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乐以“发情”致和之和谐思想——兼论礼、乐致和之异同

运礼致和,因和而乐(le),和者乐(yue)之所由生,乐(yue)备而和昭。乐备和昭源自于礼乐互用而致和,乐以发情以致和,因为乐以治心,乐以昭和。礼、乐致和区分度明显:因礼而和是以礼调适人之心、性、情,调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致和,礼主阴,系"抑情"而和;而乐以致和是以礼之调适致而后的喜悦之情的表达,乐主阳,因"发情"而和。乐以致和是礼之调适而致和后的更高层次上的和谐。     

“礼”异“乐”同——为什么对“乐”的阐释如此重要

“乐”(music)是中国古代唯一真正获得“理论化”待遇的艺术，这一点已被很多论者精确认知。在流传下来的文本中，有关诗学的简论总是从“乐论”(musical theory)套用其整体框架和几乎全部的术语；绘画和雕刻只留下一些涵义模糊的逸事、奇闻；建筑只沦落为房屋和功能的总称；     

古代礼学“乐”观念新诠

中华文明又称"礼乐"文明,一般研究者在探讨礼乐关系时,往往认为"乐"就是古代进行祭祖典礼活动时使用的音乐。实际上通过对"乐"的字义分析和传统乐义的辨析,可以发现,音乐不仅是指"乐"的器物,还包含了更深层次的来源于人性的好恶的情感,即"乐合同"。"礼乐"并不是"礼"和"乐"的简单结合,而是互根互济的整体,"乐"在古代礼学中并不从属于"礼",而是研究礼时所不能忽略的理论基础。     

“玄”与“礼”的交织

张衡是东汉中期的通博之才,其宇宙观、人生观表现出“玄”与“礼”的交织。概括地说,他的玄思落实于天文理论,则表现于宇宙生存的假说、宇宙无限的思想和宇宙结构理论;他的崇礼观又突出表现于反谶纬与反宦政两方面。而缘于儒道双修的人生哲学观,又具体映示出张衡玄儒人生的三重境界,即致用的社会意识与求真的人生品格结合之境界、通博的知识结构与质朴的人文心态结合之境界、朝隐的生存方式与逍遥的精神追求结合之境界。从哲学的发展看张衡思想玄与礼的交织,正显示了对汉代文化“象数”理论的因染与超越,成为汉晋学术潜变的重要征象。     

儒家“礼”文化基因再探

"礼"是中华文化的标志性象征.中华"礼"文化基因的遗传密码可以从礼之源、礼之本、礼之用等方面破解.欲究礼之源,可从字源字义、人性结构、社会生活三面切入;欲解礼之本,可从礼的人文性、秩序性、情感性和互主体性四点来阐发;欲明礼之用,可以统观全方位功能,也可细究政治、道德、方法功能等.     

“礼不下庶人”发覆

对于《礼记》的“礼不下庶人”的记载，学者们大多深信不疑，将它看成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礼法特点。其实，“礼不下庶人”是讲具体的礼仪规定的，不能抽象成阶级原则；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看，庶人都是有“礼”的。目前学术界流行的酬酢之礼不下庶人、庶人无力行礼、庶人假士礼而行、战国以前礼不下庶人、贵族之礼不下庶人、宗法礼不下庶人等说皆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究其原因，是由于理论前提、思维方式、论证方法等方面的错误所致。     

先秦“文”“质”之争与礼学的演进

“文”“质”之争是先秦以至两汉时期思想家们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提出文质彬彬的价值原则,主张外在的仪节与仁义的品质协调相配、先天的生理素质与后天的礼乐教化和谐相济,但其无法割舍对“礼文”的价值追求,这使儒家的文质论在现实中表现出文在质先、文繁难究的弊病,也招致了儒家以外诸子的攻讦.他们或批评儒家质论的偏颇,指出其以道德本性代替自然本性,或批评儒家“礼文”的价值立场所带来的奢靡之弊.作为回应,汉代儒者将“文”“质”发展成为两套礼乐制度,并与“三统说”相关联,形成一套“文质再而复”的社会历史观,以“文质相救”的动态平衡取代“文质彬彬”的静态平衡.     

“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记》的艺术哲学思想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乐记》的艺术哲学思想:一是从主客两个方面建立了乐的本源论;二是从形式创造切入论述了乐的审美特征;三是从乐与礼的关系入手论述了乐的功能;四是博采众家之长构建了儒家“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     

皇帝“私”礼与国家公制:“开元后礼”的分期及流变

唐代"开元后礼"的建设可以分为不同时期,开元后期与天宝时代以皇帝为首对《开元礼》所建制度大兴改革,并建立国家祭祀中的道教崇拜体系。安史乱后面临对《开元礼》和天宝改制的选择,从建中贞元初以《开元礼》的继承和回归为主,到贞元后期和元和中更多地纳入新制而进行调整,变化的因素不断增加。而对《开元礼》的"删定施行"则通过对制敕的删修得以实现,体现了礼制以皇权为中心的意义和时代对变革的需求。与此同时,道教祭祀与代表皇帝私人和家族性质、表达皇帝个人意旨的"私"礼(或云"家礼")进一步结合,与作为国家公制的礼仪同存共融,形成了中古时代礼仪的新概念和新特色。     

论《礼记·乐记》的“中和”文艺思想

《礼记·乐记》是先秦时期一篇极其成熟的文艺理论论文。我们可用“中和”二字来概括其文艺思想。在历代儒家心目中,“中和”是个人品格修养、文学艺术作品和治国平天下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是最高的人生追求与审美理想。《乐记》明确辨析了“和乐”与“淫乐”、“道”与“欲”的关系,它虽以乐为名,却礼乐并重。“乐”是德音,凡是堪称为“乐”的文艺都应具有和谐中正的特征。     

