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与戴震之间学术思想影响述议

本文对于余英时先生关于章学诚在治学过程中受戴震影响一说,根据有关史料进行梳理辨析,认为章学诚对于戴震的学术旨趣既有相许之处,更有相异之见,而其取舍标准,则在于章氏一贯的学术旨趣主张。章学诚通过与戴震的两度相晤,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独特的治学道路。     

章学诚的袁枚批评考述——以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三年为中心

章学诚对袁枚的批评是清中叶重要的文学事件,其发生时间集中在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三年间。乾隆三十七年,章学诚随朱筠在安徽校文时,就对袁枚印象不佳。乾隆六十年以后,他在信札和《诗话》里对袁枚展开抨击,将其文学思想的弊端归咎于道德的沦丧。从嘉庆元年到二年,章学诚的批判视界转向袁枚的妇学观。嘉庆三年以后,他又因袁枚的《尺牍》与《诗话》中所记轶事,再次对袁枚文论及其伦理基础进行批判与清算。章学诚的袁枚批评涉及文学与伦理两个层面,且把文学问题推本溯源于伦理基础,这是理解清代学术与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视角。     

二三十年代清学史整理中钱穆与梁启超胡适的学术思想交涉──以戴震研究为例

本文以二三十年代钱穆与梁启超、胡适对清学史中心人物戴震的研究的比较为基础,考察了在当时存在于他们之间的思想学术交涉。认为,与梁启超、胡适对戴震思想学术的一致肯定和褒扬不同,钱穆针锋相对地对戴震为加贬抑。其“崇宋抑汉”的思路,从学术观的角度看,是对胡适、梁启超倡导基于汉学的学术方法和学术精神而造成琐碎偏枯的学风的批评;从文化观的角度看,是本着一种以文化民族主义为内容的后五四的文化反省意识,对胡适等人所持的“全盘西化”主张的匡正。     

戴震与方志及其手稿与胡适跋文

史传戴震纂修了《汾州府志》和《汾阳县志》,因为二志未署戴名,所以引发后人质疑,通过以二志内容及戴震纂修主张,与署名纂修人汾州知府孙和相所修的《中牟县志》内容相比较,参证北京大学收藏的戴震手稿中的修志稿件,证明二志确出戴震之手;并进一步通过戴震的论述和他与章学诚的讨论,归纳了戴震修志的五点主张。戴震手稿共23篇文章,包括有关《汾州府志》文章四篇,有关《汾阳县志》文章四篇,有关修志文章三篇,有关家乡歙县山水文章二篇,有关其他经典文章四篇、杂文六篇。胡适先生曾撰长篇跋文,予以考评。经过重新分析考证,对23篇文章是否戴震作品,及有关的问题和胡适先生的意见,做了新的评议及结论。确定23篇中绝大多数是戴震的作品,少数是戴震改定作品的原稿,只有段玉裁作黄烈妇庙碑一篇,完全与戴震无关。旧说戴震手稿是抄本有误,确实是戴震的稿本。     

章学诚史学致用的理论化构建

章学诚所构建的理论以"道"为基础,共分三层,即天道、人道、先王之道,三者是由普遍性到特殊性,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在这三层"道"说中,章学诚尤其重视第二层的人道,并由人道为基础将经世致用学理化,并进一步将"六经皆史"纳入其中,从而完成了"六经皆史"理论基础的构建。至此,章学诚成为了中国传统史学致用思想的集大成者。     

章学诚明道思想探究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内外对章学诚的研究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高潮,但还未有专文尝试由章学诚思想系统自身的特性出发,提取其核心概念的精神实质,对其思想进行整体的诊释。本文力图抓住章学诚思想系统中的核心概念“道”,从“学以致道”、“道的坎陷”以及“道的精神”三个方面勾勒章学诚的明道思想。     

吴世昌先生的学术精神

不畏权威,勇于批评;客现有据,充分说理;批评中贯串理论思考.这三点是吴世昌先生学术精神的一个突出方面.在他青年时代对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书的批评中得到鲜明体现.郑先生则对批评持虚怀若谷、不存芥蒂的态度.两位前辈忠于学术的高尚精神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发扬.     

