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时期的湖南散文的地域风貌

朱正、钟叔河是湖南学人散文的代表作家,其作品中“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特立独行,清高孤傲”、“中庸和谐,柔韧坚定”的人文风采,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反映了当代湖湘精英人物同时追步鲁迅、周作人,但又有意无意的用周作人来稀释鲁迅的生存和行为状态,这种人格倾斜与湖南文化的历史基因有关,也是人与环境的现实关系活生生的文化体现。     

对周作人失节的思想文化解读

周作人晚年堕落的思想文化基础是个人本位主义思想。它是周作人作出人生选择与文化选择的关键与核心 ,由此而演绎出的“世界民”思想、现世思想、叛徒与隐士的双重人格、隐忍调和的人生态度以及“唯文化至上”的日本文化观等思想文化因素都不同程度地为他的堕落失节提供了不可忽视的理论依据     

周作人文化性格的佛学底蕴

以释补儒,以佛学作为对儒家思想纠偏补缺最重要的文化因子,构成周作人基于中西文化融贯之上的儒家人文主义思想的基本框架。小乘缘起论为周作人提供了消解儒家天命观的思想力量,强化了周作人反思想统制的个性主义。佛学以觉为本的立教思想启发了周作人的启蒙思路,形成他以关注人的精神解放为本的人道主义特征。从佛学心性理论入手重视自身人格意志修养,是周作人以释补儒格局治佛的又一途径,其中佛学“空观”理论与“忍”的精神帮助周作人强化反抗绝望的精神特别值得注意。佛学通过消解、补充儒学而进入周作人的文化性格,从而赋予其厚重的佛学意蕴。     

基督教文化对周作人文学观的影响

分析了周作人“爱之福音”的文学观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周作人认为,文学不仅与宗教关系极为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虽然近代以来文学逐渐脱离宗教,但它们之间仍有很多相同和相通的地方,尤其是近代人道主义思想和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更为密切。基督教强调“爱”,周作人认为文学的终极价值也是“爱”与“同情”,而怨恨与文学的本质根本冲突。尽管周作人的主张与强调“反抗”、“复仇”的主流文学话语极不合拍,但他所强调的善待弱者,关爱生命,警惕任何把人当作工具的观念和一切怨恨、报复等非理性情绪,做一个成熟而理性的现代公民,无论如何都是一笔珍贵的财富。     

论周作人以文化为中心之日本研究的特点

通过周作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表的大量有关日本研究的文章,分析周作人对作为一种独立的民族文化的日本文化的理性认识和思考,日本文化是一种与中国文化有密切渊源关系和独立的民族文化,日本文化在某些方面甚至胜过中国文化,日本与中国具有文化上的平等地位,这个认识在周作人是明确不疑的。这是周作人的日本文化观,而这个日本文化观正是他的整个世界文化观的一个投影。“周作人强调在尊重他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宽容的、多元的世界文化观,这可以说是周作人的一个基本思想。正是在这宽容的、多元的世界文化观的支配下,他坚持自己的日本研究的提倡,并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进行了思考和探讨。     

基督教文化对周作人文学观的影响

分析了周作人“爱之福音”的文学观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周作人认为，文学不仅与宗教关系极为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虽然近代以来文学逐渐脱离宗教，但它们之间仍有很多相同和相通的地方，尤其是近代人道主义思想和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更为密切。基督教强调“爱”，周作人认为文学的终极价值也是“爱”与“同情”，而怨恨与文学的本质根本冲突。尽管周作人的主张与强调“反抗”、“复仇”的主流文学话语极不合拍，但他所强调的善待弱者，关爱生命，警惕任何把人当作工具的观念和一切怨恨、报复等非理性情绪，做一个成熟而理性的现代公民，无论如何都是一笔珍贵的财富。     

苦雨斋中话美文--浅谈周作人二十年代的小品散文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够独树一帜、自成风格的散文大家。以周作人二十年代小品散文为本 ,研析其学者式的知识园地、“逸趣”盎然的艺术品格、舒缓自在的语言表达等方面的艺术特色 ,探讨周作人二十年代的小品散文的独特的精神内核及文化品格     

周作人的“两个鬼”

“两个鬼”是周作人对自身矛盾性的一种概括 ,亦是人们对他的普遍认识。通过周作人与鲁迅的比较 ,可见在某种程度上“两个鬼”并不是周作人所独具的特性 ,而是人性的普遍存在。     

在学术与思想之间:周作人对文化人类学的接受

在周作人的知识结构中,文化人类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留学日本期间,周作人接触到希腊神话,又因希腊神话对文化人类学产生兴趣。作为启蒙知识分子,周作人对文化人类学的接受不仅有着学术上的诉求,而且有着更深的思想因由。就前者而言,文化人类学为周作人解读童话故事、探究文学起源提供了理论资源;就后者而言,文化人类学既是周作人解剖中国社会痼疾的工具,也是解决儿童问题的主要依凭。对于周作人与文化人类学关系的梳理,可以反映出文化人类学知识在中国传播之初,如何与"五四"前后的学术、思想相勾连。     

论周作人笔下的东京形象

周作人笔下的东京形象既是自我的社会镜像，又是建立在民族复兴意义上的日本文化和生活想象。周作人在个人性分与民族古昔里找到了与东京日常生活的契合点，对落语、川柳、浮世绘等的接受确立了他介入五四新文学的角度和姿态。民俗、遗传和国粹则是另外形式的“日常生活”。周作人的东京形象重构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对自我与他人或自我与世界的调适风度。在反抗与革命的框架下，周作人别构了日常生活的现代性空间。     

