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向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向度是指文化向度和大众化向度。从文化的向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来源,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型民族文化形式。从大众化的向度看,必须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是理论内容常识化、与公众实践相结合、走进日常话语、融入日常意义、引领大众等五个方面的统一。     

文化自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从文化自觉的内涵看,文化自觉是从文化与实践的关系角度上的理解,是从文化与民族的关系角度上的理解,是从文化与创新的关系角度上的理解。从文化自觉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文化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文化整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文化提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当前,需要以文化自觉为基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性;以文化自觉为途径,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性;以文化自觉为方法,提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性的文化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成为现实性,现实性是从可能性转化而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因素很多。本文试着从文化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一是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可能;二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先进的文化,能够进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视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可能性因素之一;三是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内容上的契合性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可能;四是近代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建立繁荣富强的国家的过程中形成的求解放、求自由、求民族独立的精神文化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可能。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属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指中国化的成果,不论过程还是成果,无不包含鲜明的文化特征。同时,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确立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属性,解决了困扰中国多年的两难文化困境。从文化维度、文化向度和文化态度三个方面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属性,以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找到理论依据。     

选择与会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

从制度文化的视角看，社会现代化转型伴随着文化自觉，这是文化现代性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文化主体和客体会通重构、整合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双重文化意蕴，既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又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中国化是中国近代历史对外来制度文化的必然选择，是中国思想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但是，文化传统的消极方面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曲折坎坷，留下了思想文化的教训。     

文化视阈下的党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文化视角下考察党史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厘清二者交融契合的辩证关系.从文化形态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史文化一以贯之的文化源泉,党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生动的形态呈现；从文化范式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合乎逻辑地为党史文化提供先进的范式母本,党史文化则顺理成章地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转换；从文化创新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党史文化生成发达的文化根系,党史文化则与时俱进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营造全新的文化境域.     

抗战时期的"中国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抗战时期形成的“中国化”思潮是一个广泛而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表现为三民主义儒学化、新儒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个不同的发展路向。不同的路向,有着不同的归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路向,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正确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找到自己的表现形式。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重构了中国文化结构,重塑了中国文化精神,成为中国新文化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     

论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

把握和阐明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主要有三大密切联系的分析理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文化谱系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化谱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文化谱系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文化谱系为主线,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整合以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整合,强化和更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我认同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生动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新视野、新气象、新境界。     

浅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在介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融合,最后指出要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区域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湖南为讨论中心

所谓马克思主义区域化，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国家的区域性实践中实现本土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于区域化，不同区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文化的、主体的、实践的等动力，这些动力是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合力的重要因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区域化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来说，湖湘文化所蕴含的典型文化特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文化动力，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通过传播、应用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其中国化提供了主导动力，中国共产党湖南组织领导的革命实践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根本动力。     

近代基督教在中韩两国传播之比较

近代以来,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先后进入了中韩社会,开始了与传统的东方儒家文化的接触与碰撞,冲突与交融。但是,基督教在有着相似社会背景和相同文化类型的中韩两国的传播进程却有很大差异,较之中国,基督教在韩国取得了更大的成就。究其原因,两国的政治环境、文化特点以及基督教在两国进行文化本土化的程度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中国当代的消费主义文化——以电子产品的消费为例

在当下中国,在外来文化特别是商业文化的冲击下,传统的消费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内涵也越来越深刻。首先,电子产品以其独特之处以及其在消费市场所构成的特别消费现象,成为中国当代消费主义文化的基本态势,商品作为某种特定的符号意义进行生产消费。其次,传媒和中国当代消费主义文化的联系更加紧密,时尚在促进文化交流、活跃市场经济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巨大,但也造成国人消费观念的畸形发展。再次,传媒在影响中国当代消费主义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积极变化:传统媒体信息传播方式发生改变,媒体对消费个体单向度的信息灌输变成了有消费者参与的信息传播的双向互动过程,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个人在信息的选择上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性。     