戴震哲学之二三问题

本文讨论在理气、心性问题上戴震对朱熹的若干批评意义所在。朱熹持理、气为二本,且赋予二者价值预设;戴震反是,持气一本论,且无价值预设。朱熹认为仁义礼智是天赋之性,因而修养是“复其初”。戴震反是,主张性只是所禀之气,仁义礼只是通过问学、“扩而充之”达到的。通过这些分歧可以看到中国思想与印度思想根本区别所在之一斑,也可以借此看到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根本区别所在。本文最后讨论了戴震是否唯物主义者的问题。     

章实斋评戴东原——章学诚史学研究之二

会稽章学诚字实斋,休宁戴震字东原,都是清代中期著名的学者。章氏是杰出的史学评论家,戴氏是著名的思想家。 由于章学诚在做学问上强调“经世致用”,反对为学术而学术,对脱离当时现实生活的考据学(亦称汉学)笼罩整个学术界的不正之风,抱着“持世而救偏”的宗旨,因而对这种处于官学地位的考据学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和批判。在批判中间,势必要涉及当时的社会名流和权威人物,所以他这种批判精神,在当时社会不仅没有得到支持和欢迎,相反遭到了社会上对他很不公平的待遇,明枪暗箭,一齐袭来。特别因他批评了汉学大师戴震,于是长期以来一直遭到指责。说他批戴完全是出于“门户之见”,目的是“维持宋学”。直到解放后,有的文章还把批戴笼统说成是章学诚“六经     

“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必须放在清代学术转向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清初以来,宋明理学“形而上”本体受到了根本的质疑。章学诚把“道”理解为一种历史化的过程,而不是永恒的超越一切历史的实体。通过回复到原始儒家,章学诚重新阐发了“史”的意义,经学在三代是作为记录典章制度的“器”。章学诚还批评了乾嘉考据学的弊端,他认为考据学只是对于历史材料的考订与整理,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博学”与“约守”不可偏废,在“功力”的基础上必须成就“学问”,这也就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六经皆史”是史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产物。     

传承与衍变——《史微》与《文史通义》之比较研究

在清末民初学术界,张尔田以推崇和发扬章学诚学说而著名,所著《史微》以章学诚《文史通义》"六经皆史说"为基础"考镜六艺诸子学术流别",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古代学术思想的通论性著作。《史微》与《文史通义》在治学方法、思想倾向等方面既有一致之处,亦有显著不同。通过对其异同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了解章学诚学说在后世的流衍及其对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的影响。     

汪容甫与章实斋交谊及学术异同考论

汪容甫与章实斋有三次共事的经历,两人最初交恶是在第一次共事朱筠幕府期间;"议论不合"是他们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实斋始以容甫为"畏友",后视之为"妄人",是其学术发展和心态变化的反映;汪、章两人学术都深受戴震学术的影响,多有相通之处,但也有区别,具体表现在学术路径、治学理念、致思方向、经世之志等方面。     

从学术期刊看当前文艺学批评的严重缺失——以《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为样本的分析与探讨

当前学术期刊中的文艺学批评缺失严重,其突出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主批评"与"次批评"的地位颠倒,认真严肃的"指名批评"匮乏;二是没有多大学术意义的"栏目"五花八门,而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学术批评"栏目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总之,文艺学批评乃至整个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批评任重道远,尽管目前它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但只要紧紧围绕学术期刊、批评队伍、理论武装和评价机制等四个方面来做工作,就必定有进步,也必定有收获。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浅析

"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的卷首提出的重要论断,关于这一命题,学术界说法不一。本文试从四个方面即"六经皆史"的提出、内涵、意义及阶级实质来通观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全貌。通过具体论述认为,"六经皆史"是章学诚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核心,它是以持世救偏的姿态出现的,是封建社会后期的一种社会思潮,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文艺学批评”建设进路：实践、理论和机制

