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调解与社会工作:区分与融合

家事调解从其产生时起就与社会工作之间有着颇多的关联与渊源。 随着家事调解发展成为一 个独立的专业,其与社会工作之间有了一定的专业界限和区分。 但是从家事调解主流模式的发展和特点 来看,无论是伦理和价值观念,还是干预模式和方法,家事调解都融入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元素;而调 解技术的训练和实践也能提升社会工作服务品质。 两个专业之间的相互滋养给双方都带来了许多益处, 因此家事调解与社会工作的融合既是趋势所向,也是需求所在。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家事调解与社 会工作的融合趋势已现,进一步的发展则需要更多的跨界合作和专业之间更深的融合。     

论家事案件强制性调解程序的构造

家事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所占比例不小,其产生于特定的家庭环境之中,一般都牵涉到身份关系的认定,而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方式应有别于普通民事案件。在借鉴域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应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强制性调解程序以更有效地解决家事纠纷,也即将此调解程序前置于审判程序之前,强制予以调解。强制性调解程序的性质应为以合意性为主、强制性为补充的特性。此项制度的构建可以从调解程序的启动、调解机关、调解范围、调解方式等方面作出一些程序的设计。     

大陆法系视域下的家事调解前置机构比较与借鉴

由于对调解是否属于司法权的认识不同,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调审分离”的实现路径上存在差别。我国大陆地区属大陆法系,在司法理念和调解实践上与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可在借鉴其家事调解前置机构设置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大陆地区情况选择适宜的制度设计。设置单独的家事调解前置程序,确立家事调解法官和家事调解委员会调解两种调解模式。家事法官负责行使司法职权,调解员负责具体的调解事务,以此实现彻底的“调审分离”。调解成功后可作出合意裁定或调解书,明确其具有与确定判决相同的法律效力;调解不成的及时转交审判机构,审理时发现确有调解必要的,移付调解机构调解,但除特殊情况外以一次为限。     

我国家事诉讼特别程序的构建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传统社会的变迁及家庭结构的瓦解,法律与家庭的互动也有了新的发展,家事纠纷数量激增。目前我国尚未形成独立的家事诉讼制度,司法实践中对家事特别程序的探索尚属于起步阶段。从长远来看,基于家事纠纷的特殊性和既有审判制度的局限性,我国有必要构建独立的家事诉讼特别程序,以儿童最大利益为导向,实行有限的辩论主义和积极的职权主义,并对立法模式、适用范围、诉讼主体、家事调解以及家事法院等方面作出规定。     

我国家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评析与构建

婚姻家庭争议解决机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其纠纷解决类型都呈现多样性与广泛性的特点。本文对我国目前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梳理,并从功能与价值上阐述了家事纠纷解决机制具有独特化、非诉化、多元化的特点,最后对如何建立与完善多元化家事纠纷机制提出自己的思考。     

论家事纠纷诉讼与 非诉讼协同解决机制的构建

近年来我国家事纠纷数量逐年递增,传统的家事诉讼解决机制已经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家事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因其独特的功能作用,已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考察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熟经验可以发现,对家事诉讼特殊程序机制的构建和对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培育利用是同步进行、协同发展的。结合我国国情,应当立足于家事纠纷的固有特质,一方面通过专门立法解决家事诉讼程序理念不适应实践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借鉴域外经验合理培育若干种家事非诉讼解决机制,并做好二者之间的有机协同。     

劳动争议调解制度的完善

劳动纠纷的特殊性决定调解在劳动争议解决中的重要性。但我国立法界对劳动争议调解重视不够,对其规定过于简单,造成实践中不能充分发挥调解在劳动争议处理中的作用。现针对劳动争议调解的实践,剖析当前关于劳动争议调解立法的不足,提出立法上的完善建议,以促进劳动争议调解实践的发展和劳动关系的和谐。     

论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变迁——纠纷解决观、调解组织和调解功能

人民调解脱胎于我国传统调解,产生和发展于新民主主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调解得以正式制度化。任何制度的发展都是一个不断缔造的、动态的历史过程,在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变迁中,关于纠纷解决的观念、调解组织、调解功能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断裂与延续。在人民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中,要从历史出发,立足现实,培育和发展与现代社会相契合的调解制度。     