“西学东渐”与朝鲜“实学”的近代化价值取向

朝鲜“实学”派学者们所积极倡言的“经世致用”、“利用厚生”、“实事求是”,容纳外来文化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开明改革主张,是由“西学东渐”形势促成的;这必然促使朝鲜逐步学习西方先进的近代化知识与思想观念,从而为朝鲜民族通过近代改革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奠定实学基础。因此,朝鲜实学中已经有了近代化价值取向的萌芽,是朝鲜在传统文化走向近代化的转变中产生的一种过渡思想。     

乌克兰国民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调查研究

乌克兰不同年龄、身份、文化程度、职业的公民心目中,中国在中国崛起、传统文化形象等方面呈现出良好的积极正面形象,但在社会稳定、环保、中国制造、公民形象等方面存在一些消极的负面形象,反映出中国形象在海外塑造的路径、深度和内容都存在明显的不足。中国应当加强对外传播的针对性,深入研究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路径和内容,完善人才合作培养的规模和深度,增强孔子学院传播中国文化功能,提高中国公民素质,打造“中国制造品牌”。     

19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与想象——以陈衡哲主编的《中国文化论集》为例

1 9 3 1年,由陈衡哲主编的英文著作《中国文化论集》由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正式出版并提交给了在上海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次年会。该书集中批驳了西方思想界流传的关于中国文化“停滞不变”、“盲目排外”及“缺乏宗教情感”几个观念,并认为中国文化一直在变,从不拒绝外来文化,而且曾有浓厚的宗教情感。由于该书是写给西方人看的,因此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人时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与想象。     

目的语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影响——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的早期译介

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早期译介(1856-1920)经历了西方传教士的最初评介、清末思想家的大力倡导和清末翻译家和演艺界的改译和演绎几个阶段,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译介深受目的语文化语境的影响。目的语读者需求和目的语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是造成莎剧中国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17～18世纪的儒学西传及其对欧洲哲学的影响

自利玛窦将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又将中国文化传送西方，进行了文化的双向交流以来，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就成为了两种并行不悖的方式，而东学西传又谈之甚少。本文主要谈东学西传中的哲学思想，就17-18世纪儒学西传的历史，以莱布尼兹为例，展开论述儒学西传的过程和影响，随之进行反思，对其文化意义、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进行评述。     

基于数学模型的留学生中国社会认同度调查及其对策研究

汉语热持续升温,来华留学生和在华居住工作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之间,对外汉语教学能找到全球化、改革开放、WTO、奥运作为超链接,但数十年发展的时间落差、跨越大洋的文化误解真的可以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完全合拢？本文在首次留学生中国社会认同度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将采集到的数据用数理统计FORSTAT软件加以汇总和分析,得出关于学习生活工作不同维度和了解接受热爱三个层面的结果,为教师传播中国价值观提供科学依据和可行性方案,有利于更好发挥对外汉语教学的社会功能。     

“阿包”:已知19世纪宁波首位圣公会教徒

原事裁缝业的“阿包”在1846年成为了19世纪宁波首位圣公会教徒。“阿包”信仰笃定,主动向身边的底层百姓布道,成果得到了传教士的肯定。“阿包”个性外向,但有时也脾性不定,这点深深地左右了他与传教士间的人际往来。1858年秋日,他与原本信奉罗马方济各会的中国医生“丁先生”展开了多次教义舌战,最终“阿包”打动了“丁先生”,推动其转入圣公会。“阿包”能以低微社会身份取得较大传教成果的原因主要有三:首先,他有着独特的身世资源,可以与底层民众心心相印;其次,他具备良好个人魅力,能动人以情;复次,他与传教士间有职业、宗教双重纽带绑定。在近代中西交流史上,“阿包”案例不仅构成检视外来文化“在地化”的良好样本,——近代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历程从来不是精英“独创”,。     

传统节日文化“西学东渐”下的文化自觉

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态,其文化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寓意深刻,其庞大深厚的体系,成为民族文化传统传承的重要载体。但是,随着＂洋节日＂搭乘西方文化的快车迅速传入中国,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留存及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日渐衰微。所以,在当前＂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对待西方节日文化应保持理性的文化自觉,不但要充分认识传统和现实,实现传统节日文脉精华的传递,还要与西方节日文化进行和谐对话,通过现代化的调试,为传统节日文化注入时代的血液和丰富的营养,不断地提升其与时俱进的品质。