"文艺学批评"建设对于文艺学的"创新发展"至关重要,在此,从实践、理论和机制三个角度予以探讨。实践进路就总体而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分门别类、深入细化、追本溯源。理论进路主要包括六个方面:挖掘历史资源、总结典型案例、建立批评模型、重构反思批判、多个学科参与、促进百家争鸣。机制进路主要为学术管理机构一方面淡化刊物级别,加快"进一步剥离了学术文章与学术刊物"的"开放获取"建设,另一方面减少立项资助,并"确保从科学角度对专项资金进行监察";与此同时,还应该通过"制度设计"来调动学术共同体各成员参与学术批评的积极性,大力推动由小同行所进行的针对"文本自身"的学术批评,并以之作为学术成果和项目成果质量鉴定以及奖励的主要依据。     

The opposition of Wu Wan Schools and JiangFan’s evaluation on DaiZhen

从《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国朝宋学渊源记》看,江藩基本把握住了戴震的学术全貌,比较注重戴震对友朋后学的影响,当然,这两点处处都渗透着江藩的"纯汉学"眼光;江藩对戴震以"晓徵为第二人"颇有微词,这是缘于他认为戴氏之学低于钱大昕,实际上他在多处是惠戴并称的;江藩品人论学多以戴震为参照,其前辈学者及友朋论戴惠之学亦无贵己贱彼之迹象。认为吴皖分帜之观念始于江藩且其有重吴略皖之倾向,实有武断之处。     

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刍议

章学诚认为文集的价值在于"与史相辅"、补史之不逮,如此便形成了一种"纳文入史"的文史观念,强调文集的史学意义。首先,他以"六经皆史"的史学观为基础,完成了"纳文入史"观的理论构建,其中"文体"是他把文集纳入"道—六经—战国之文"这一史学体系的关键。其次,《文选》兼览八代、汇聚各体又各以类分的编排体例,与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学方法相契合,这也成为后世文集与章学诚县志文征编纂的范例。对"《文选》之体"的借鉴,是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得以实际运用的关键一环。     

张舜徽对章学诚学术思想的承继与发展

张舜徽平生十分推崇章学诚,在治学历程中对章氏之学术思想多所承继与发展.概而言之,约有三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旨趣;博观约取的治学方法;评判学术的治学趋向.就学术理路而言,张舜徽更多地偏向于汉学一派,章学诚则隶属于宋学阵营,但张舜徽却屏除门户之见,对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多所继承与发展,充分证明了张氏治学兼采汉宋的通人家风.     

从汉宋兼采思想兴起看清代学术的现代转向——以翁方纲、章学诚、许宗彦三家学说为考察中心

汉宋兼采思想学派是清中后期崛起的重要学术派别,前后流衍数百年,其兴起原因十分复杂,而乾嘉时期的翁方纲、章学诚和许宗彦的言论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启迪作用。翁方纲认为汉学与宋学合则双美;章学诚则认为二者离则两伤;许宗彦认为汉学为下学,必须上达宋学才算圣贤之道。三人言论虽略有异,却都是为了补汉学之偏,救宋学之弊,透露出清代学术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向的消息,今日探讨,仍有现实意义。?更多还原     

对章句训诂与心性义理的双重超越——章学诚经典阐释学思想探微

在经历了汉唐经学、宋明理学以及清初以来风头正盛的考据之学发展演变之后,章学诚眼中的中国传统学术已面临着极大的危机。无论是汉学的章句训诂、名物度数之学,还是宋学的心性义理之学,抑或是宋学内部的"尊德性"与"道问学"两种学问路向,似乎都未能符合他的学术标准,更不用说儒学之外的词章之学了。即使是源远流长、成果丰硕的史传传统,在他看来也是问题重重。基于对传统学术如此之考量,章学诚试图建构一种超越前人的新学术,这就是"史学"。这种"史学"不是史书的编纂实践,亦非史书编纂体例、方法的总结,而是一种追问古代典籍"所以言"的学问,是揭示意义的学问。对此,我们称之为"经典阐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