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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军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7(2):76-78
延安文艺界所开创的文艺创作方向作为建国后的文艺主潮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在这一长达近四十年的文艺实践过程中,左翼文艺界为了在文学艺术中创造一个“绝对无我”之境,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文化战略目标,追求一种“绝对的纯粹”。从20世纪40年代的歌剧《白毛女》到60年代的舞剧《白毛女》,就很好地反映了革命激进文学派别的这种乌托邦冲动,即以“净化”的方式修改一些“具有一定思想基础”,但又有可能模糊政治伦理观念的“复杂性”作品,展开对自我、阶级本质等想象,以建立一个全新的文艺形态。 相似文献
2.
林芊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4,(3):203-207
2012年《贵州大学学报》推出新的特色学术专栏——"清水江学研究",是《贵州大学学报》五十多年来的一次大变革,也是对贵州学术文化、中国学术文化做出的贡献:两年来专栏推出相关学术论文已达28篇,作者群来自全国各地,研究问题涉及一个区域文明社会的方方面面,一门新研究学科"清水江学"雏形已现;专栏为贵州历史文化研究奉献出一个走向全国的学术论坛平台,也将清水江学推向了全国和世界。 相似文献
3.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
不管是刑事立法的具体内容,还是刑法罪名的形式命名,立法机关都应当充分地、尽最大可能地发挥理性的积极作用,从而实现吸收司法经验和运用理性逻辑的高度统一与完美结合。基于刑法的保障法地位、后置法角色和其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人权的终极旨归,在刑事立法方面应当坚持三个基本理念:刑事立法的独立性、统一性和谦抑性,这不仅是对刑事立法内容的要求,也是对刑事立法形式的要求。在刑事立法内容方面,不应仅仅关注条文的内容规定和修改,也应重视和加强对刑法罪名命名权的研究,着力纠正司法实务中基于惯常做法和不成文的旧例所形成的自带的"天然合法性"错觉。从根本上而言,由立法机关而非司法机关行使刑法罪名命名权,在形式层面上是法律保留原则的合法性要求使然;在实质层面上是罪刑法定对刑事立法的明确性要求。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