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

文章建立东部、中部和西部面板数据模型,从二元经济结构着手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城市化进程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预算内财政支出中科教文卫比重变化对不同区域有不同影响。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分析

目前,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影响了社会的公正与稳定,故将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外贸依存度以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发展速度作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变量,通过建立协整回归和误差修正模型得到反映它们之间长期均衡与短期波动的表达式。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发展速度是影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的主要因素。     

城乡建设一体化：缩小城乡居民生活差距的根本途径

城乡居民生活差距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缩小城乡差距是构建和特社会的基础，近年来,随着各项“增资提补”和“惠农”政策的快速落实，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同步增长，生活消费水平稳步提高。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仍然有继续扩大趋势。为进一步探讨缩小城乡居民生活差距途径,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对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     

余姚市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城乡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由于长期受城乡二元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我市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逐年扩大趋势。如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遏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既是我市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需要,更是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流动人口的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实施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问卷》数据,探讨回归模型中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研究中国流动人口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收入差距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这种影响在不同就业身份的流动人口之间存在异质性,个人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雇员群体中表现为显著的U型,在雇主群体中表现为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在自营劳动者群体中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家庭总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雇员和自营劳动者中都表现为显著的U型关系,在雇主群体中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环境“二维化”视角下的居民幸福感量化研究：来自中国CGSS数据的新证据

幸福不仅是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更是人们生活追求的最终目标。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创新性地从环境“二维化”这一研究视角,将环境因素划分为两个维度,即客观存在的环境污染因素与居民主观的环境行为,采用优化的两阶段有序Probit回归模型,沿着“客观存在的环境污染因素——居民幸福感”和“居民幸福感——居民主观的环境行为”两条研究思路展开实证分析,在实证过程中引入控制变量及工具变量,同时对经济因素及地区因素可能导致的组群差异进行考量和比较。结果显示,无论是环境污染对居民幸福感,还是居民幸福感对居民环境行为,其影响均是显著的,且具有异质性;环境污染通过影响居民的身体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活动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而居民环境行为则因个体收入和居民幸福感程度的不同产生差异。本文对环境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作用机制展开深入分析,为政府出台环境政策的制定、提升居民幸福感及居民环境行为贡献度奠定理论基础。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十分重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如何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 1、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极其深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多年的分割状态虽然被打破,但“二元结构”的矛盾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其一,宏观收入分配政     

收入、社会地位比较与主观幸福度——以收入为门槛变量的经验研究

收入和社会地位比较如何影响个体主观幸福度,随着使用数据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基于2015年CGSS数据考察了个人总收入(简称收入)、社会地位比较对主观幸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不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收入对主观幸福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门槛效应;社会地位比较相关变量对主观幸福度有着正向的作用,其中家庭经济地位比较对个体主观幸福度影响程度较大;控制基本人口信息变量、社会地位比较相关变量后,收入对个体主观幸福度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存在门槛效应,收入高于门槛值的群体感觉幸福的可能性更高,且在婚姻状况、主观家庭经济地位、社会公平等变量对主观幸福度的影响程度上显著不同于低于门槛值的群体。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新型城镇化推进的关联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持续扩大,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带来日益严重的负面影响.通过测算湖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城镇化率,分别描绘出湖北省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变动轨迹及发展现状,进而实证分析湖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镇化建设的动态关联.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城镇化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产生正向冲击,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同升同降的长期关系.对此,文章提出推动中心镇镶嵌发展,带动周边农村地区建设,加快推进“人的城镇化”,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政策建议.     

国民幸福感的指标体系构建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LASSO的筛选方法

国民幸福感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的终极目标。借鉴已有研究文献的幸福指数量表,本文构建一套适合于测度中国国民幸福感的指标体系,并通过全国性的问卷调查获取相关数据。为了有效地选择重要变量和消除估计偏差,本文采用新近发展的重要统计方法LASSO筛选法,先从6个个人特征变量和40个维度变量中筛选重要变量,然后再进行回归系数估计与显著性检验。回归结果表明：①性别、婚否和学历水平3个个人特征变量对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②9个维度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家庭生活满意度、自我价值评价、社会福利保障满意度和生活方式健康度评价对幸福感的影响最为显著。在此基础上,本文又分男女、城乡、南北三个组别进行考察。最后,提出旨在提高国民幸福感的政策举措。     

二元经济结构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分析了二元经济结构制约农民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机制。借助2003年全国31个省区截面数据从静态角度实证分析二元经济结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显示二元系数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对1978-2007年二元系数和城乡收入差距指数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二元经济结构是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进一步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发现二元经济结构的持续增长将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刺激作用会增强。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相对低下的问题,关键在于及早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农村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主成分分析与多变量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研究了中国不同省份之间农村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与影响效果。研究发现,农村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在不同省份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在东部省份最显著且程度最高,在中西部并不明显;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加快商业金融发展、促进金融业合理竞争的金融手段更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财政支持措施比金融手段更有利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     

