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历史叙事分析

革命历史记忆的建构实际上是一个历史叙事的问题，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关于革命历史的叙事经历了一个从革命的现实反映到革命的历史化讲述，再到历史的革命化讲述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来建立革命历史的整体记忆。革命历史的外在时间谱系和内在逻辑结构的确立。成为革命历史叙事的关键。     

《红旗谱》:民族国家的历史革命化叙事范本

《红旗谱》作为一部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不仅是新中国革命历史记忆的书写,而且将历史的进程革命化了:历史被纳入革命的意识形态中予以见证和讲述,成为叙述的"主体",直接由后台走向前台.作为人物的阶级身份、成长历程直接见证革命历史记忆中"英雄时代"的社会秩序、人格化想象.它呈现的是一种对于崭新的现代民族国家历史革命化叙事文本,是对社会秩序合理性的一种文学体认和确证.     

试论《红旗谱》的历史革命化叙事

《红旗谱》作为红色革命历史小说,不仅是新中国革命历史记忆的书写,而且将历史的进程革命化了;其中,人物的阶级身份、成长历程隐喻了革命历史记忆中"英雄时代"的社会秩序与人格化想象,是一种崭新的现代民族国家历史革命化叙事范本。     

革命历史的“现在性组织”——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历史叙事分析

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历史叙事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现在性组织”。这种“组织”一方面体现在根据现实的需要来选择讲述对象,另一方面体现在根据现实需要来描述历史场景。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正是通过这种“以果溯因”的现在性组织来为新中国现实存在确立合法性依据。     

《萨帕塔的眼睛》中的历史书写

以著名农民革命领袖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的情妇伊内斯为叙事者,讲述了伊内斯与萨帕塔之间的情感纠葛及其在革命期间所承受的灾难和伤痛。小说赋予历史叙事所忽略的失语者以叙述声音,通过文学想象解构并重塑被卷进历史事件的个体的形象,从而“真实”地再现墨西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通过叙事者伊内斯之口,对主流叙事中所浸淫的男权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对革命爆发的内在动因做出了新的诠释。     

“革命历史叙事”的双重面孔

新时期以来,“革命历史叙事”的概念逐渐超越了“红色经典叙事”的范式,将解构传统革命历史的“灰色叙事”也纳入到自己的范畴中来。很多作家将视角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延伸到辛亥革命、文化大革命等另类革命中,或者对于传统革命持反思和质疑的态度。“革命历史叙事”概念分裂性、歧义性的背后,折射出中国当代社会思潮、文化语境以及革命史观的巨大变迁。     

《红旗谱》：“红色”革命历史记忆的历史革命化范本

作为一部新中国“红色”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红旗谱》不仅是新中国革命历史记忆的书写，而且将历史的进程革命化：人物和历史的成长形成了意义的同构。在英雄人格化想象下人物的阶级身份意识步步彰显、清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体现的是一种对于崭新的民族国家现代性想象和合法性确证的叙事范本。     

后革命氛围中革命历史再叙事的价值重评

在后革命氛围中,经典革命历史叙事被重写,形成了一股革命历史再叙事的风潮。革命历史再叙事受到了大众文化的明显影响,固有革命的价值理念和内在逻辑遭到不同程度的瓦解,作品呈现出表现纷繁芜杂的文化取向和多元化的表现方式。尽管如此,革命历史再叙事依然有存在的必要,革命历史应该在更加开放自由的思想视野下被再次表现。     

建构与消解——革命历史叙事与作家身份转型

革命历史通过亲历者口述记录与工农兵作家书写等形式,试图形成强有力的"主流叙事"的建构。革命历史叙事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已初具雏形,但在建构过程中却包含着作家身份的重塑与转型。此外革命历史叙事在当代得以"经典化"的进程中,历史的消解也随着文本的生成而逐步显现。革命历史叙事的样板性建构,以集体创作的思维模式呈现而消解了作家自我的个性,并在左翼思潮退潮后逐渐瓦解。历史消解的加剧与深化,在新历史主义小说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而作家身份焦虑与沉浮的过程,则映射出当代文学沉重而复杂的历史性局限。     

叙事·文本·记忆·历史--论格非小说中的历史哲学、历史诗学及其启示

格非的小说中一个最有价值但却没有得到明确阐释的意蕴,在于其富于启示意义的历史哲学意识.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是影响他的历史观念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格非的历史哲学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由个体处境与个体无意识所支配的历史偶然论与不可知论;二是由文化结构与集体无意识所决定的历史宿命论;三是由个体意识结构与记忆方式、语言以及叙事文本的"诗学"特性所决定的历史(叙事)虚拟论.     

