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再分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使用2005年、2006年及2008年三年的CGSS调查数据,运用Order Probit模型,尝试从收入分配及再分配等宏观角度破解我国的幸福收入悖论之谜.结果表明,一方面,收入差距侵蚀了经济增长对幸福的正效应,另一方面,收入再分配的公平性能显著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尤其是落后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分析结果启示我们,经济发展和相关的政府政策的实施都是为了增强国民的幸福水平,经济的快速增长以降低居民幸福水平为代价显然违背了发展的基本初衷.就发展的终极目的而言,经济增长绝不是发展的唯一路径,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为居民提供均等化的公共基础服务,同样能增强人们的福祉.     

流动人口的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实施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问卷》数据,探讨回归模型中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研究中国流动人口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收入差距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这种影响在不同就业身份的流动人口之间存在异质性,个人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雇员群体中表现为显著的U型,在雇主群体中表现为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在自营劳动者群体中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家庭总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雇员和自营劳动者中都表现为显著的U型关系,在雇主群体中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阶层分化、社会地位与主观幸福感的实证考量

文章以职业为基础对我国的社会阶层进行划分,在此基础上,使用WVS调查的数据对我国居民的社会地位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差异,企业经营管理者、下层办公室人员和城市体力劳动者的幸福感水平都高于农民阶层.这一研究结果大体上支持社会地位越高,幸福感水平越高的理论假设.     

湖北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在构建湖北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拟合调查数据,分析湖北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结果发现,社交关系、收入水平和健康状况等二级指标对居民幸福感有重要的影响。工作压力、贫富差距、保障体系、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交通出行和政府效率等三级指标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主观幸福感的结构方程模型

摘　　要:此文对主观幸福感进行了较系统的讨论。数据来源基于北京市统计局的一项调查。其思路是将诸多变量通过因子分析法归纳为四个主因素,即工作、生活、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通过这四个主因素的关系对影响幸福感的各种关系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其后的结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即现阶段GDP还是影响幸福感的最为重要的指标 。     

腐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CGSS(2011-2013)数据,采用ordered logit模型研究了腐败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腐败降低了中国居民幸福感,且这种影响主要通过影响相对收入来实现.分组分析结果表明:腐败显著降低了低收入阶层、城市地区(或东部地区)居民幸福感,腐败对其他收入阶层、农村居民(或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     

收入差距扩大格局下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我国的社会阶层分化也日益明晰。在社会阶层分化的过程中,各种社会问题大量涌现,如处理不当,则很可能引发社会转型期容易出现的"结构性风险"。因此,研究我国当前的社会阶层分化状况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从而给出治理对策,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休闲模式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作用机制及实证检验

文章以《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9—2020年）》中2019年的微观数据为样本,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法实证分析了老年人休闲时间配置模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的休闲时间配置模式可以分为一般休闲型、自我休闲型、家庭友好型和运动时尚型4种类型。其中,运动时尚型和自我休闲型休闲模式可以显著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而家庭友好型和一般休闲型休闲模式并未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在克服了内生性和稳健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运动时尚型休闲模式可以促进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进而促进个体主观幸福感提升。此外,还对不同性别、居住地、收入与婚姻状态的群体进行了异质性分析。     

收入差距:客观测度与主观评价的实证

居民对收入差距的主观评价直接影响社会协调和稳定,是衡量收入差距适度性的重要标准之一。文章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为基础,使用多元有序probit回归模型,就中国居民所处地区的客观收入差距对其收入差距主观评价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客观收入差距对收入差距主观评价有显著正向影响,居民能够对所处地区存在的客观收入差距有一种理性的判断和认识;其次,对于相同的客观收入差距,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相比,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倾向于低估收入差距严重程度;再次,收入满意度高的居民也倾向于低估收入差距严重程度。     

北京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实证分析

文章依据北京市居民幸福指数调查的问卷数据,根据主观幸福感研究的相关理论选取变量指标,采用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主观幸福感的形成因素及其变动情况。分析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主要受到六个生活评价指标的影响,并且发现物质条件状况满意度的评价对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基于本研究的分析结果,为探索主观幸福感的形成因素提供一种研究方法,并且为进一步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提供了理论基础。     

中国收入流动性再探讨

 本文利用“中国营养健康调查”(1989-2006)数据,从不同角度测度了中国收入流动性,分析了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并按不同收入阶层对收入流动性进行分解,最后考察了个体的教育特征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和农村的收入流动性都先上升后下降,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背景下,收入流动性降低加固了现有收入分层,形成“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收入流动性并未改善社会福利;低收入阶层对总体收入流动性贡献最大,但大都在中低收入阶层内部变动;同时,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不易向下流动,城市个体尤为显著。因此,在制定收入分配、教育政策时对低收入群体进行扶持,将有利于促进合理的收入流动进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收入增长、收入波动与城镇居民财产积累

本文根据1995年和2002年住户调查数据,讨论了居民收入增长、收入波动以及住户特征对于城镇居民财产积累的影响。本文发现在1995年的家庭财产持有行为中已经具有明显的预防性动机,收入波动对于家庭的财产积累行为具有重要影响,而2002年中这种效应则有所下降。城镇居民在这一期间持有财产数量的增长主要是由收入增长所解释。此外,预防性动机在整个财产分布中的变化趋势在两个年份中是相反的,1995年财产分布低分位点钟具有更强的预防性动机,而2002年则相反,预防性动机随着财产分布分位点的上升而增强。如果控制收入、收入波动以及生命周期等储蓄性因素,户主特征对于财产积累的解释作用非常有限。     