韩国调解制度的现状及评价

中日韩地理位置邻近,历史文化互相交融,近年来,三国贸易额从1999年的1300亿美元左右增长至2022年的近8000亿美元,三国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性有所增强,在服务贸易领域有着较强的互补性。中日韩三国合作既推动了三方的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又带动了东北亚地区和全球贸易与经济增长。当前,全球产业链布局调整,传统经贸体系面临挑战,构建一套行之有效、公众普遍接受的纠纷解决机制,是保障国家间经贸合作发展的重要手段。中日韩三国之间加强法治交流,发展完善国际商事调解机制,形成诉讼、仲裁、调解、法律查明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助于公正、高效、便利地解决三国自由贸易过程中的各类商事纠纷。中日韩调解中心的建立旨在为RCEP、中日韩自由贸易做好基础设施建设,搭建中立、独立、专业的国际商事调解平台,为商事促进与纠纷调解提供便利,发挥中日韩调解中心与政府、法院、仲裁、商协会合作共建调解室的引领作用,更好服务三国企业解纷需求,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值2023年11月4日中日韩调解中心启动之际,我们邀请7位中日韩三国从事国际商事调解的理论与实务专家畅谈“中日韩国际商事纠纷与调解制度”,以飨读者。     

试论人事诉讼程序的价值与法律基础——兼析构建我国人事诉讼程序的可行性

设立人事诉讼程序已经成为适应法律与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建构人事诉讼程序有良好的基础,司法改革的进行为人事诉讼程序的建构提供了契机。人事诉讼程序的建构有利于促进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适应日益复杂的身份关系纠纷解决的需要,有利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制度同世界接轨。     

社会工作：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有效选择

社会工作是适应西方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一项专业性、职业化的工作方法。它与我国具有民间性、自治性的人民调解制度在思想理念、目标价值、社会职能和方法技巧上具有契合性和趋同性。在《人民调解法》的具体实践中,充分运用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专业技巧,有助于创新人民调解模式、增强人民调解功能、完善人民调解制度。     

浅析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构建和发展

刑事和解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在英美等国司法实践中适用以来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这种纠纷处理方式节省了被害人、加害人的诉讼成本和国家的司法资源,目前已被许多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是实现刑罚目的、推进刑事民主化、改革重刑化的刑罚体系以及实现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     

英国中世纪婚姻家庭法评析

英国中世纪婚姻家庭法是教会法、盎格鲁撒克逊法、普通法和衡平法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奠定了英国近现代婚姻家庭法的基础,也是英国婚姻家庭法近现代化的障碍。英国中世纪婚姻家庭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农村分家模式对家庭规模变动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对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分析全国人口普查原始数据可以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启动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分家模式发生明显的历史性变动,主要体现在兄弟分家和父子分家两方面:兄弟间的分家模式从"一次性分家"向"多次性分家"转变,兄弟结婚后越来越多地是结婚一个就分出去一个,而不是等所有兄弟都结婚之后再一次性分家;父子之间,原有的父亲选择与独子或者小儿子一起居住的模式也正在发生改变,父亲与所有儿子甚至是独子分家、形成空巢家庭在全国不少地区成为普遍趋势。分家模式的这两种变动趋势是农村家庭规模进一步小型化的直接推动因素。     

试析德国在"陶德曼调停"中的亲日倾向

对于"陶德曼调停"事件,虽然德国出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考虑,竭力维持中立的幌子,但是,从德国选择的调停时机、在调停中对中日两国的不同态度以及调停失败后德国远东政策的突变等一系列过程,可见其明显的亲日倾向.德国在这次调停中所表现出来的既不想公开放弃中立立场,又处处维护日本的态度,是德国在一战结束后一直以来的亲日东亚政策的反映.     

六朝时期会稽虞氏之家风与家学

六朝世族门第之长盛不衰,与其家风、家学有关。会稽虞氏兴自东汉,历六朝之世,绵延至隋、唐,数百年间代有才人,成为江东著姓。虞氏门风尚忠义,重事功,讲孝友。在学术上以儒学为根本,兼容并包,南朝后期渐重文学艺术。     

论ADR与经济法纠纷解决机制的耦合

ADR作为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灵活性、易执行的特点,与诉讼方式并行不悖.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ADR机制有助于实现和谐的市场经济秩序,与经济法纠纷的复合性、新型性、技术性等特征契合,弥补了司法诉讼途径解决经济纠纷的不足,对于完善经济法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重大意义.实践中,仍需解决ADR机制在经济法纠纷解决中的有效性和规范化问题,实现与国家司法权的协调互动.     

我国古代的家庭教育思想

德为教本、移风易俗 ,尊老爱幼、六亲和睦 ,勤俭持家、以身作则 ,一向为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这些传统的教育思想对于现代家庭来说 ,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