一场革命的“哗变”——新历史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的革命叙事比较

新历史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的根本区别,主要不在其题材之新,而在于它提供了新的历史叙述方法、新的历史观念和新的表现手法。革命历史小说中的革命叙事的经典模式,在新历史小说中被彻底颠覆,革命叙事呈现为对革命起源神话的终结、革命历史叙述的重组、革命英雄沉落等景象。这表现了开拓独特的历史生活和揭示崭新历史精神的趋势,但对革命历史的随意处理或编制也有取悦、迎合大众文化之弊,革命历史被演绎成纯粹的影像或幻想,其颠覆性破坏也给以后的小说提示着警惕。     

知识·权力·文学史--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再思考

呈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知识谱系或关键词必然牵涉文学叙事的"权力"和它的实施步骤。文学叙事即构成了对一种权力普遍性的寻求。文学史并不是由中性材料堆垛成的一长串文学事实,而是文学叙事权力全面渗透、控制着的场域。权力诉诸文学有多种表现方式:文学社团和办刊、翻译、文学批评和论争、作家创作对读者的影响等。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白话文学史》：文学史书写的政治

胡适的半部《白话文学史》在学术史上的价值并不突出,作为白话文运动的总结性成果,其对传统文学秩序的彻底反叛及其所采取的二元对立的叙事方式,与其说是一个文学史的“解构-重构”过程,不如把它看成是对五四那场思想文化运动的寓言化表述。     

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与革命史观的变迁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泽厚提出中国近现代史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以后,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以来“造反有理”的革命史观进行反思,以新启蒙话语接续“开民智”;随着90年代初“反激进论”成为压倒性优势,现代化的路向由“破旧立新”转向“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此后反思“现代性”以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自性”的维度,视角再度转向晚近“传统”,以扬弃革命史观中的合理因素与糟粕。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由革命史叙事到现代化叙事,进而转向现代性叙事,革命史观的消解与现代性史观的形成直接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界议题和热点的转移。     

新历史小说:定义、理论背景及文学渊源

对新历史小说定义的相关界定进行了综述,阐述了“历史”的3种形态,新历史主义的兴起及其主要内容,指出西方当代历史哲学思想是新历史小说产生的理论背景;新历史小说与传统历史小说、革命历史小说的区别;新历史小说与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的文学渊源。认为新历史小说是从历史小叙事的视角来讲述近、现代民间历史生活,表达“个人自我心中的历史”的一类小说。     

史传、讲史、章回小说创作目的之演进

史传的创作主要在为天,讲史主要在为民,而章回小说则主要在为己,这些不同的创作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的文体面貌,而创作目的的变化也正是史传发展为讲史、讲史又进一步发展为章回小说的重要因素.     

红色历史代述与革命知识传播——论“十七年”小说中的战争叙事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延续了左翼文学传统,通过战争叙事对普通民众进行革命知识传播和红色历史代述,解释革命起源和发展以及民族国家的未来建构目标,进而使“共产主义”的发展图景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走向融合。     

口述史与女性主义研究的亲缘性

口述史与女性主义视角在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的真实性和研究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即由于种种社会历史原因,大量普通女性和底层民众往往被排除在主流历史建构过程之外,但是书写历史的神圣性常让人们遗忘这一点。正是在这一点上,口述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从妇女对日常生活的讲述中挽救和建构妇女史。相比于文字材料,口述材料的特殊价值在于对讲述者主体性的尊重和恢复,以及以此为基础重新建构起来的研究双方的平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