境的诗歌有近百首,从中可以明显看出马之龙具有浓重的慕陶情怀与强烈的学陶意愿,及其对陶渊明文学创作的自觉接受与学习。总体而言,马之龙的诗歌创作虽远不及陶渊明那般自然脱俗,但作为一少数民族诗人,却颇受时人推崇,在中国回族文学史上自有其一席之地。     

交游、交融、交流——论中国现代诗的两个早期英译选集

哈罗德·阿克顿与陈世骧合作编译的《中国现代诗选》和罗伯特·白英编译的《当代中国诗选》,是最早的两部中国现代新诗英译选集。他们的外国编译者在旅居中国的过程中,认识到西方世界对现代中国尤其是现代中国文学知之甚少,希望通过诗歌翻译增进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从而开始了对中国现代诗的译介。两本诗集的译源选择,既受到译者在中国交游的影响,也呈现出中西方文学观念的交融与碰撞。两个集子在欧美产生的影响和在中国引起的争议,体现出了译者与批评者之间在传播价值与学术价值之间的不同取舍。本文希望通过两个个案的对比研究,在“同”与“异”之间,还原中国现代诗歌早期英译的历史现场,总结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经验和路径。     

佛学禅宗与金批《西厢记》

金批《西厢记》受佛学禅宗影响甚深 ,金圣叹用“赵州无”公案阐释了艺术创作中超越艺术构思之“有”“无”的充分自由的特定创作规律 ,并由此揭示《西厢记》所潜涵的超越意识观念之“有”“无” ,从而达到无住无念 ,精神绝对自由的生命境界的思想意旨 ;用佛禅的虚空、梦幻观念解析了《西厢记》人生如梦及追求随缘任运的人生境界的思想内涵 ;用“极微”论等阐释了《西厢记》小中见大的创作方法。金圣叹对《西厢记》的艺术解析是立足于作品实际的科学阐释 ,而对思想的解读则完全是出于寄托人生感慨的自我需求     

新编金诗校订--兼评《全辽金诗》

在<全金诗>出版之后不久推出的<全辽金诗>,订正了<全金诗>的一些错误,辑佚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它存在的疏漏和谬误甚多.特别是<全辽金诗>在诗篇收录、标点断句、文献标注规范,诗人小传考订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不能不辨析指出.     

论金圣叹的细读批评

细读构成了金圣叹文本解读学的一个重要特色。金氏所谓的细读是一种“文本阐释”策略,它是以紧盯细究的方法,对文本进行逐字逐句甚至逐篇地加以批注,以便见出文学作品的精微细妙,它颇类似于欧美“新批评”所主张的“close reading”。金圣叹的这种细读批评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注入了理性分析的血液,无疑是对长期以来那种“妙处不必可解”批评模式的反拨。     

晋学研究之"三部论"

"晋学"应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学科体系,根据不同时代的历史地位与政区演变特征,"晋学"研究体系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各个部分都有其独特的研究重心。如先秦时期三晋历史与文化研究侧重于自然环境与华夏古代文明、三晋发展与华夏民族形成等重大课题;秦汉至宋元时期并州民族与区域研究的核心在于北方民族迁移与王朝政治格局发展的区域性考察;明清以来山西社会研究则集中于由人口大迁移、自然灾害以及商业兴盛所引发的山西区域社会的剧变及广泛影响。     

两晋时期民间应对灾害策略

两晋时期,自然灾害频发,广大民众在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实践中,种植抗灾性能强的作物、改良种植技术以防灾备荒。灾害发生后,宗族救荒、邻里互助、抗灾自救起了相当作用。     

西周时期晋侯世次与系年考

古文献中记载的西周时期晋侯与周王世次对应关系存在明显错误,晋靖侯至晋穆侯的系年有讹脱。根据古文献、金文、考古资料可以对《史记.晋世家》进行订正。自周成王至周幽王十世,犹自唐叔虞至晋文侯十世,世次基本对应。进一步,还可考证出晋靖侯以降西周时期晋侯系年。     

从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看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在数千年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脉相传 ,没有任何中断 ,其重要原因之一 ,是中华民族有“治史”的传统。即使如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乱世” ,仍然保持着治史的传统 ,史学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飞速发展的今天 ,大力倡导治史 ,弘扬中华文明 ,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论两晋天子宗庙迁毁议题

两晋礼家在天子宗庙迁毁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争议,其焦点在于承统是否必承嗣.由于先秦不同礼书对此有两可的态度,因此,晋人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凸显出来并不是求真的意义,而是晋代皇帝及礼家朝臣所具有的实用理性的精神.这一精神也是两晋礼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魏晋儿童早慧现象探析

魏晋士族阶层的儿童早慧颖悟机敏、能言善辩、雅好才艺、长于思辨.其原因在于生活锻炼,思想解放,清谈的影响以及重视教育.以史为鉴,会对我国当前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产生良好的作用.     

论我国朝鲜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过程

我国朝鲜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过程,始于清代,经民国、伪满、解放战争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最后成为我国公民。在这一过程中,朝鲜族人民与其他民族一道,在开发东北边疆和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患难与共,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和不可分割的关系。朝鲜族人民不断吸收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逐步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我国56个民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