市场化改革与城乡收入差距收敛——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1996-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在不同市场化水平情况下,检验城乡收入差距收敛的阶段性,通过门限面板计量模型对市场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市场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一阶非线性关系,当市场化水平处于某一特定门限值下时,市场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市场化进程发展到超过这一门限值时,市场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东部地区要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相对差距,则对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则更高;以城乡恩格尔系数和东中西部的稳健性检验也证实了上述结论.另外,研究发现,GDP增长率和第三产业占比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对外依存度、财政支出增长率以及外商投资占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则不显著.     

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反贫困

本文在三部门经济框架下拓展了Harris和Todaro(1970)关于劳动力流动及其经济与社会影响的H-T模型,对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增长效应和贫富调节机制开展了理论及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层级在地区之间的梯度分化与城乡之间高达1.9~2.6倍的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以及在不同城镇之间跨区流动的根本原因。养老保险可携带性是通过改变流动成本和流动收益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效率和流动方向,具有显著的收入增长效应和贫富调节作用。提高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在2000—2019年间可使农村劳动力收入提高 35%以上,并可使城乡劳动 力收入差距减少15%~34%。有力地验证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在城乡协同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中的积极作用及其进一步完善的必要性和方向。     

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分析

综合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进程和城乡收入差距三者联系起来,初步判断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非线性的;然后采用2005-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当城镇化水平处于初级阶段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越过第一门槛值进入中级阶段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减弱为不显著,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仍在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越过第二门槛值进入高级阶段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都表现为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剔除样本中的极端值、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另外,分地区来看,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样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但不同区域的表现不尽相同,东部和东北地区的门槛效应均表现为倒“U”型;西部地区则“慢半拍”,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中部地区则仅存在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的单门槛效应。文章分析了其中的原 因,并给出了政策含义。     

劳动保护、工作福利、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城镇就业

 基于上海1446份农民工调查样本所建立的有序Probit模型及实证分析显示,工资收入、工作福利、社会保障、个性特征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有显著影响,而劳动保护、权益侵犯的影响并不显著。工资收入等经济因素是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的核心因素,农民工劳动保护和权益保护意识还不强。因此,要应对“民工荒”,关键是要满足农民工的物质需求,给予农民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特别是企业要提供较高的工资水平和良好的工作福利,城镇相关部门要提供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并关注农民工在城镇的生活支出和成本等。该研究对于揭示“民工荒”的成因,保持农村劳动力有序、平稳、持续地向城镇转移,具有重要意义。     

20年来张家界旅游发展的民生福利考察

依据“从旅游中进去,从民生中出来”的研究思路,在构建概念模型基础上,运用1989-2009年张家界统计数据,利用居民收入增长弹性系数、森指数、基尼系数、居民收入比指数、消费差距比指数和旅游服务密度指数6个指标,对张家界民生福利改善过程的整体情况和城乡差别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张家界城乡居民从旅游业发展中所获得的收入增长基本同步,居民收入增长慢于旅游产业的增长;同时,在城乡居民之间也存在差距,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弹性比农村高0．05;（2）张家界旅游开发带动民生福利改善,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是不平衡的,农村居民福利改善的速度既落后于城镇居民,也落后于财政收入增长;（3）随着旅游服务密度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比和消费差距大体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     

非均衡发展战略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运用非均衡发展战略理论构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成因的理论框架。利用2005—2008年中国省级的数据资料,建立了panel data模型,实证研究中国偏向城市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就业政策、贸易政策以及偏向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非均衡发展战略所衍生的一系列偏向城市的制度和政策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逐步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统筹城乡发展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基础。     

中国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分析

本研究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1989-2009年的追踪数据,使用多层线性交互分类模型估计了全国教育收益率的总体变化趋势,并通过引入宏观经济发展指标来考察教育收益率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1世纪以来全国教育收益率并没有延续以往快速稳定增长的势头,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制度变革和经济结构变化对教育收益率的变动都有显著影响.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本研究还比较了城镇和农村地区教育收益率变动趋势的差异,农村地区教育收益率先高后低反映了我国先农村后城市的改革开放进程.     

个人所得税、减贫效应与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益贫性

本文结合国际前沿收入分配测度方法,基于贫困增长曲线（poverty growth curve,PGC）和收入增长相对益贫性（Relative pro-poorness of Growth,RPG）测度指标,应用2013年发布的新一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微观数据,从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益贫性这一新视角分析个人所得税的减贫效应及其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由此阐释个人所得税对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益贫性的影响机理,并得到更具针对性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