略论“礼是郑学”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称“礼是郑学”，究其原因，一因郑玄礼学著作甚多，特专精于礼学；二因自郑玄兼注《三礼》，始有所谓《三礼》之学；三因郑玄能将其礼学付诸实际运用，为朝廷制礼；四因郑玄能以礼律己，“非礼不动”。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郑玄兼注《三礼》之后，后世之治礼学者皆以郑学为宗，而不可舍其书，自魏晋至隋唐皆然，故孔氏有“礼是郑学”之称。     

王夫之“因《易》以生礼”的源流论

在王夫之看来,易与礼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讨论易与礼之间关系时,王夫之追溯了周王朝的政治基础,认为"周以礼立国,而道肇于<易>."①也就是说周礼的各种原则,是蕴含在<周易>中的,<易>是礼的源头.在历史上,将<易>与礼联系起来,并不是王夫之的创见,这是先秦时代就有的一种观点.当晋侯派韩宣子去鲁国行聘礼时,韩宣子观<易象>与<春秋>,就曾慨然称许:"周礼尽在鲁矣."②同样,在<易传>中,以礼释易的解释倾向也时有所见.王夫之在<易>与礼之间关系方面的创见,在于他对<易>为礼的源头作了新的论证,并认为以礼释易之所以可能,就在于易与礼之间有着一种普遍理与具体应用的关系.     

敬与乐--儒家的情感体验

礼主敬,已经是一个儒学通论.而孔颜乐道来自仁学,其情感体验主于乐.敬与乐,便是礼学和仁学分别的情感倾向.敬与乐不仅仅是统一的,而且是探索儒家终极存在的重要依据.     

敬与乐——儒家的情感体验

礼主敬,已经是一个儒学通论。而孔颜乐道来自仁学,其情感体验主于乐。敬与乐,便是礼学和仁学分别的情感倾向。敬与乐不仅仅是统一的,而且是探索儒家终极存在的重要依据。     

20世纪中国“三礼”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世纪中国的"三礼"研究涉及面广,"三礼"本经所记之名物制度、思想学说,"三礼"学文献之版本、辑佚、成书问题以及历代学者之"三礼"学,均有涉及,出版了不少专著,发表了一些高水准的学术论文。20世纪的"三礼"研究突破了传统经学的考据法,研究视角多样化,从而在一些学术公案的探讨上多有突破。但是,20世纪中国的"三礼"研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周易》、《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三礼"研究谈心性的居多,谈礼制的较少。未来的"三礼"研究要想有所突破,应该在传统经学考证方法的基础上,转换研究视角,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孟德斯鸠论礼与“东方专制主义”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试图系统地把握西方古代和现代政体与东方政治制度及其生活方式.不过在其新政体类型学中,中国的所谓“东方专制主义”始终都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挑战.孟德斯鸠对中华帝国的原则性否定与他对中国“礼”的普遍精神的分析构成了潜在的张力.孟德斯鸠对中国“礼教”的具体分析实际上已经提供了理解中国传统政治形态如何实现他所欣赏的“宽和”或“节制”的主要方式,然而他针对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宣传,而不是其更富洞察力的具体分析,支配了后来两个世纪西方乃至中国对礼教传统的理解.     

“礼”的历史沿革及其法律性

通过沿着礼的涵义、特征、历史沿革、作用和地位分析思路,从法律性的角度概括"礼"现象的普遍、变动表现,并与法进行相似性比较,证明"礼"具备法律性,并合理解释"礼"与现代法之间存在差异的客观原因。从而以新的视角深化对中国传统法精神的认识,诠释中国传统法的历史与现状,明确我国在促进和谐法治文明、建立现代法治体系过程中,对待传统法继承问题的态度。     

吕大临的“礼”论

吕大临《礼记解》对＂礼＂的起源与功能、本质和根据的思考寄予了其回复三代、重构价值世界的理想,其中对＂交＂尤其是君臣之交的考察体现出他对现实政治的构想。同时,他的礼学与心性论相配合,＂礼＂奠定了儒者生命的基本格调和精神追求,＂礼以修身＂和克己存养相辅相成,是君子成德的不可或缺的工夫。     

论劳乃宣的“以礼入法”思想

劳乃宣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曾国藩“礼学经世”的衣钵,倾心于礼学研究,以期实现所谓“中兴之梦”。他竭力维护“以礼入法”的传统,反对沈家本等人修订的以西方法律思想为主旨的《新刑律》,成为继张之洞之后礼教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其思想主张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某些可取之处,但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礼教秩序和腐朽的清朝统治,具有保守性。     

新时期农村移风易俗的历史观照与现实思考

晚清以来,各个时期的政府均开展过移风易俗,意图改造社会、构建新的社会秩序,但被移易的风俗仍然延续至今,这充分反映了该问题存在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新时期农村的移风易俗包括遏制高额彩礼、严禁婚丧大操大办、治理有神信仰、打击黄赌毒等,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这些做法在政府主导与群众主体地位之间、做法的生硬与风俗的弹性之间、政策统一性与地区差异性之间、典型示范与普及推广之间、运动式治理与风俗惯性之间的矛盾突出,其背后是对风俗基本认知存在偏差、没有掌握风俗规律、群众自治能力发挥不充分以及社会建设严重不足等深层原因所致。未来的移风易俗应充分尊重风俗的客观规律,推进移风易俗的差异化治理,注重形成可替代接续的新风尚,兼顾政策的科学性和人文性,挖掘和弘扬传统美风良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