鲁迅与黎锦明

黎锦明作为鲁迅赞赏过的"湘中作家",和鲁迅有过密切的交往。鲁迅曾经亲自教诲黎锦明,因此无论在思想上和文学创作上黎锦明都深受鲁迅的影响。他继承了鲁迅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又开启了革命小说的先河。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黎锦明和鲁迅一样旁出一支"反抗复仇"的主题,最终成为20世纪20年代一位重要的小说家。     

新时期的浙江鲁迅研究

浙江是鲁迅研究的重镇,改革开放以来历经三个阶段,一直有正常的发展;研究力量大约可分为四个研究群。浙江鲁迅研究的特点是:地方特色鲜明;重视普及工作;少有喧哗和骚动。     

鲁迅研究和解读的先验模式批判

长期以来,研究和解读鲁迅明显存在着先验假设的模式。一方面,研究者往往从某种需要出发先对鲁迅下结论并以为正确,然后再到鲁迅文本那里去寻找根据进行阐释。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读者做不到对鲁迅的完全阅读和理解,就按照研究者的先验结论去解读鲁迅的作品。这样的先验阐释严重影响了受众对鲁迅的理解和接受,要真正“走近鲁迅”,放弃以假设为前提的先验研究和解读是必要的。     

重申“鲁迅精神”

在当今学术界 ,一方面研究鲁迅的文章层出不穷 ,然而“论文”化的鲁迅不是本色的鲁迅 ,吃透鲁迅精神的学者名流多如过江之鲫 ,可是在人格上传承鲁迅精神的知识分子却少之又少。一个三流的学者当然能从鲁迅身上获取学术利益 ,然而却只有一流的学者才能从鲁迅身上获取人格力量。另一方面把鲁迅的思想当作绝对的权威 ,强制性地让青年们接受和服从———学院化 ,体制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鲁迅也不再是真正本色的鲁迅 ,鲁迅被“神化”的同时 ,也被庸俗化了。因此这是一个鲁迅缺席的时代 ,重申鲁迅精神的直面、求真、启蒙刻不容缓。     

对目前鲁迅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目前鲁迅研究出现“鲁迅热”与“吃鲁迅”之争。包括如何认识领袖人物的“鲁迅论”及有关鲁迅“远去”与“永存”、“修理鲁迅”与“捍卫鲁迅”、对鲁迅的“个人理解”与“经典理解”、“鲁迅现象”与“鲁迅资源”等热点问题 ,都值得探讨。     

台湾“日据时期”作家与“东亚鲁迅”的精神关联--以杨逵与赖和为中心

“东亚鲁迅”（包括“东南亚鲁迅”）的核心是鲁迅所提出的“抗拒为奴”思想精髓。东亚和东南亚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有一个反抗异国殖民统治、摆脱被奴役状态、寻求民族解放的时代背景，所以他们是从“抗拒为奴”的基点上来接受鲁迅的。台湾同样有一段被殖民的历史，杨逵与赖和乃至大多数台湾日据时期作家，也最有可能在“抗拒为奴”的层面接受鲁迅，从而在他们的创作中留下印记。台湾“日据时期”作家“抗拒为奴”的诉求绝大多数体现在“国家民族”的层面，更多地出于一种民族救亡的需要，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个人层面的“抗拒为奴”的忽略和遮蔽。     

二十世纪日本鲁迅研究的三次转向

20世纪日本鲁迅研究主要经历了三次转向:"文学"的转向、"政治"的转向、"文化"的转向。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启蒙者"鲁迅、"文学者"鲁迅、"革命人"鲁迅和"科学者"鲁迅等心像,显示着日本鲁迅认识由表及里、从虚到实的理论轨迹和基本倾向,表明了日本鲁迅研究在克服"竹内鲁迅"的过程中,不断创新的努力。     

鲁迅与东欧传统现实主义文学

鲁迅与东欧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之关系,主要是一种影响性联系.国情的相似,艺术创作主旨的同一,使得鲁迅选择了以果戈理、契诃夫、显克微支等为主要代表的包括俄国文学在内的整个东欧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并在创作总体艺术风貌上呈现出诸多相近之处.但复仇诗人鲁迅却与博爱作家托尔斯泰相疏离,忧郁而又温婉的屠格涅夫在悲愤之海——鲁迅那里,只扮演了小溪角色.鲁迅的选择是多元的,有时又是挑剔的.     

鲁迅小说的女性意识

鲁迅在他的小说《呐喊》、《彷徨》中,创造了一个他那个时代的相对完整的女性世界,其中鲁迅寄寓了对中国妇女的深切同情,挖掘她们被扭曲、被践踏的根源,适当地批判她们的历史弱点,并执著地为她们的解放寻找出路。正是在关注妇女、写妇女的角度,鲁迅成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鲁迅小说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以其文化批判和经济审视而极具深刻性。     

翻译与性别:论鲁迅文学译作中的女性观

鲁迅的译作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女性问题一直也是他所关注的一大焦点,贯穿于他的创作和翻译生涯,尤其是他翻译文本里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及女性标准与当时的社会道德规范大相径庭。在特定时期,鲁迅文学译作中的女性的生存困境,为女性争取话语权带来了契机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