中国的财政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

 当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正呈现日益扩大的趋势,导致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政府的财政投入不足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政府增加财政支出是否能有效引导农民收入增长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呢？我们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系统广义矩(system-GMM)估计方法的研究表明,这取决于地方政府在追求本地GDP高速增长的政绩最大化条件下,利用自身财政自主权所选择的不同支出结构——在财政分权的背景下,即使财政投入总量增加了,城乡收入差距也未必会缩小,只有倾向于农业投入以及科教文卫支出增加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才能有效减轻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社会核算矩阵的厦门市产出与居民收入乘数分析

 内容提要：基于厦门市2002年投入产出表及其它相关数据,笔者构建了厦门市2002年的宏观社会核算矩阵,并对居民账户进行了细分。在此基础上,利用基于社会核算矩阵的SAM乘数模型,本文考察了各类产业在外生冲击下的产出效应和居民收入效应,并分析了外生冲击及转移支付对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产出乘数和居民收入乘数较高的行业分别是那些与其它行业具有较高关联度的行业和对社会就业带动作用较大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厦门市当前经济的结构和转移分配都有利于改善当前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但前者的效应不大。     

Measuring Social Tension from Income Class Segregation

We develop an index that effectively measures the level of social tension generated by income class segregation. We adopt the basic concepts of between-group difference (or alienation) and within-group similarity (or identification) from the income [bi]polarization literature; but we allow for asymmetric degrees of between-group antagonism in the alienation function, and construct a more effective identification function using both the relative degree of within-group clustering and the group size. To facilitate statistical inference, we derive the asymptotic distribution of the proposed measure using results from U-statistics. As the new measure is general enough to include existing income polarization indices as well as the Gini index as special cases, the asymptotic result can be readily applied to these popular indices. Evidence from the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data suggests that, while the level of social tension shows an upward trend over the sample period of 1981 to 2005, government’s taxes and transfers have been effective in reducing the level of social tension significantly.     

县域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与收入关系分析

 本文利用福建省县域居民消费样本调查数据,基于空间相关性和扩展线性支出系统,对我国县域居民消费结构与收入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可支配(纯)收入对居民的各类消费具有显著的影响,而且对八类消费的作用强度不同;旨在提高居民收入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能够促进消费需求,针对不同边际消费倾向的政策可以更有效地引导居民消费。本文的分析不同于以往对居民消费结构的研究在于：一是直接使用居民生活状况调查的微观数据进行ELES模型的参数估计,改变了仅使用七类收入群体数据的局限;二是在ELES模型中引入空间因素,考虑了因地理相邻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更为客观合理。     

中国劳动报酬占比变动的统计测算与结构解析

只有厘清核算口径及相关的数据修订情况,才能测算出劳动报酬占比的真实数值,进而找准其变动的根本原因。本文首先依据资金流量表的最新修订资料,充分考虑劳动报酬指标核算口径的两次重大调整及与SNA推荐口径和真实意义口径的差异,重新测算了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然后在纵向分析和横向比较的基础上,从正规与非正规部门结构视角解析给出中国劳动报酬变动的根本原因及相应的政策着眼点。     

跨方言区流动、自选择与劳动力收入

本文基于2012和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考察劳动力跨方言区流动对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与在同一方言区流动的个体相比,跨方言区流动收入要高31.9%;对于跨方言区流动的劳动力而言,跨方言区流动对收入的平均处理效应为30.5%,如果在同一方言区流动的劳动力选择跨方言区流动,其收入反而会减少3.9%,说明不同个体在流入地的选择上是基于其比较优势做出的决策。进一步,本文还发现跨方言区流动的劳动力无论选择在同一方言区流动还是跨方言区流动,均能获得较高的收入,在流动决策上具有绝对优势。在考虑了测量误差和极端值以及排除其他干扰因素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     

收入波动与基尼系数:关于收入不平等的一个讨论

 本文建立了一个考察收入波动与基尼系数关系的模型,并通过计算机模拟实验证实：给定任何终生收入不平等状况,收入波动性增加都将导致各期的基尼系数增大。即,在终生收入不平等状况不变的情况下,各期的基尼系数也可因收入波动性增加而增大。考虑到我国经济转轨进程中家庭收入波动性日益增加的事实,则本文结论意味着,仅以基尼系数为判断标准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高估我国的家庭收入不平等状况。     

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分析

综合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进程和城乡收入差距三者联系起来,初步判断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非线性的;然后采用2005-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当城镇化水平处于初级阶段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越过第一门槛值进入中级阶段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减弱为不显著,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仍在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越过第二门槛值进入高级阶段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都表现为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剔除样本中的极端值、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另外,分地区来看,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样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但不同区域的表现不尽相同,东部和东北地区的门槛效应均表现为倒“U”型;西部地区则“慢半拍”,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中部地区则仅存在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的单门槛效应。文章分析了其中的原 因,并给出了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